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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忽一时抱憾归,徘徊廿载今揭晓

疏忽一时抱憾归,徘徊廿载今揭晓

——《夕阳箫鼓》曲作者及有关疑题的再探究


王霖


摘要:《夕阳箫鼓》是在我国流传甚广的一首古典琵琶名曲,根据此曲改编而成的丝竹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在国际乐坛上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可是长期以来,对其曲的作者和来源却都不见有载,成了我国音乐史上的一个悬题。本文根据海门《厅志》、崇明《县志》及《上海府县旧志丛书》等有关资料互证得出其曲作者是崇明人宋珩,受唐曲影响“自出新意”而成,并就有关历史疑点作出了证释,弥补了乐史上的空白。

关键词:《夕阳箫鼓》;“ 转关濩索”;宋珩;《檀槽集》

作者简介:王霖(1942—),男,原任崇明县文化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


楔  子

自从拙文《<春江花月夜>曲源及作者探究》在1993年第1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刊发后,因披露了《崇明县志》上一段有关《夕阳箫鼓》(以下简称《夕》曲)作者姓名及创曲期间受“唐曲”启示的记述,由于对此曲的作者,乐界至今莫衷一是,典籍、辞书均记之为“佚名”或“由民间流传”,由此成了中国音乐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并引发了诸学人的兴趣。

宋珩,字楚玉,廪贡生,寄海门,精音律,善琵琶。初贾公达得四弦指法于白在湄,传李连城,珩从连城受转关濩索,又自出新意为夕阳箫鼓曲。

当代琵琶史家庄永平先生在其编著的《琵琶手册》中也选用了这一章节,并郑重提出 “当然此曲是否出于宋珩之手,还待进一步考证。”中央音乐学院琵琶理论家陈泽民先生对此资料来源提出质疑,笔者现根据近几年的读书心得及典籍对照,作如下补白。

一、为何直到民国《县志》才显现宋珩及《夕》曲所载

这是众多学人提出的首要问题,还涉及与前几部《县志》中是否有延续性的问题,故先有必要对清代及民初《崇明县志》的修纂补作基本的了解。

崇明在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期间,连续每朝都修辑《县志》。可是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之后,直到光绪七年(1881)才续补,期间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加上乾隆修志后的35年,光绪修志前的7年,横跨达114年,这跨度在地方修志史上也是罕见的。遂使修光绪《县志》时,历代所积累的资料浩如烟海,只能从严把关,光绪《县志·序》坦言:“天下郡县志之修辑不过三数十年,以其变迁多而湮没易也……人物古迹之变迁,视他邑尤多;湮没,视他邑尤易。”“盖旧志之修,距今已百有二十余年头”。

崇明民国《县志》(1924年成稿)总撰曹炳麟(1872-1938)先生博学多才,果敢处置,破“上承前志,后迄于宣统三年”之惯例,“则译焉亦简,宽焉亦严,文不繁而事增,辞不滥而义备。事实征讨不详备则漏,人物搜索不谨严则滥,与受公毁,毋宁私怨。”编志工作难度之大,溢于言表。

崇明光绪、民国的两次在特定环境下的修志,由于曹炳麟的慧眼识珠,反而使不少珍贵的素材,先被光绪《县志》所弃之落选,却又被民国《县志》所拾遗补入,真乃功德无量。这里可补充民国《县志》中琵琶艺史为例:

王照,字东阳,善琵琶,能奏王勃《滕王阁序》,循声辨字,清湛不淆。尝角技苏州,以足指勾拨,音节依然,尤称绝技……年七十八卒。

卢明章,少与王照游,善胡琴,每奏必与照合节,极精熟,年九十余卒。

二、从诗词摘录看“ 转关濩索”涵义何在

对崇明民国《县志》中“宋珩”条文的探究,必先涉及到“转关濩索”四字的涵义问题。查《中国音乐词典》及《现代汉语词典》上均无此记载。而有关古诗词中却屡有所见。以下作部分摘录:

北宋文学家苏轼(1037-1101)的《古缠头曲》:“转关濩索动有神,雷辊空堂战窗牗。”又《減字木兰花》:“转关濩索,春水流弦霜人拨。月坠更阑,更请宫商奏独弹。”

宋刘敞《听杨直讲女奴弹之作》:“转关濩索都传得,想见飞凰舞绿丝。”

以此三例,即可知晓《转关》《濩索》是两首从唐代起即流行于中原的琵琶曲。根据曲意,琵琶手们常把《转关》与《六幺》《濩索》与《梁州》同奏。宋无名氏《百宝妆》可证:“变竹声响,自成《濩索》共听一奏《梁州》。”

