（一）地下与纸上材料相配的问题
学界经常讨论的“考古与历史如何相配”的问题，在提出伊始就反映出对历史学的误认。历史学并不是对传统经学中《春秋》《尚书》或《史记》的研究，也不是经、逸不分的“文献学”。历史学研究人及社会在不同时空中的生活，在此研究中所采用的史料与方法不宜受到限制，其中，文献学、考古学及其一切分支，当然皆属于最核心的方法。考古学含有很多专业技术，但发明这些技术的最终目标还是在厘清、复原古人生活，所以考古学不能做与历史学无关的独立的主体。
换言之，“考古与历史如何相配”是一个假命题，重点是考古学与文献学搭配的方法，及近百年前王国维所提“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训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无论如何，考古学与文献学是历史学互不可缺的两只手，所以地下材料与史籍记载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无疑是准确的历史研究方法。对此王国维也表达得很清楚：用地下材料补正纸上材料，了解文献哪些部分符合史实。不过在后期“二重证据法”的使用中，很少有人深入思考所谓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配合使用与补正这一问题，反倒把王国维的“补正”读为“补证”，即把地下材料的作用降低为配合与证明书籍所言。
这一点牵涉到最基本的问题：在地下与纸上材料之中，哪种才是第一手的基础材料？而哪种是多次经过后人加工而带有后人意识形态的材料？在学界长期将“二重证据法”奉为上古史研究圭臬的同时，也存在把直接的一手材料和间接的不知几手的材料颠倒过来的情况。具体到夏商研究，便出现以文献为主导、考古材料相配合的学术论证与认识演绎过程。这种研究，显然与历史真相和科学探索越行越远，使上古史研究变得类似于西方的圣经考古：仅仅通过考古发现和发掘来印证古史记载的正确性。将来先秦史的研究，应该从一手考古资料着手，并认知到文献的形成立场，进而摆脱其目的性以及后世国家创造自己历史的意识形态，依靠事实的材料追求复原远古历史真相。
考古材料是古人无意中留下来的，现今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一般情况下不会带有古人刻意为后世留下来的假貌，因为古人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会考虑如何把自己的生活表现给后世，同时考古资料也没有经过后人的改用。所以，考古发掘是直接接触到古人生活的途径。困难在于如何发掘、厘清和理解地下考古材料。对此，今日考古学除了地层学、类型学之外，已包含了很多精确的科学方法，并且可以不断地进行互补对照。但是考古材料经常缺乏类似于文字的自我介绍，其含意所指经常朦胧、含混而多样，具有很多不同的解释维度，因此需要经过多次判断、互补参照、尝试复原，且很难用肯定的口气说话。文献则相反，它不仅记载得很肯定，而且直接告诉我们发生过什么事及事中不同人的角色。问题是：文献所载是否真的发生过？是否就是按照文献叙述的样子发生过？参与人的角色是否本来就如此？为了更加准确地理解考古学与文献学相配的方法，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以那么直接而肯定的方式来说话的文献，到底是什么样的材料？
（二）文献与史料：概念之区分
虽然文献蕴含了过去人的生活，但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研究，文献所表达的首先是其撰写的时空，而不是它们所描述的时空。例如屈原的作品首先代表了战国时代的楚国，如果牵涉到更古老的时代，也只不过代表了战国时期的楚人对过去的认识；当然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战国时代的版本，虽可以考虑历来累积的细微变化，但未必完全符合屈原的原意，所以严格来说，现有的版本不完全是屈原时代的文献，除了表达战国楚人的观念之外，还蕴含了后期人的抄录及理解的痕迹，显然根本不能表达战国之前或非楚国人的生活。司马迁的《史记》源自西汉，同样也只能作为西汉的史料，而且其不仅仅是单纯表达西汉人对历史的认识，更加彰显的是西汉帝国所建构国家历史的意识形态。此乃文献学作为历史学方法的最基本原则。换言之，在属于西汉的史料中，我们有考古发掘出土的西汉考古资料、西汉简牍帛书等出土文献，以及源自西汉、在西汉撰写的传世文献，其中前二者属于一手史料，后者因为没有当时的版本，所以只能属于非一手的史料。是故，《史记》是西汉且非一手的史料，绝对不能将之用作西汉以前的史料。
