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曹军遭疾病危害的记述与分析
在史料中对曹操兵马在赤壁之战患病并受危害的记述是不厌其烦的，择主要者罗列于后。
（周瑜对孙权说）今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尚在关西，为操后患；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今又盛寒，马无稿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也。（《资治通鉴》）
是夜，瑜复见权曰：‘诸人徒见操书言水步八十万而各恐慑……今以实校之，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且已久疲，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尚属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众数虽多，甚未足畏。（同上）
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军，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等败退，引次江北。（同上）
曹公军不利于来壁，兼以疫死。（《三国志·蜀书·刘焉传》）
时又疾病，北军多死，曹军引退。（《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刘备周瑜水陆并进，追操至南郡，时操军兼以饥疫，死者大半……引军北还。（《资治通鉴》）
至于赤壁之败 ，盖有运数，实由疾疫大兴，以损凌厉之锋，凯风自南，用成焚如之势。天实为之，岂人事哉?（《三国志·魏书·贾翊传》，裴松之注）
孙权率众围合肥。时大军征荆州，遇疾疫，唯遣将军张熹单将千骑过领汝南兵以解围，颇复疾疫。（《三国志·魏书·蒋济传》）
(建安)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卒末，令曰：‘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以也。（《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太祖又与荀■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同上）
疾病发生的必然性
数十万军马的远征、作战的繁忙劳顿、生活的动荡以及条件的低下，造成体力上的消耗和精神上的紧张是可以想象的。这必然降低了个体和整体对疾病感染与发病的抵抗力和康复机能的水准。同中国北方相比，南方气候炎热多雨，温湿度等条件适于各种传染病、地方疾病原和传播媒介的繁衍和循环。那些当时无法明了的致病微生物对新进入疫区人群、马匹的侵袭性以及入侵后的致病性也远比世居此地的人群和动物更为严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述周瑜对孙权分析似可作为曹军南征失败原因总的提示。周瑜分析曹军南征的诸多不利因素：一是后顾之忧；二是步兵不习水战；三是后勤供应；四是疾病。这其中那一点是最重要的呢? 虽然“北土未平”，但在关西的马超、韩遂只不过是潜在的威胁，并没有造成眼前的危害；“舍鞍马，仗舟楫”是弃长就短，确有被动之处，但在得到荆州降军，特别是水军以及“蒙冲斗舰乃以千数”之后，使兵力得以大大的补充和加强；自秋入冬的后勤供应(马之蒿草、兵之食粮)在有了荆州降军于江陵等地的储存及江南之富庶，大概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吧!唯其无法克服的是：这些来自遥远的北方籍的“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间，不习水土，必生疾病”这一因素了。
疾病的严重性
如果仅是普通的伤风感冒之类的小毛病而在史料中大书特书似乎说不过去。按曹操的说法，赤壁之战的退却完全是“值有疾病”造成“吏士多死者”。应当注意的是疾病的发生与危害不光涉及士卒，也包括文武官员；不但发病，而且有死亡；不是个别，而是多数；不但使赤壁战场上的军事失利，在孙权围困合肥时亦因之派不出更多的援军，只好让部将张熹带领少数人马前往解救，但这支小队伍却也因继续发病或留下后遗症或因之体质下降继发其他疾病而使战斗力受影响；不但当时危害严重，经年之后还造成“百姓流离，家室怨旷”。 这是多么悲惨的场面啊!要不是遇到极大障碍，曹操的大军绝不会轻易“引次江北”之后又“引军还”的。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