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觐文<中国音乐史>己亥印影版：方立平序》

一，按语

二，序原文（文言）

三，附记

【按语】今年是郑觐文创办“大同乐会”一百年。上海音乐学院于9月19一21日出面主办百年纪念活动。郑觐文先生的故里江阴政府为此出资将菁存阁收藏的郑觐文出版于1928年的《中国音乐史》珍本影印重版，并请沪上著名文化学者方立平先生作序。方先生站在近代中国民族音乐一百年的发展方向上，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对郑觐文及大同乐会做了新的历史性评价。现征得作者同意，将方序及其为序文所写的一段“附记”首刊于此，以飨读者。

《郑觐文<中国音乐史>己亥印影版一一方立平序》全文：

觐文公江阴人氏，乡贤也。出江阴而担天下大任，振华乐而树百年伟业。足见忠义之邦人杰地灵，霞客之乡辉映赤县。今喜逢大同乐会百年庆，欣闻江阴政府出资，父老乡亲共祈，以菁存阁收藏珍本助刊觐文公近代开山之作《中国音乐史》，实乃世纪盛事矣；牙签玉轴之美，当恭奉诵之。

昔山河破碎，西乐东进，国乐危亡，器物散佚，乐人多不知韶武秦汉。唯郑公觐文，与乡人刘公天华北平之“国乐改进”南北相呼，树大氅，起大业，于海上建大同乐会，以担国乐之兴亡，拯吕律之乱局。斯为善，亦称千古壮举哉。

振国乐先证其史：感觐文公振臂而著乐史，力证华乐数千年之煌煌。其文虽不敢言尽美，其举却堪言尽善也。其敢为天下之先举，实乃为吾国乐树功德碑立传承志。念吾古乐史森森，三代留传奇。公举励数代人之赴继，续考吾韶武数千年之律乐史实。时至今日，君不见贾湖鹤笛出律惊世，良渚文明入世遗产。

兴国乐先利其器：观觐文公聚众而求合乐，奋力以求中西大同。感佩公不止清谈，冶史而不忘格物。集民间散佚之器百数十余，精审细研，孜孜以求，得改良之途，谋谐律之声。握铅抱堑，劚山觅玉，终显吾中华管弦乐队之端倪，扬春江花月夜神韵于万国，如松茂矣。

鸣呼，觐文公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为后来者劈其棘荆，伸引光亮；以史引志，以器谋道，实堪与刘公天华比肩：二公实乃百年国乐振兴之双翼也。因其志，方见今日国乐之浩迈一派，春色满目。觐文公天华公厥功至伟！方立平己亥秋谨记于海上方寸斋

【方序附记】：

离2019年9月19一22日大同乐会百年纪念活动召开没有多少天了，我应邀去江阴参加在那里举办的：十年筑梦，致敬天华——第四届“敦煌杯”中国二胡演奏比赛暨“敦煌国乐·江阴”中国二胡峰会，在那里与修海林教授一起做了一场《为什么称刘天华为国乐之魂》的对话式讲座。会后江阴有关方面人士找到我说“能否为郑觐文《中国音乐史》印影版写个序？”，而且指定“用文言文”。我当然义不容辞。

说开了，这件事原本也是与我有关的。我自2005年担任中国音协刘天华研究会秘书长（当时会长是中国音协副主席闵惠芬）工作，为开展对刘天华的巡讲工作及主编《刘天华记忆与研究集成》、撰写《刘天华年谱》，开始正式对刘天华进行研究。这就很自然会关注他同时代的其他为国乐奋斗的人员。很快，大同乐会及其创办人郑觐文进入视野。非常有意思的是，郑觐文与刘天华还是同乡，都是江阴人。而且后来才知道，郑觐文与刘天华还有些渊源：郑与天华先生的父亲相熟，视为友人。这就更促使我某种好奇性，想深入研究一下郑觐文。

从这以后，我一边扩大对郑觐文大同乐会的关注，一边将之与刘天华放在一起思考。这期间被我称为“中华魔笛，大同传人”的上海政府命名的德艺双馨艺术家许国屏为我提供了不少历史资料，其中就有其父、大同乐会当年的主将之一许光毅的回忆录。这让我对郑觐文与大同乐会有了“近距离”了解。三年前，又因为纪念许光毅诞辰106年，许国屏兄嘱我为纪念活动做一场报告，由此我花了三个月时间写了一篇约2万字的讲稿，题目为《许光毅与中国民族音乐发展一百年》。

在这篇论文中，我首次将“刘天华脉络”与“郑觐文脉络”从历史到现状的传承与发展及历史性贡献做了比对；并从许光毅一路追随郑觐文先生，并在郑觐文去世后与卫仲乐、金祖礼创建“中国管弦乐团”、1952年被陈毅市长委任成为新中国第一支（上海）民族乐团（队）的负责人并被选为中国艺术团民乐队队长出访欧洲，耄耋之年还呼吁建立民族音乐博物馆、推动古琴艺术（写出《怎样弹古琴》《打谱100首》）、临终喊出“不要抢救我，要抢救民族音乐”的呼声……所有这些，事实上凸现出了大同乐会在音乐史上的份量。

当然，关于这篇文章，其实并不仅是在谈许光毅先生，而已经是在将研究视角对准了郑觐文及大同乐会，我是将许光毅先生作为大同乐会的一个闪光符号，将之放到以刘天华为代表符号的中国近现代民族音乐发展的语境中去进行着探讨了。

在对许光毅这一个案研究中，我的一大收获是：真切地发现了许光毅先生在我论述郑觐文与大同乐会时的特殊意义。关于这一点，我已在《许光毅与中国民族音乐发展一百年》中做了详尽论述。并且我还将继续在以后的研究中深入探讨。这里我们还是将话题定格在郑觐文身上。也就是说，通过对许光毅的研究分析，我愈发感觉到郑觐文当年创办大同乐会的重大历史意义。这还让我意识到，为何多少年来，一次次为郑觐文呼吁，却总不见效果，《辞海》条目虽作修订，关于郑觐文评语的总变化不大，其中的一个原因，很可能就是我们研究者在讨论郑觐文及大同乐会贡献时，在研究视角上出现问题所致。

毫无疑义，在我的思想中，郑觐文与大同乐会的历史功绩已变得很是高大。大同乐会在近现代民乐发展史上真真切切也是一块“丰碑”，而如果也称郑觐文先生是一位卓有贡献的“先驱”，应该也是理由充分的。

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上，我在《郑觐文<中国音乐史>己亥菁存阁印影版一一方立平序》中写下这么一些“定论”：“感佩公不止清谈，冶史而不忘格物。集民间散佚之器百数十余，精审细研，孜孜以求，得改良之途，谋谐律之声。”“觐文公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为后来者劈其棘荆，伸引光亮；以史引志，以器谋道，实堪与刘公天华比肩：二公实乃百年国乐振兴之双翼也。因其志，方见今日国乐之浩迈一派，春色满目。觐文公天华公厥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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