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平王氏宗亲
关于两汉时太原王氏的居地，史籍中有些已有记载。如《后汉书》载：“王霸，字儒仲，太原广武人也。”【1】（卷83《遗民·王霸列传》）“广武县”， 汉代所置，属太原郡。【2】（卷28上《地理志上》）“太原郡” 故城在今山西代县西十五里【3】（P1156），太原市北约一百五十公里。至东汉季年，太原王氏居地又有变动：“王柔，字叔优，弟泽，字季道，林宗同郡晋阳县人也。” 【1】（卷68《郭太列传》）“太”本“泰”字，因范晔父名泰，故改为太。“晋阳县”，秦置太原郡，郡治在晋阳。“晋水所出，东入汾。” 【2】（卷28《地理志上》）“太原郡”因晋水而命之，在今太原古城。自王柔、王泽之后，太原王氏的后人只称郡望不称其具体居地。
东汉末年以后，太原王氏居地屡有迁徙，但由于史籍缺载，致使研究工作不能进行。随着田野考古不断开展，王氏族人的一些墓志资料相继出土，为我们这一研究提供了可能。下面就以1965年北京西郊出土的《晋使持节侍中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幽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博陵公太原晋阳王公故夫人平原华氏之铭》和1989年于洛阳邙山朝阳乡西沟村西地出土的《魏故使持节抚将军瀛州刺史王简公（温）墓志铭》为第一手资料，结合正史与其他史籍的记载，对太原王氏东汉末年以后的居地迁徙加以考订。
《晋使持节侍中都督幽州诸军事领护乌丸校尉幽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博陵公太原晋阳王公故夫人平原华氏之铭》（志阳）载：
公讳浚，字彭祖。曾祖父讳柔，字叔优，故汉持节护凶奴中郎将雁门太守。夫人宋氏、 李氏。墓在本国晋阳城北二里。祖父讳机，字产平，故魏东郡太守。夫人郭氏、鲍氏。墓在河内野王县北白径道东北，比从曾祖代郡府君墓，南邻从祖东平府君墓。父讳沉，字处道，故使持节散骑常侍司空博陵元公。夫人颖川荀氏。墓在洛阳北邙恭陵之东，西比武陵王卫将军，东比从祖司空京陵穆侯墓。……浚前夫人济阴文氏，讳粲，字世晖. 年廿四薨。……中夫人河东卫氏，讳琇，字惠瑛、年十九薨。……右二夫人陪元公墓西三丈。【4】
为便于研究，现将志文中所反映的内容分列如下；
1、曾祖王柔，汉使持节护匈奴中郎将雁门太守，墓在晋阳城北二里；
2、从曾祖代郡府君（王泽），墓在河内野王县北白径道东北；
3，祖王机，魏东郡大守；墓在河内野王县北白径道东北；
4、从祖东平府君，墓在河内野王县北径道东北；
5、从祖司空京陵穆侯（王昶），墓在洛阳北邙恭陵之东；
6、父王沉，使持节散骑常侍司空博陵元公，墓在洛阳北邙恭陵之东；
7、右二夫人陪元公墓西三丈（“右二夫人”指王浚前夫人“济阳文氏”和“中夫人河东卫氏”）。
由上可知，太原王氏自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居地的变动情况，即东汉末年居晋阳，由晋阳到河内野王再迁洛阳。永嘉之乱，太原王氏又大部分迁往南方。以下即对这一迁徙的过程及原因、大致时间加以考订。
一、由晋阳到河内野王
以上所列第1、2条，即王柔与王泽，柔为兄，泽为弟，其事迹在《后汉书·郭泰传》中曾有所述，铭文与史籍记载吻合。由此可知，太原王氏在王霸时居住在太原广武（山西代县西）。王霸生活的时代是在西汉末年王莽新政与东汉光武时期，在此居住了几世，何时何因迁于晋阳，史载阙如，不可详考。但从两汉之际的北部局势来看，恐与匈奴族人南渐有关。若这一判断能够成立，太原王氏由广武迁至晋阳的大致时间，约在建武至永平年间。因到了王柔、王泽生活的时代，王氏已居晋阳。
