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正元与革胡的故事
朱玉学
央视三套《黄金100秒》栏目，播出了演奏民族低音乐器革胡和低音革胡的节目，使销声匿迹20多年的革胡再现舞台。此时坐在荧屏前，年近八旬的著名音乐家、作曲家、革胡演奏家彭正元先生心潮澎湃。早年他跟随杨雨森、吴滋琪两位老师，学习、参与研制、示范演奏革胡，是经历革胡研制过程的见证人。回首往事，彭正元先生感慨万千，心中泛起那些既难忘又鲜为人知的层层涟漪……
勇开先河
建国初期，为改变民族管弦乐队西洋乐器占据低音声部的局面，遵照周恩来总理“要搞出自己的民族低音乐器来，造型要美，声音要好听，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演奏方法”的指示，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力排众议，大力倡导支持民族低音乐器的研制。
1958年，彭正元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主修钢琴，副课是二胡。初一、初二的二胡老师是张怀粤和卢建业，初三换了刚从沈阳音乐学院调入上音的杨雨森老师教习二胡。教习中，杨雨森老师暗自喜欢上这个勤奋刻苦，老实忠厚，肯于专研的学生。不止一次的在考试卷上打给他“5+”（沿袭苏联打分制）高于常人的成绩。或许是上帝的眷顾，天赐的机缘，命运的安排，师生二人邂逅于这个民族低音乐器改革的历史关键节点。
杨雨森先生革胡改革的创意始于1949年，他从解剖留声机的唱头开始，先后进行了五、六百次实验。他在《人民音乐》发表，创制第一个堂鼓形筒对称式革胡，即”59形大革胡”，经与当年沈阳音乐学院附设乐器厂研制问世，引起轰动。迅速在沈阳、北京，尤其在上海、浙江等一些大中型民乐乐队使用，是大革胡开发推广的最好时期。杨雨森先生敏锐意识到，要使这件新生乐器长足发展，必须将大革胡纳入教学科目。于是他说服上音附中民乐科王乙先生，开设革胡专业课程，并力荐彭正元为第一个革胡专业学生，也为他培养吸收彭正元为自己的助手埋下了伏笔。
彭正元:“就这样，我从上音附中高一开始师从上海音乐学院吴滋琪老师学习了四年（高中设置四年）大革胡。直至毕业后分配到上海歌舞团，后来到上海民族乐团。始终作为学生和助手协助杨雨森老师，参与了所有型制大革胡的研制全过程。”
杨老师不只一次的说“幸亏有了阿彭这个帮手”，这师生二人经常不分昼夜，风雨无阻奔波于上音学院教室、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和杨雨森老师家中。上海湖南路上音家属宿舍，杨先生家中俨然是一个小工作室，墙上挂满了各种尺具，工作时，上下铺甚至地面都铺满了图纸，各角落处摆放着各种胡琴和零件。为研究大革胡，杨先生真是废寝忘食，饿了就让老伴下一碗清汤白面，多次累得靠在椅子上睡着了。一旦萌发了新的创意，就叫上彭正元去乐器厂试奏。彭正元满腔热忱，全身心投入，随叫随到。经反复研究改进，大革胡从最初的58型、59型、64型、73型、77型，到79型；从全蟒皮、皮板结合到全板震动，引起了音乐界的注意和好评。一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听了杨雨森的讲解和彭正元的演奏，称赞“中国终于有了值得骄傲的、自己民族的低音乐器”元
彭正元先生编写的教材
杨雨森先生就是为大革胡而生，又为大革胡鞠躬尽瘁的人！由于长期呕心沥血，辛勤劳作，杨老师终于病倒了，身患胃癌。“这期间，我又多了一个研究点——中山医院，每次乘公交车一个多小时，经常到病床前向杨老师汇报、探讨大革胡的研制进程。”杨老师的病情越来越重，他恳切的向院方提出再看一眼他历尽三十年研究的大革胡，院方破例作了安排。
“记得那是1980年深秋的一天，天高气爽，空气中都洋溢着收获的信息。”彭正元用定型的79型大革胡，在病房里为杨老师演奏了近两个小时。杨老师说话已经很困难，时而抬手轻随节奏，时而闭目聆听，时而目光专注为其华彩乐段的音质、音色和旋律喝彩。他伸出大拇指，消瘦的面庞露出欣慰的笑容。窄小的病房还有杨师母，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病房外的走廊里站满了医生、护士和病友。深沉浑厚的大革胡琴声，吟唱着这位大革胡发明先驱者的不朽赞歌。两个月后，杨雨森先生病逝，年方54岁。
杨雨森先生追悼会的前一天，杨师母收到来自日本的通知书，告之:杨雨森先生发明的革胡已被收录日本《世界乐器全科》书目刊出……
吾导先路
“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高一开始，我和吴滋琪先生学习、摸索革胡的演奏技艺。弓法借鉴大提琴，指法借鉴二胡、中胡、坠胡，特别是马头琴的演奏技巧，又有创新。进而，接续了革胡的新一轮传承和发展。”没有成型的练习曲和教材，就把二胡曲拿来练习。吴先生的手指又粗又有力，拉琴的声音又厚又结实。他认为大革胡是低音乐器，而低音乐器的声音应该是扎实厚重的。因此在教学中十分强调基本功的训练，对学生严格要求。在练习的曲目上除了适当的选择了一部分大提琴的作品，还根据革胡的特点，选择了一些不同于大提琴的中国民族风格的曲目，例如《苏武牧羊》《牧羊姑娘》、刘天华先生的《良宵》、梆子风格的《花山是个好地方》、蒙古族风格的《拉驼驼》《牧歌》。难度最大的是刘文金先生的《三门峽畅想曲》《豫北叙事曲》（这二首也是我高中四年级毕业考试的曲目），“记得先生在给我作示范时，经常一边在拉，一边会从喉咙里传出断断续续的'哼哼’的旋律……他的音乐感觉一点一滴在悄悄地传授给我。而更重要的是先生在革胡演奏上已经开始研究不同于大提琴的，自己民族的演奏方法，而这一点，正是周总理所指示和殷切期望的。”