提到《六么》,人们都会吟诵出白居易《琵琶行》中 “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么》”的名句来。唐代段安节的《琵琶录》载有贞元年间长安街头“斗艺”时的热闹场面,所奏的乐曲即是《六么》,又名《绿腰》《录乐》。由于当时这首琵琶曲的流传广泛,白居易还吟出“六幺水调家家唱”的佳句来。

史籍还载:“梁州”又名“涼州”。“梁州大曲最豪槽,六幺散序多拢捻”即出自元稹《琵琶歌》中。宋敖陶孙的《敖器之诗话》记:“乐谱琵琶曲有转关、六幺,取其声调间婉;又濩索、梁州,谓之音节间繁”。显示前两曲柔文婉转,后两曲急促紧繁,形成极大的对比反差。故而当时乐人再加上《历弦薄媚》《醉吟商胡渭州》,统称为琵琶四曲。

唐曲兴盛的时代一直延续到北宋,南宋以后逐渐稀落。范大成(1126—1193)曾叹曰:“此四曲平时专人琵琶,近不复有能任者。”别号“白石道人”精通音律的姜夔(1155—1209)也发同感:“琵琶有四曲,今失传也。”此乃南宋庆元,嘉泰年间事。虽然唐曲多有佚失者,但其兴旺时期造就的辉煌却至今仍令人们赞口不绝。

三、《夕》曲的脉络梳理

为系统地一览《夕》曲发展走向,有必要把其曲形成的脉络简要地梳理一下。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松江张兼山的琵琶曲抄本《檀槽集》上,记有曲名《夕阳箫歌》(字下黑点是今笔者所加,以便引起注意)工尺谱。

清嘉庆、道咸年间,浙江镇海姚燮(1805—1864)生前编辑的《今乐考证》,在“江南琵琶曲目补”中,有《夕阳箫鼓》曲名,未见曲谱。据推算,集成此本的时间约在1850—1864年之间。

清咸丰十年(1860),南汇鞠士林编成《闲叙幽音》上,记有曲名《夕阳箫鼓》,乐曲七段,无分段小标题。

清光绪元年(1875),无锡吴畹卿(1847—1926)抄本上,有《夕阳箫鼓》工尺谱,十段无小标题。杨荫浏为吴氏弟子,据其说“吴氏1875年前,曾向一位民间弹唱艺人学得此曲。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平湖李芳园辑《南北派十三套大曲琵琶新谱》(即《李氏谱》),曲名《浔阳琵琶》,假托为唐代虞世南作,乐曲十段,有小标题,第一段即为“夕阳箫鼓”。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南汇横沔《陈子敬琵琶谱》抄本,曲名《夕阳箫鼓》,列有“回风”、“却月”、“临水”、“登山”、“啸嚷”、“晚眺”、“归舟”七段小标题。

《养正轩琵琶谱》,民国十三年(1924)“川沙顾瑗识序”、“1929年沈浩初刊印”。载文套《夕阳箫鼓》,七段二字的小标题同前。

­上世纪初,上海派琵琶代表人物汪昱庭对此曲整理加工,取其名《浔阳夜月》;1925年前后,大同乐会柳尧章改编为琵琶领奏丝竹合奏曲,并由乐会会长郑觐文(1872-1935)定名为《春江花月夜》,分为十段,第一段小标题为“江楼钟鼓”。

于此,我们还可研讨另两个问题。一个是曲名,清代谱本除《檀槽集》记为《夕阳箫歌》外,其余者或曲名或标题,均写作《夕阳箫鼓》。即使大同乐会易其名后,首段小标题仍取“江楼钟鼓”。曲首XXX连续的节奏音型正是鼓声的形象写照。不少乐人常认为吴语中“歌”与“鼓”可视为同音异字,乃笔误所至。窃以为并非如此简单。因笔者目及,早在《隋书》及北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中,都有“短箫钹歌”的组合词,分别解析为“军中之所用焉”及“军乐也”。

又联想到《闲叙幽音》中的另一曲《普庵咒》,先后出现“钟声”、“鼓声”、“钟鼓”及“鸣钟和鼓”的小标题。看来,由琵琶模仿钟鼓声,确是这件乐器的特长优势。笔者认为,《檀槽集》上的“歌”及以后成一统的“鼓”字,无论作为弹奏者还是聆听者,均感到“箫鼓”更符合其曲意,这一字之改,应属实践中的自然择优了。