王柔去世较早，葬于“晋阳城北二里”，说明在这一时期或以前的一段历史中，王氏家族已生活于晋阳（今山西太原），或者说王氏在晋阳尚有祖业。这一看法应该不会有太大出入。这也是后来将其郡望称之为“太原王氏”的缘由。但到其弟王泽时，其墓地却已移到了“河内野王县白径道东北”。从墓志叙述看，太原王氏在此设置墓地似乎是从王泽始。泽死于何年，史籍无载。《后汉书·郭泰传》仅言“泽为代郡太守”，何年为代郡太守却未说明。《山西通志》卷73《职官》云：“王泽，字季道，太原人。建安中，代郡太守。” 【3】（P179“代郡”）可知王泽仕历是在东汉末，为官地点代郡在北方，而家族却迁徙到了河内野王。王泽死后为何没有葬在晋阳族墓？王氏墓地设置于此，至少可以说明这一家族此时已生活于此地。王氏家族何时由晋阳迁于野王，是聚族而居，还是晋阳王氏族属的一支，以及为何而迁等等诸多问题，虽史籍没有给予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只要我们仔细地寻绎史料，还是可以窥见其端倪的。
陈寅恪先生在其《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一文中说：“吾国中古士人，其祖坟住宅及田产皆有连带关系。观李吉甫，即后来代表山东士族之李党党魁李德裕之父所撰《元和郡县图志》，详载其祖之坟墓住宅所在，是其例证。其书虽未述及李氏田产，而田产当亦在其中，此可以中古社会情势推度而知者。故其家非万不得已，决无舍弃其祖茔旧宅并茔宅有关之田产而他徙之理。此又可不待详论者也。” 【5】（P2）由此可推度，太原王氏的迁徙必有其迫不得已的缘由。
太原王氏所居的晋阳（今山西太原），自西汉初年以来，就受到来自西北与北部匈奴、氐、羌等少数族人的侵扰。汉文帝三年（前177）六月，“汉与匈奴约为昆弟，毋使害边境，所以输遗匈奴甚厚。今右贤王离其国，将众居河南降地，非常故，往来近塞，捕杀吏卒，驱保塞蛮夷，令不得居其故，陵轹边吏，入盗，甚敖无道，非约也。其发边吏骑八万五千诣高奴，遣丞相颖阴侯灌婴击匈奴”，“匈奴去，发中尉材官属卫将军军长安。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见故群臣，皆赐之。举功行赏，诸民里赐牛酒。复晋阳中都民三岁。留游太原十余日。”十四年（前166）冬，匈奴谋入边为寇，攻朝那塞，杀北都尉。上乃遣三将军军陇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为卫将军，郎中令张武为车骑将军，军渭北，车千乘，骑卒十万。帝亲自劳军，勒兵申教令，赐军吏卒。帝欲自将击匈奴，群臣谏，皆不听。皇太后固要帝，帝乃止。于是以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内史，栾布为将军，击匈奴。匈奴遁走。后六年（前160）冬，“匈奴三万人入上郡，三万人入云中” 【6】（卷10《孝文皇帝本纪》）。这种状况至武帝时期才有所改变。元狩二年（前121），“匈奴昆邪王杀休屠王，并将其众合四万余人来降，置五属国以处之” 【2】（卷6《武帝本纪》），“于是汉已得浑邪王，则陇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实之，而减北地以西戍卒半” 【6】（卷110《匈奴列传》）。元鼎六年（前110），太仆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余里，至浮苴井而还，不见匈奴一人。此后半个世纪边境稍安。至“汉宣帝初纳呼韩，居之亭鄣，委以侯望，始宽戎狄。光武亦以南庭数万，徙入西河，后亦转至五原，连延七郡”；“建武初，乌珠留若鞮单于子右奥鞬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今离石左国城即单于所徙庭也。中平中，单于羌渠使子于扶罗，将兵助汉，讨平黄巾。会羌渠为国人所杀，于扶罗以其众留汉，自立为单于。属董卓之乱，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于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于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魏武分其众为五部，以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皆以刘氏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泫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晋阳汾涧之滨” 【7】（卷101《载记第一·载记序·刘元海记》）。