张光直曾经提出过相近的论述：“所谓先殷神话，就我们所有的文献材料来说，实在不是先殷的神话，而是殷周的神话。固然殷周时代的神话所包含的内容，是讲开天辟地以及荒古时代一直到商汤以前的事迹，但就我们所知所根据的材料而言，它们实在是殷周人所讲的。殷周人的神话无疑是殷周文化的一部分，但他们未必就是先殷的史实，甚至不一定包含先殷的史料在内。先殷的考古固然未必能证实殷周时代的神话，但殷周的考古与历史则是研究殷周神话所不可不用的文化背景。很多史学家恐怕是上了古人的当：殷周人说他们的神话记述先殷的史实，我们就信以为然，把它们当先殷的史料去研究；研究不出结果来，或研究出很多古怪或矛盾的结果来，都是可能的。因此，我们觉得，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乃是：殷周的神话，首先是殷周的史料。殷周的神话，有无先殷的史料，乃是第二步的问题。”
笔者之所以大段引用张先生的话，是觉得这些话值得反思。张先生指出文献是撰写时代的史料，而并不是这些文献所描述时代的史料。这是非常准确的，可惜，迄今很少有人留意到这一点。不过，张先生认为古史传说在殷周时期定型，这一判断的时代有点过早，传世文献中留下最早的记录，如《尧典》《舜典》《逸周书》的某些部分等，从语文表达来看，其撰写来源不早于西周晚期，虽然学界也有认为它们的时代会早到西周早期的说法，但西周晚期说的证据较为坚固；a西周铭文上也很少能看到关于殷周以前的记录。到了战国时代，相关的文献才多一些，包括出土的楚简以及传世的大部分《尚书》和《逸周书》的篇章、《左传》《竹书纪年》等，但同时我们不应忘记，《尚书》和《左传》等在汉代曾经过经典化的修编，其文义蕴含了很多汉代认识的人。秦的《吕氏春秋》、特别是西汉的《史记》虽展现出较完整的古史记录，但将有关古史传说的记载视为殷周的史料也不妥，其相应的时代没早到殷商，最早能到西周晚期，不过由于汉代编修古籍的活动，总体来说，还是代表汉代较多，是以汉代史料为主，零碎地包含有西周晚期、春秋战国的作文。
也就是说，早期历史传说记录本身只是战国秦汉的文献，并没有一个文献能够直接表达远古社会的情况。那么，后人的记载是否完全不可靠、不能用？张光直倾向这种态度，并认为关于殷周以前故事的记录，“恐怕永远也不能在考古学上找到根据。这是由于考古这门学问的方法和材料的性质使然，是没有办法的事。”在这点上，笔者不那么悲观，认为后期的文献是可以用的，并且通过考古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了解汉代文献所隐藏的古史真相，核心的问题不在于调整考古方法，而在于调整文献阅读方法。绝对不能直接用文献，以为历史就像文献中所写的那样发生，而是要详细对文献进行分析。
在此，笔者强调，文献中也有地层学：传世文献亦犹如考古遗址一般，从其形成到留传至今的整个过程中，经历了重重迭压和扭曲，最后才形成现今看到的样貌。因而阅读文献，首先需要在文献中做犹如考古地层学一般的疏理和分析工作，理清文献在历史岁月中曾经有过的地层迭压关系，仔细观察后期历史迭层中的分层等，从后人完整讲出来的故事中，经过溯源，抽出后人编成的完整故事中的合理碎片，这些碎片或许真实源自其描述的时代，然后分析其可能的来源，再与一手考古资料相比对，以考古成果为基础来批判地观察古史传记。虽然后期的文献并不是古史的“史料”，但却能够部分地协助我们理解实际史料中的线索。当然，如果不采用批判的态度来读后期文献，文献的协助反而容易变成为误导。考古学与文献学相配的难度就在于此。如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解读显示，《史记?殷本纪》所记录的王号与一手的出土资料大致相同，王国维利用小屯出土的甲骨考证《殷本纪》所记载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这也能证明司马迁撰《殷本纪》没有凭空想象，他手里应该有参考资料，即从两商以来留下的王谱以及各种传世记载。b这种结论毫不奇怪，一切记载、传说、神话都有其实际源头，只不过在此实际的源头与文献所记载的最终样貌两者之间，绝不能划等号。