四、宋珩“自出新意”成曲的蛛丝马迹及《檀槽集》传奇

现在要落实到宋珩在崇明“自出新意为《夕阳箫鼓》曲”的时间段上来。以白在湄、贾公达师徒两人为起点,白氏因“革代后避太仓”,当属明末清初人,贾氏“居(崇)城北关内”,明确为康熙年间人。

当前最早能见的记述《夕》曲的抄本即是《檀槽集》。说起此集,泽民先生在其撰《有关琵琶谱<檀槽集>资料信息的研究》一文中,曾提供了一段传奇:1979年7月,傅雪漪先生去戏曲研究所查找资料时,一位老编目人向其介绍:已故收藏家傅惜华家属向研究所捐赠一批傅惜华生前所藏书籍,其中有手抄本《檀槽集》待编,雪漪先生摘录了其中12曲。1993年,再去查找时,已不知去向。那老编目也退休返乡,在职的人员都不知此事,就此,这本既珍贵又“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檀槽集》亦就湮没无踪了。

此集的第一曲是《夕阳箫歌》,而非以后其他版本均写成的《夕阳箫鼓》。并有前记:“《夕阳箫歌》,小中曲也,音韵和平,虽为初学者易于入手,如得心应手,亦颇有意趣……徐者婉委柔情,疾者锦云灿烂”。还告诫习艺者“勿以曲小而忽诸”。卷首有“道光二十二年(1842),云间许亭序和张兼山自序”。

清咸丰前后姚燮编撰的《今乐考证》,由于作者生前未能刊出。后于1935年由北京大学依原稿影印。此本至少是在作者卒年(1864)之前,估计1848—1858之间。

鞠士林的《闲叙幽音》,扉页上有“秘传鞠氏琵琶谱抄本”及“咸丰庚申年抄”等字样,为1860年。另还写着“校对无误”及“上洋兰馨室藏版”,可知当时上海有“兰馨”的书店,已取好书名准备出版,后来不知何故未能印成。又看这三抄本的地段是分别在松江、浙江镇海及江苏南汇,总之在江南地。道咸年间(主要在咸丰年间)是《夕》曲的逐渐完整和成熟期。同治年间,吴畹卿能向弹唱艺人习此曲,说明该曲在当地已有一定的普及程度了。

五、“孤证”迷津及“三志书”互证的突破

以崇明《县志》上的提示作考证的指南,贾、李、宋三代人自然衍伸,那从1692年的康熙三十一年起算,每代以三十年计,三代90年,大致在乾隆四十七年的1782年,宋珩则要成为乾隆中后期人。当然,这只是一种思维方式,笔者也感到,以此“孤证” 作为理论依据解析谜题尚感单薄,还需深化探索,找出互证的资料来。

今年初,笔者撰写了《〈夕阳箫鼓〉曲作者及有关疑题的再探究》初稿,日前又就此文求教于崇明县地方志办公室徐东海先生,经其指点,又查得二则资料,读后茅塞顿开,得益匪浅。今摘录如下,愿与乐友共研之。

第一则资料尤为重要,来自嘉庆十二年(1807)海门《厅志》,其对宋珩其人概貌的写照:

宋珩,字楚玉,崇明廪贡生魏功孙,中年授徒厅境,遂家焉。珩初从同里李连城学琵琶,李故贾公达弟子,得前明乐工白在湄指法,珩又自出新意制《夕阳箫鼓》曲,铿锵动听。然其清旷闻远,有晋人风,论者以为不愧。

为对照方便起见,我们取乐史上与《夕》曲有关的前三个抄本与宋珩成曲时间列表如下:

抄本或

文献名

时代

地域

集抄者

创编者

曲名

及其他

《檀槽集》

1842

道光二十二年

松江

许亭序

张兼山自序

夕阳箫歌

工尺谱

《今乐考证》

1850

-1864

咸丰前后

浙江

镇海

姚燮

夕阳箫鼓

有曲名无谱

《闲叙幽音》

1860

咸丰十年

南汇

鞠士林

夕阳箫鼓

七段无标题

《海门厅志》

1776

-1807

嘉庆十二年

崇明

海门

宋珩

夕阳箫鼓

有作者名

“厅”,是清代对新开发地的一种政区设置,有直隶厅及散厅区别。前者与府平行,后者与县平行。海门地区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设厅,1912年改为县。原先未曾编志,嘉庆十二年(1807)由章廷枫、董曰申纂修的《海门厅志》为此地的首部地方志。由于地域、语言及风俗等关系,江口地区把崇明、启东、海门统称为“崇启海”。设厅之前,史事、人物也常编入崇明《县志》中。两者对照,海门《厅志》对宋珩的记述与民国崇明《县志》所载基本相仿。白在湄、贾公达(最早见于崇明乾隆《县志》)、李连城等琵琶名家高手都有提及。只是这部嘉庆十二年纂修的海门《厅志》比民国十三年(1924)成稿的崇明《县志》要早出117年。这从某一个侧面诠释了有关人士对崇明民国《县志》中突然出现的宋珩其人的存在及其创编(或逐步加工)《夕阳箫鼓》曲的质疑,也证实了民国崇明《县志》的素材及来源于先前嘉庆海门《厅志》,绝非所谓“空穴来风”的杜撰。