自“汉高祖以宗女为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始，至宣帝“始宽戎狄”，到光武时，北部少数族人就已经逐渐向南迁徙，进入西河、五原之地。东汉末年，不仅有匈奴等少数族人的内渐，且先后又有黄巾农民起义和董卓之乱，“汾晋之郊肃然”。并州之地，是时承高干荒乱之余（高干是袁绍外甥，建安十年以前为并州牧），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拥众，作为寇害，更相扇动，往往棋峙。当梁习为并州刺史时，“诱喻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其不从命者，兴兵致讨，斩首千数，降附者万计” 【8】（卷15《梁习传》）。梁习此次由并州向邺强行迁徙人口的时间，约在建安十年至十八年（205－213）之间，太原王氏也许就在此前后移居于“野王县”，不然王泽死后不会葬于“河内野王县北白径道东北”。
此次迁徙至少是有王柔、王泽的后裔一起迁往“河内野王县”的，因王柔之子王机亦葬在野王县北白径道东北的太原王氏墓地。而太原王氏其他宗支是否仍有留居于晋阳者，史载不详，不好妄断。这一时期，太原王氏是否在晋阳还有自己的祖业在，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考订的问题。但史籍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咸熙中（264－265）。后来在北方建汉的刘渊（字元海）为侍子居洛阳，“晋文帝深待之。时东莱王弥等皆凭结，浑又屡言之（晋）武帝，帝召见与言，大悦之。后谓王济曰：刘元海容貌风仪，机谈鉴智，虽金日蝉无以加也” 【9】（卷1《前赵录·刘渊》）。王济对曰：“元海仪容机鉴，实如圣旨，然其文武才干贤于二子远矣。陛下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帝称善。孔恂、杨珧进曰：“臣观元海之才，当今惧无其比，陛下若轻其众，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权，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任之以本部，臣窃为陛下寒心。若举天阻之固以资之，无乃不可乎！”帝默然【7】（卷101《载记第一·载记序·刘元海记》）。由此可见，太原王氏此时与刘渊的关系非同一般，这从刘渊在王弥东归告别时的话语中亦可得知。王弥从洛阳东归，元海饯弥于九曲之滨，泣谓弥曰：“王浑、李熹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谗间因之而进，深非吾愿，适足为害。吾本无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阳，永与子别。”因慷慨歔欷，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齐王攸时在九曲，比闻而驰遣视之，见元海在焉，言于帝曰：“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王浑进曰：“元海长者，浑为君王保明之。且大晋方表信殊俗，怀远以德，如之何以无荫之疑杀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帝曰：“浑言是也。”会豹卒（刘渊父），以元海代为左部帅，以乡曲见知，在齐王攸建言晋武帝司马炎杀刘渊时，“浑为君王保明之”，由此才使其免于一死。以乡曲见知，是否可以说明王氏在晋阳仍然有自己的祖业或宗支别属在？至少说明，此时的太原王氏家族与其乡曲仍有较多的联系。
