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内在的复杂性
何桂彦（He Guiyan）
1978年以来，在中国当代艺术40多年的发展进程中，美术杂志或者说美术类刊物曾扮演过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些重要的艺术思潮、美术运动就是由美术杂志推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艺术媒体的发展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史书写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们习惯于以艺术家、艺术作品，以及艺术风格的演进来理解、阐述美术的发展。一个重要的现象是，进入现代主义时期，不管是西方，还是在中国，艺术媒体与前卫艺术都是相互成就的。比如，回顾西方现代美术的发展，第一个高峰的出现是在20世纪第一个10年，其中尤以“达达”为代表。在1914到1924年之间，欧洲先后有数十种艺术杂志刊登和发表过“达达”艺术家的作品，其中代表性的有《新法兰西评论》《291》《盲人》《羞耻虫》等。并且，“达达”的艺术家们还积极地创办前卫的、有先锋意识的美术刊物。“达达”之后，前卫艺术与先锋媒体的结盟成了一个传统。第二个重要的时期是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70年代初。不管是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还是60年代的“激浪派”“极少主义”等，它们之所以发展成为国际性的艺术运动，跟当时一批艺术刊物的大力支持、宣传分不开。《虎眼》《可能性》在40年代中期成了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的前哨阵地，而《艺术新闻》早在1963年就对波普艺术进行了推介。同样，《艺术论坛》1966年对极少主义、1969年对观念艺术的支持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新的艺术现象、新的艺术思潮因为艺术刊物的支持而不断地发酵。当然，这种情况也同样在中国发生，特别是“八五美术新潮”时期。批评家易英先生在评价“新潮美术”与当时批评家以及艺术媒体之间的关系时曾说到：“1985年作为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不仅在于'新潮美术’运动的发生，还在于批评对运动的参与和某种支配作用。这种支配作用是通过主要由批评家所操纵的传播媒介而产生的，职业批评家群体的形成得益于当时一批从美术院校的史论专业毕业的硕士生和本科生，而为他们提供的阵地即他们发挥影响的传播媒介主要是《美术》《中国美术报》和《美术思潮》，还有《美术译从》和《世界美术》这样的刊物通过介绍和引进西方现代主义艺术也对促进新潮美术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对于80年代中期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青年批评家走向前台，新的艺术思想的涌现，美术杂志的崛起，实质是“三位一体”的，共同构筑了一个全新的艺术生态。
从艺术传播的角度讲，应该说，20世纪80年代是艺术媒体或美术类杂志最为辉煌的时期，其中，尤为耀眼的就是美术界所说的“两刊一报”。《江苏画刊》创办于1974年（2003年更名为《画刊》），短短10年之间，就从一家地方性美术类杂志变为全国知名的艺术期刊，并且，在当代艺术思潮方面曾产生了引领性的作用。简要地回顾，《画刊》有3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其发展几乎是与“新潮美术”同步的。这一时期，对中国画“穷途末路”的讨论，对青年艺术团体和各种前卫艺术展览的报道，包括对“新文人画”的推动，在美术界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二个阶段的起点可以以1994年发起“意义的讨论”为标志，贯穿整个90年代中后期的是对当代水墨、实验艺术的推介与关注。第三个阶段是2018年以来，传统纸媒逐渐式微的过程中，《画刊》开始了一系列新的变革，从杂志的定位到办刊思路的调整，从内部结构的变化到新栏目的设立等。在我看来，这些变革实质围绕“介入”“在场”与“再创造”3个关键词展开，这在“《画刊》封面计划”中可见一斑。
进入21世纪，伴随互联网门户网站的兴起和新媒介的高速发展，美术刊物告别了自己的黄金时代，逐渐式微。2011年以来，移动互联网、社交软件和数字传播的高效与便捷，预示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新媒介使得更个性、更自由、更便捷、更平权的传播与交往方式成为可能。从媒介传播的速度与范围，以及阅读方式的改变等方面看，美术杂志的衰落成了必然。当然，另外的原因在于中国当代艺术自身的价值尺度与艺术生态也发生了急剧的转变。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是艺术媒体、美术批评、当代艺术的黄金时期，在于它们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思想解放、文化启蒙、艺术自由的渴望。在这一背景下，艺术媒体与前卫艺术携手合作，相互成就。2000年以来，当代艺术的分化，不仅体现为告别潮流，告别线性的发展，并且，其生存方式也迅速向艺术的商业化、资本化转变。对于艺术媒体来说，从文本崇拜到进入读图时代，从追求思想引领到今天注重信息消费，很显然，传统的纸本阅读与印刷周期无疑十分滞后。而当代艺术的市场化、明星化也倚重于更时尚、更快捷的传播媒介。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不禁会问：今天的美术界还需要美术期刊，或者以纸本为主体的传统媒介吗？
在一次访谈中，孟尧先生说道：“'美术期刊’作为一种有长久历史的媒介形态，它不仅是梳理当代现场的'编辑器’、艺术文献的'储蓄池’，更是当代艺术文化的推动者和建构者。”我个人认同这些观点。在自媒体空前繁荣的时代，在面对海量的信息与艺术数据时，所谓的“编辑器”就是艺术媒体以自身的专业性、公信力对其进行筛选。如前文所言，所谓的“介入”，一方面是置身于当代艺术的现场，观察、筛选、审视各种信息与艺术事件。另一方面，秉承自身的独立性、专业性、学术性来组织内容。《江苏画刊》在20世纪80年代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编辑大多是资深的批评家，他们的敏锐与学术判断是关键。所谓的“在场”，是在学术思想与问题意识方面，始终保持与现实、与时代、与艺术的对话。时间的推移、思想的沉淀，文本慢慢变成了文献；于是，价值不断生成。就像德国的“卡塞尔文献展”，每一届都是对过去5年艺术创作的思考与审视。如此一来，因为文献的存在，势必影响着当代艺术的研究和当代艺术史的书写。这就像60年代的《艺术论坛》和70年代的《十月》杂志，因为它们的存在，让研究者可以便捷地了解到当时的艺术发展状况与艺术事件。当然，在媒介数字化、图像化、视频化的今天，大部分纸媒或者说美术杂志必将走向衰亡。然而，纸媒自身的文本性、严肃性、文献性是数字媒体无法完全替代的；因此，只要有优质的内容，有自身的学术判断和价值立场，能反映当代艺术的思想深度与艺术追求，那么，美术杂志将自然会有内在的生命力。希望《画刊》办成一本有态度、有立场、有特色的杂志，希望能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何桂彦
策展人，四川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教授、四川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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