虽然甲骨文的发现让王国维可以做很好的商王对照表，并相配于相对准确的商王年代表。但该研究给后世留下两项负面的遗产：一是完全相信《殷本纪》所言，认为既然大部分王号在甲骨文和《殷本纪》上相同，所以《殷本纪》对商史的叙述也可信；二是认为既然《殷本纪》可信，《夏本纪》应该也可信。在秉承前人有关信古和疑古讨论的基础上，笔者拟在此提出“探古”的概念与研究方法。探古的核心概念是不否定中国远古历史的存在，不否定传说中有真真源自远古的成分，一切神话都不是虚构、凭空而来的；但是，“并非虚构”并不意味着传说完全能够表达历史真相，“并非虚构”和“表达真相”两个概念应该加以明确区分。这个问题涉及到两个层面：其一，后人所传承和记载的历史文献到底是什么样的资料？如果准确定义的话，这些其实都是神话资料。其二，人们编撰历史文献有什么目的？实际上，正是由于他们的目的决定了文献的样貌，因此前文已强调：历史文献是撰写时代的史料，而不是其所叙述时代的史料。只有从这一“探古”的态度出发，细致阅读各种史料，方能从各种史料之间的对话中了解其所隐藏的古史。
（三）历史文献为“神话”的定义及说明
在此笔者需要特别说明，从信古、疑古学派的辩论以来，学界都是将“史实”和“神话”当作两个相对的概念，并用“神话”一词否定这些文献有参考价值，认为这是后人想象出来的故事而已，而将所谓“史实”当作历史上真正发生过的事情。然而很多学者却对此态度并不认同，如王国维曾经提出：“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不分，史实之中故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王晖论述说：“古史也不能全是‘神话’。因为原始生民人神混杂，民神不分，故传说中人王与神帝可以互相转化，历史人物与神话人物也可以互相转化。”这些话都说得很准确，但是以笔者浅见，重点不在于传说中是否讲到神或历史人物，而在于这些传说形成及流传中曲折的演化过程。它们都不是严谨的历史记录，无论是说到神奇对象或实际人物，从文献的形式来说它们都应该归类为“神话”。一切晚期编撰的叙述古史的文献，都应该归类于“神话”类型。笔者将之定义为“神话”，并非质疑其文献不可靠或是暗指其仅为在人们想象中产生的形貌。“神话”只是一种文献的种类，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诸如苏美尔神话中的吉尔伽美什，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或亚马逊人、半人马，或犹太约瑟、大卫王、摩西等故事，都属于神话类型的文献记载，但在各文明中皆被视为历史，且在一定程度上奠基于史实、反映出史实。因此笔者同意王国维的观点，不要将“神话” 与“史实”视为相对的概念，那些被记录下来的古史传说虽有史实的成分，但却早已经过屡次转变而被神话化了，故亦是神话，而在其深入不明的内层中隐藏了史实素地。
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经过口耳传承后被记录下来的古史，早已变成“神话化的历史概念”，且在经由漫长时间的演变后，最后又成为“历史化的神话”。这代表了文化中对古史神秘化、神圣化的理解，即一种超越性的“神史”理想。这一类“神史”充满形象，并经常用不同的形象表达相同的事件，从不同形象的角度表达观念和理想。中国神话的语言，经常使用神兽形象来发声，这更加表明，在中国上古精神文化中，神兽崇拜占有关键性的地位，包括大部分历史英雄，既被描绘为人，亦被描绘为神兽。
