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记忆中的风景：湖北美术馆藏小幅绘画作品展》中，一张名叫《武昌一纱厂》的水彩画，引起了我的兴趣。
尽管它的尺寸很小、大概A4的篇幅，但非常写实、细节也很耐人寻味。
仔细地瞄了一眼，远景中的一个建筑物，竟使我不知不觉地陷入了回忆之中。
《武昌一纱厂》（水彩画·1955年）严云开
八、九十年代的武昌，积玉桥至徐家棚一带基本上都是工厂，临江大道往红钢城的方向还未拓宽，显得人烟稀少、有点把荒凉。
那会儿，我常去江边写生。骑在自行车上东张西望，落入眼帘的总是一排排的低矮、简陋和陈旧的车间。
但是，有一个夷式的塔楼，显得格外突兀、引人瞩目。
《武昌一纱厂》远景中塔楼的轮廓（红圈内）
武昌第一纱厂的老钟楼
它的样子蛮灵醒、蛮好看，一副洋里洋气的文艺范儿。与周围呆若木鸡的厂房相比，就像鸡窝里的一只凤凰，撩的我忍不住地总多瞄几眼。
它就是“武昌第一纱厂”老钟楼。
其实，武汉的洋楼众多，但大多扎堆于汉口。而它，却孤零零地座落在武昌江边，如此的画风不禁让瓜众们觉得怪怪的。
《武昌江边远眺》（油画·1956年）钱延康。画中右边第一根烟囱旁就是武昌第一纱厂及老钟楼。
我也满腹狐疑，它是从哪里来的？
说起它的来历，先要扯到一个叫程子菊的人。
程子菊是湖北红安人，1903年出生。至于长的是个么样子，我也冒见过、又找不到他的相片，因而无法描述，还请看官们原谅。
他的父亲叫程栋臣，精明能干、善于经商。
程栋臣早先在汉口创办“永福庆”棉花商号，从天门、沔阳和汉川等地收购棉花，用小火轮运到武汉，再转手卖给上海、江浙一带的外商。
发家致富后，他通过购买、自建和并购等方式投资房地产，拥有了武汉的23条街区约200多栋房屋。由此一跃而成为“湖北首富”，排名全国第七。
程栋臣共育有四个儿子，程子菊是老幺。三个大的都冒得么出息，有的好赌、有的吸毒，全废了。
只有程子菊最争气，天生聪慧、勤奋好学。他先在家乡读私塾，后入教会办的武昌文华中学，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
再又考进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成绩斐然、从无恶习，谌称品学兼优。他深得程栋臣的喜爱，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接班人。
约1930年代从江面看武昌第一纱厂及老钟楼
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工商业蓬勃发展，民族资本跃跃欲试。
时任汉口商会总理的李紫云，邀约程栋臣等人合伙投资，创办了武昌第一纱厂。
共集股金折合银元300万元，李紫云入股50万元、程栋臣入股80万元，余额由其他若干人分摊。程栋臣兄弟出资最多，成为第一大股东。
办厂的资金到位后，接下来选厂址。
当时的汉口沿江一带，所有的土地基本上被租界和洋行所占据，想要插足其间很难。于是，他们决定把厂址放在武昌。
约1920年代武昌第一纱厂的厂房与烟囱
约1930年代，从蛇山上俯看新拓宽的临江路汉阳门，远处红圈中为老钟楼。
1925年第一纱厂的股票
约1930年代汉口第一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一纱厂）的产品及广告纸
但武昌哪里合适呢？请了一个算命的瞎子看风水。
看官有异议了。
你又来瞎款，瞎子两眼一抹黑、连东西都看不到，么样看风水呢？
其实，瞎子吃汤圆心里有数。他说道：“非正对汉水出口的方位莫属也！”武昌对着汉江的地点，就是积玉桥的北边一带。
果然，开工后的武昌第一纱厂，生意兴隆、财源滚滚。还不到二年，便一举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纺织企业，员工多达6000余人。
此时，建造一幢办公大楼的议程摆上了桌面。但建个么样的楼才好看，程栋臣心里没有数，回家后常与家人谈论此事。
时在教会中学读书的程子菊，满脑子崇洋迷外，他插嘴道：“西洋式！”程栋臣非常钟爱这个小儿子，马上一锤定音、照此办理。
老钟楼
办公楼大门
红松木的楼梯
雕刻的楼梯扶手
办公楼的后门
他请来了著名的英国景明洋行做设计，由汉协胜营造厂建造。
办公楼共三层、砖混结构，正立面有二层外廊、饰以古典的爱奥尼克柱式；两端的侧面成半圆形，造型严谨对称，体态稳重气派。
最具特色的是入口，大门朝外凸出、门楼建成约五层高的钟楼。钟楼四面突出的小阳台、弧形的檐顶和上层的建筑等，高高在上、鹤立鸡群。
此后，钟楼不仅是武昌第一纱厂的标志，也成了程家财富的象征。
文革中武汉市第六棉纺厂宣传科编绘的连环画《纺织工人血泪仇》的封面
第52页真实地描绘了办公楼的背面及部分厂房
第120页表现了几位工人正在楼顶上插红旗，迎接解放。远处是江面及汉口。
俗话说：财是惹祸的根苗。天朝人爱钱，但有时候钱多人苕不见得是好事。
1946年，程子菊正式接班，担任了第一纱厂的总经理。
不久后时局动荡，工人们不断地罢工闹事，搞得他焦头烂额、疲于应付。武汉解放前夕，他与众多的资本家一道逃往了香港。
后他又从香港返回了武昌，继续经营第一纱厂。
1950年在镇反的运动中，他被逮捕并以“诈骗”和“破坏罢工”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年。因他不服周，加刑5年，遣送至阳新砖瓦厂劳动改造。
武昌第一纱厂也在当年实行了公私合营，1966年改称为武汉红卫纺织厂，1970年又改为武汉市第六棉纺厂。
1965年欢迎贫下中农的招贴
1955年厂警在老钟楼前的合影
1967年女民兵在老钟楼前的合影
纪念币（年代不祥）
刑期告满后，直到1978年程子菊才返回了武汉。1994年，他在汉口一间不到30平方米的老旧房屋里，溘然离世。
九十年代末，武汉市第六棉纺织厂不幸倒闭，卖给一家房地产公司。厂区内所有的建筑悉数被拆除，建为称作“蓝湾俊园”的住宅小区。
有幸的是，作为“市级文物”的老钟楼，被保留了下来。据说现在已改了名，叫“Big House美术馆”，很有格调、蛮高大上的。
天朝人爱财如命，能发财也会积财，就是不大会用财。
在这一点上，与蛮夷人有所不同。西方很多的美术馆、博物馆都是由富人捐献的，既回报了社会、又长了个人的脸面。
假如，程子菊当年能够顺时应变，主动将纱厂交给人民经营，他可能不会混的那么栽，老钟楼早已是著名的美术馆了。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也许，算命的瞎子没敢跟他父亲说。
粉饰一新的Big House美术馆
水彩画《武昌第一纱厂》的作者严云开，也是一个富二代。
他家在原蛇山奥略楼旁经营“显真楼”照相馆、“蛇山茶楼”等产业，曾经富甲武汉三镇。
但他并未子承父业，从原中南美专的附中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美术制片厂做了一名普通的画家，过着悠闲自在的艺术生活。
看来，武汉也有钱多人不苕的。
记忆中的风景，不仅仅是风光如画，还有那些消失在风景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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