此乐曲的形成,也是有一定基础的。从本文的第二段中,我们已知晓《转关》曲声调间婉,柔缓隽永;而《濩索》曲音节间紧,急促激繁,共奏两曲能收到极大的反差效果。回过头来,再欣赏《夕》曲,既有优美如歌、清丽淡雅的主题,又有由慢渐快、由弱渐强的递升递降,体现浪花飞溅舟船击水的意境,这些不正是宋珩“转关濩索,又自出新意”而创曲的真实写照吗?

为对宋珩其人及其家族有较全面的了解,有必要继续细读《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中摘取的第二则资料——

宋成业,字巍功,清初崇明人。禀贡生,候补光禄寺典簿。乡贤宋时祥(伯元)之子,为人慷慨,遇饥荒,捐米赈灾。又常在家中园林招待士大夫,人们把他比作郑遵。

第一则有宋珩乃“崇明廪贡生,魏功孙”的记述,明确了宋魏功与宋珩的祖孙关系;第二则中又记有“巍功系宋时祥之子”,按辈份算来,宋时祥是宋珩的曾祖父,这族宗关系从崇明《宋氏世谱》也得到证实:“珩,字楚玉,室沈氏”之载,其家族的传承是宋时祥——宋巍功——宋珩父——宋珩,家族的延伸与艺术的传承达到了殊途同归的效果。

六、宋珩是《夕》曲当之无愧的第一作者

综上所述,将嘉庆海门《厅志》、民国崇明《县志》及《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中摘取的三份资料互对照、互补充,可以证明宋珩系乾隆后期人士。其琵琶技艺源于前明乐工、北派琵琶名家白在湄(明亡后曾避居太仓),白氏又传艺于江以南皆呼为“贾琵琶”的崇明人贾公达,贾氏又传于同里李连城,李再传宋珩。宋聪慧过人,受古曲《转关》《濩索》的启示,“自出新意”,创《夕阳箫鼓》曲,其时为乾隆后期。故而笔者认为:

以此三份资料作论证、佐证的立论依据,互映互衬:宋珩作为《夕》曲的第一作者是当之无愧、毋庸置疑的。其在中国音乐史上理应占有一席地位,并有必要在有关典籍上为之补上这一笔。

我想这也是关心《夕》曲众多乐人们的共同愿望。

下笔至此,笔者在欣喜激动之余,追忆起当年曾往海门、南通等地查阅资料,因时间有限,只能采用“有选择探索”的侥幸方式进行,进而导致鱼儿漏网而失望而归。俯仰之间,已越二十三个春秋,至今方得以揭谜。真是“疏忽一时抱憾归,徘徊廿载方揭晓。”为此深以当年的侥幸心而汗颜。为吸取这一沉重的教训,笔者以自责的心态写下这篇考证自补白文,并恳请乐友同好及专家指证。

         

王霖

(1942.8.2——2017.1.18),上海市崇明县人,副研究员。早年从事民族器乐、江南丝竹以及崇明渔歌、山歌剧的改编和创作,曾担任《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上海卷》的编委。出版了民乐合奏曲《打谷场上歌声扬》的总谱单行本,创作的笛子二重奏《秧机突突添锦绣》获上海市业余音乐创作一等奖,改编的江南丝竹《苏扬桥》参加了1980年上海之春音乐节的演出。八十年代后转为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包括对唐乐器“忽雷”、《夕阳箫鼓》作者的探究等,特别是对琵琶四大流派之一的瀛洲古调及其传承进行了系统的考证。在中国音乐界顶尖核心刊物上发表了《瀛洲古调派探源》《瀛洲古调派琵琶流支及风格述论》《瀛洲古调派两传人的姓名质疑》《琵琶瀛洲古调派发源地所见曲目》、《唐宫秘器大小忽雷觅踪》《〈春江花月夜〉曲源及作者探究》《疏忽一时抱憾归,徘徊廿载今揭晓——〈夕阳箫鼓〉》曲作者及有关疑题的再探究》等相关论文20多篇。出版了 专著《瀛洲游思集》上下集。



责任编辑:南山 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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