神话创造和理解史实是各地历史研究中两种并存的趋势，中国显然也不例外：如黄帝、颛顼、蚩尤、尧舜、禹汤、文武等故事。传世文献描述出夏商周三个异族统治者的朝代：成汤克夏，而武王克商，其三代的兴衰情况都很相似，显然是一种神话化的历史结构。甚至在更晚的历史记载中，都表现出神话性结构，如“褒姒不好笑”“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如果将其看作为真实的历史记载，如何理解这类冰山美人、“不爱笑的公主”的故事，为何会广泛出现在各个不同文明的神话之中？许多中国历史文献所记录的内容，皆具有典型的神话结构，故我们在研究此类文献记载时，需要使用结构文献学的研究方法来了解其核心，了解神话故事所蕴藏的要点及其中的各种成分，以进一步探索其所隐藏的意思。
神话的形塑过程是个谜，在它形成现有文献所记载的样貌之前，不同时空之人的观点早已融合为难以分离的线团，诸多不同来源之元素合为一体。但是因为一切记录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对研究者而言，所有的文献其实就是一种密码，各种上古多元文化的元素，则被一并隐藏在这些密码之中。
（四）传说记录所蕴含的因素
汉代才定形的五帝和三代的历史故事，经过来自三个不同层面因素的塑造，才成为现今看到的样子：其一是原有的生活、社会、国家和英雄，即故事的实际根源。其二是后世对古代社会的留传，从尧舜禹汤时代到汉代能留下多少传说？传说留传的漫长过程，经历了很多不同社会与政权的兴衰、组成与解散。其间大部分故事无疑已失传了，但也有些故事没有被忘记，这完全取决于后世人的选择并含有很大的偶然性。这些有幸被留下来的奇特故事是否有相同的来源，或在中国多元的历史地图上源自不同的区域？如果把这些稀罕的、零散留下来的、来自不同时空的故事残片组合拼凑在一起，所获得的神话故事就能够符合实际的历史？显然不可能。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司马迁为什么还是撰写了《史记》？这里涉及到第三个因素：我们可以称为“政治订购”。如果目的为统一天下，不能只统一交通、货币等现实生活，采用武力、刑法等手段也只能达到将诸国临时合并的目标，如果追求稳定地统一天下，一定需要塑造统一的思想以及善恶标准，还需要统一人们对自我与国家的认识，因此也需要统一大家的历史观念与历史认识。如何统一呢？就是从稀罕零碎的残片中，重新建构一脉相承的一元史。
战国时代，商鞅在追求使秦国强化的政策里，特别强调“民壹意”“作壹”“民朴一”概念：“壹，则少轴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君修赏罚以辅壹教，是以其教有所常，而政有成也。” 虽然商鞅身处自己的历史时代，其初衷只是在于追求使秦国从弱变强，并没有考虑到统一天下，但已经在历史舞台上提出了“壹意”为建国的核心方法。到了秦嬴政，为秦建构天下大一统意识形态的吕不韦，将统一历史视作为其统一思想的重要部分。如果各地人们观念里继续存在自己独特的历史观、独特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那么各地统一为“天下”的目的就很难实现。是故，在多元的中国历史中，吕不韦所编的《吕氏春秋》，首次强调涵盖全天下的国家历史概念，并以阴阳五行概念为基础，建构大一统的天下历史，而且在《有始览? 应同》篇专门叙述了这一新创造的历史概念。
西汉政权虽然表面上否定秦，但实际上传承了秦；同理，虽然司马迁不会承认自己学《吕氏春秋》，但实际上《史记》以阴阳五行概念为基础的一元史遗传自《吕氏春秋》。不过无论是如何看秦与汉、《吕氏春秋》与《史记》之间的关系，重点是司马迁是因为有“政治订购”，从多类零散残缺的故事中建构了完整的一元史，以《本纪》为主轴，以《世家》为与主轴有密切关联的周围，《世家》中诸国的君室一定与《本纪》中的帝王有血缘或君臣的关系。因此《史记》是西汉史料，代表西汉政权所要求建构的自己的历史。只是因为西汉是这一世界史中最成功的帝国，成为大一统中国的源头，所以西汉所创造的历史2000 余年来一直被流传，深刻影响着后世的历史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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