引人注意的是墓志中所言“从祖东平府君”，其墓地亦在“河内野王县北白径道东北”。此处王浚的“从祖东平府君”是谁？查遍史籍，不见对其生平事迹的任何记载，仅在《太平广记》卷329《王湛》条引《朝野佥载》中有这样一个冥间故事：“王湛判冥事，初，叔玄式，任荆州富阳令，取部内人吴实钱一百贯。后诬以他事，决杀之以灭口。式带别优，并有上下考，五选不得官。以问，湛白为叔检之，经宿曰：叔前任富阳令日，合有负心事。其案见在，冥司判云：‘杀人之罪，身后科罚。取钱一百贯，当折四年禄。’叔曰：‘诚有此事，吾之罪也。’”对于这些小说家言，我们当然要慎重对待，但它至少给我们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即与王机、王昶同辈的太原王氏中还有一个人物——东平府君，当属于太原王氏的另一宗支。至于“东平府君”的仕宦情况、有无后人以及后人是谁等诸多问题，由于资料缺乏，目前我们尚无法得知，只能有待今后新资料的发现和其墓志的出土，才会使我们对此有进一步的了解。
二、由河内野王到京师洛阳
从我们所列的第5、6、7条可知，太原王氏家族至王昶、王沉时，其家族住地又由河内野王县迁居于洛阳。何时迁入洛阳，史籍亦无明文记载，我们只能从当时社会的大背景和其家族人物的仕宦情况来加以分析。初平元年（190）二月，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尽徙洛阳人数百万口于长安，步骑驱蹙，更相蹈藉，饥饿寇掠，积尸盈路。卓自屯留毕圭苑中，悉烧宫朝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孓遗。又使吕布发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宝”【1】（卷72《董卓列传》）。洛阳为之一空，举目一片苍凉。建安元年（196）正月，汉献帝又东返洛阳，八月，迁居杨安殿。“是时，宫室烧尽，百官披荆棘，依墙壁间。州郡各拥强兵，而委输不至，群僚饥乏，尚书郎以下自出采稆，或饥死墙壁间，或为兵士所杀”【1】（卷9《孝献帝纪》）。曹操还洛，在董昭等大臣的劝说下，挟献帝都许昌。二十五年（220），曹操死，其子曹丕“受禅”登基，改元黄初，且准备迁都洛阳，建宫室宗庙，“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阳，北循太行，东北界阳平，南循鲁阳，东界郯，为中都之地。今天下听内徙，复五年，后又增其复。”【8】（《魏书二·文帝纪第二》注引《魏略》）据《资治通鉴》载：“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万户实河南”，后在大臣辛毗的劝谏下，“帝乃徙其半”。【10】（卷69）《汉书》卷28《地理志上》载：“河内属冀州。”就是说太原王氏所居住的河内野王县也在迁徙之内。
再从太原王氏家族的仕历情况看，这一时期，王氏家族中最为著名的人物就是王昶，字文舒【8】卷27（《王昶传》注引《王氏谱》）。他主要的政治活动是在东汉末年和曹魏时期。文帝曹丕于建安二十二年（217）被立为太子，昶为太子文学，后迁中庶子；220年曹丕登基之后，昶徙散骑侍郎，为洛阳典农，因“勤劝百姓，垦田特多”，迁兖州刺史。【8】（卷27）嘉平二年（250）十二月乙末，以王昶为征南将军渡江，“掩攻吴，破之。”嘉平三年(251)四月，以“王昶为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进封京陵候【8】（卷4《魏书·齐王芳纪》）。四年（252）年十一月，“诏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毌丘俭等征吴”。此次攻吴，因“吴大将军诸葛恪拒战，大破众军于东关。不利而还”。正元二年（255）四月，“以征南大将军王昶为骠骑将军”。甘露三年（258）八月。又以军功“以骠骑将军王昶为司空”，增邑千户，并前四千七百户，持节、都督如故。甘露四年（259）六月，王昶卒，谥曰穆侯【8】（卷4）。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是否可以断定，太原王氏家族由河内野王县迁往洛阳时间大约是在王昶“为洛阳典农”时，也就是黄初二年（221）前后。于是，到甘露四年（259）王昶去世之后，便葬于“洛阳北邙恭陵之东”，由此开辟了太原王氏在洛阳的家族墓地，后来王沉（沈）以及王浚的前二位夫人亦葬于此地。