“1977年春天，吴滋琪先生和我参加了苏州'全国部分地区民族低音乐器改革会议’，会上展出了全国各地多种民族低音乐器三十多件，会议指定由我一个人逐件拉奏，多位专家和乐器厂家师傅从同一力度，同一把位，同一乐节等方面进行测试评审。1978年3月，全国科技大会在北京召开，革胡作为特邀展示乐器，吴滋琪先生和我应邀出席。会议安排由我为在京的所有大提琴专业老师介绍并展示了革胡的各种民族演奏技法。期间还播放了中央广播电台录制的，我根据马头琴曲改编的革胡独奏曲《草原牧歌》，是我结合马头琴的四度定弦演奏的。”
“吴滋琪老师教我学琴，教我做人，各方面对我关爱有加。那时先生还没结婚，在上音给我上完课有时叫上我一起到食堂吃饭，边吃边讨论；有时买了票带我一起去听音乐会；有时还硬塞给我零花钱。在他的培养下，我在上海歌舞团、上海民族乐团用革胡担任低音部首席，革胡只一把，其它低音是拉阮和大芭琴等。其间，不断有各地的专业老师来咨询和观摩学习大革胡的演奏。1980年——1981年，因吴先生身体原因，由我接替吴先生兼职教授上音附中大革胡专业课。吴滋琪先生因病于1987年7月去逝，年方51岁。1999年，上海民族乐团当时的领导通知我改用大提琴，之后，全国各音乐院团的大革胡退出历史舞台。”
方兴未艾
对民族低音乐器的研制，不乏有识之士的探索和尝试。二、三十年代，卫仲乐等人成立的大同乐会尝试用改革的椰壳大胡和幢琴作为中低声。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的音乐工作者开始制做低胡。现在哈尔滨音乐博物馆，陈列着一把“美孚油桶”做成的低音二胡，由一根木棍和美孚油桶组成。据说是冼星海绘画草图而制作的，曾参奏过《黄河大合唱》。
目前只有香港中乐团一直沿用79型革胡。这个世界级民族乐团演奏的乐器，清一色都是纯纯的民族乐器，没有一件西洋乐器。他们坚持每年一百多场，遍布世界各地的演出，也未见对其低音效果提出质疑。
诚然，革胡与大提琴比较，通透、明亮、回响等都有很大区别。曲目风格、演奏技巧、肢体架构等也有所不同。革胡的音质深厚、浓郁，一弦二弦柔和、圆润，三弦四弦低沉、浑厚、丰满，音域宽广。琴颈与二胡一致贯穿全身，在演奏上不会受到类似“提琴琴肩”阻挡的困扰，演奏可塑性更高，有更多的演奏技巧发展空间。如马头琴的指甲顶弦、指尖顶弦、滑指换把、跳指换把及小指装饰音等技巧都可在革胡上灵活运用。
本文开头在央视亮相革胡演奏的，是就读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上海青年演奏家吴昱忻，他苦苦寻找8年，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仓库找到一把仅剩的低音革胡，重新蒙皮进行修复，融入在西方就学时收获的音乐理念，使这件濒临消亡的民族乐器重新焕发出生机。他走访了当年的革胡演奏家彭正元、杨雨森先生的儿子等专业人士，融入现代文化元素，演绎出革胡在独奏、流行、摇滚、爵士、电音等音乐类型中无可比拟的可塑性与融合度。致力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为民族低音乐器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大胆的尝试与实践。
传统器乐研发传承是一个艰苦漫长的过程，甚至要磨砺几百年，经历几代人的努力。毕竟开发一件乐器能够得到国家总理高度重视，具体指示的时代已不复存在。建议有关部门将其纳入国家级非遺项目，深入挖掘、保护、有序推广开发，适应社会发展，顺应时代潮流，遵循客观规律，责有攸归，任重道远。
唐代白居易诗云: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古声澹无味，不称今人情。玉徽光彩灭，朱弦尘土生。废弃来已久，遗音尚泠泠。不辞为君弹，纵弹人不听。
后 记
本文落笔时，我的心底沉颠颠的，似乎有些话还没说完。革胡的研制，花费了杨雨森先生三十年心血，吴滋琪先生倾心教授推广，彭正元先生三十多年的演奏实践，老一辈艺术家“孤独的挣扎”，仅凭一道口头行政命令，就魂飞湮灭了，听着，记着，无比心痛……
现在能见到革胡的真容，简直是一种奢望。吴昱忻从国外归来，多方探究，费尽周折，终于在上海民族乐器厂仓库角落里寻觅到了那个残损的、被“抛弃”的革胡。笔者有幸，曾两次见过又把玩过革胡。1969年，我参加铁路文艺宣传队，那时队里就有一把革胡；1977年，我在部队担任文化干事，在俱乐部仓库里发现了一把尘封的革胡，都是59型蟒皮革胡。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杨雨森先生在东北推广革胡的成果。我的老家是黑龙江，后来所在部队的空军航校，是60年代从东北迁到河北来的。
结识彭正元老师，缘于聆听了他《秋湖月夜》《庙院行》等作品，却从未和他谈起革胡。前不久，偶尔聊到杨雨森，才道出彭正元先生与革胡的深情往事。
仅以此文纪念杨雨森、吴滋琪和为民族乐器研制，传播民族文化而无私奉献的先行者。
革胡的故事有点老旧，但还是有人愿意记得、讲诉、续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