志文中所提及的“恭陵”，乃是东汉“孝安皇帝”的陵墓【1】（卷5《孝安帝纪》）。“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丈。无周垣，为行马，四出司马门。石殿，钟虞在行马内。寝殿，园吏舍在殿北。堤封田一十四顷五十六亩”【1】（卷96《礼仪志下》），而太原王氏的洛阳家族墓地即在“恭陵之东”。
太原王氏迁居洛阳以后的具体地居住地点是在洛阳的何处？史籍中没有明确记载。《晋书》卷四二《王济传》载，太康年间（280-289），王济与从兄王佑（王柔支）不和，后王佑得势，王济“出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见委任。而济遂被斥外，于是乃移第北邙山下”【11】（卷下之下（汰奢））。由是观之，自黄初二年前后，王氏迁居洛阳到王济“移第北邙山下”，期间已相隔半个多世纪，在这半个多世纪中，王氏的第宅恐怕是在洛阳城内。
三、由洛阳到建邺（康）
从前两次迁徙的情况来看，太原王氏都是王柔，王泽兄弟二人后裔一起迁徙的，这从河内野王县白径道墓地埋葬的情况就可以看出。从野王到洛阳也是如此，这也由北邙山下的墓地埋葬情况予以证明。从血缘上来说，此时王柔与王泽二兄弟的后裔仍在五服之内。
迁居洛阳之后，王氏家族开始进入兴盛时期。在王昶这一代人中，不仅王昶在曹魏政权中占据着显赫地位，其子王浑，兄子王沉也都身居高位。王沉在魏晋政权交替中起了重要作用，“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户”。及司马炎即位，“以佐命之勋，转骠骑将军，录尚书事，加散骑常侍，统城外诸军事。封博陵郡公，固让不受，乃进爵为县公，邑千八百户”【7】（卷39《王沉传》）。王浑在平吴战争中更是立下赫赫战功，由此奠定了王氏家族的政治地位。但由于司马氏兄弟之间的相互残杀，内争不已，权力失控，北方少数族人势力乘机进入中原，且纷纷建立政权。加之地震，霜雹，水，旱，蝗灾连年，疾疫流行，北方社会处于一片动荡之中，一些北方大族先后举族南迁，王氏家族在这次南迁浪潮中也有大部分迁往南方。
此次南迁与前两次迁徙有所不同，王柔与王泽后人已经分为两房支分别于不同时间迁往南方。王泽房支是在其四世孙王承的率领下南迁的。据《晋书》卷75《王承传》载：王承，字安期。清虚寡欲，无所修尚。言理辨物，但明其指要而不饰文辞，有识者服其约而能通。弱冠知名，受到当时太尉王王衍的器重，将王承比为南阳乐广【7】（卷43《乐广传》），永宁初（301-302）为骠骑参军。时值天下将乱，乃避难南下，迁司空从事中郎。豫迎大驾，赐爵蓝田县侯。迁尚书郎，不就。东海王司马越镇许昌，王承被聘以记室参军，雅相知重；越让其子毗“式瞻仪形”，“亲承音旨”。在东海王府数年，见朝政渐替，以母老辞官，司马越不许。后迁东海太守，为政从容宽恕。他在东海太守任上不久便辞官归乡，率族人东渡江。此次南迁的重任之所以由王承承担，一是在元康五年（295）与元康七年（297），其父王湛，伯父王浑，从兄王济相继去世；再者，王承能“推诚接物，尽弘恕之理，故众皆亲爱焉”，受到族人的爱戴是情理中事。“是时道路梗涩，人怀危惧，承每遇艰险，处之夷然，虽家人近习，不见其忧喜之色。既至下邳（江苏邳州市西南故邳），登山北望，叹曰：“人言愁，我始欲愁矣”【7】（卷75《王承传》）“谢太傅曰：当尔时觉形神俱往！”南迁的旅途中移民如潮，道路梗塞，寇盗丛生，路途的艰难险阻，这都没有使他感到动摇忧愁，惟有至下邳登山远眺北方故土，一种伤感之情油然而生！及至建业（江苏南京），被时为镇东府的司马睿引为东府从事郎。南迁不久，王承就去世了，年仅46岁。
王安期率领族人南迁的时间，史书阙载。但细寻史文，还能找出一个大致年代。王承至建业后“为元帝镇东府从事郎”，而司马睿是于永嘉五年（311）五月，以“安东将军，琅邪王睿为镇东大将军”【7】（卷5《孝怀帝纪》）。建兴元年（313），“八月癸亥，改建业为建康，改邺为临漳”【7】（卷《愍帝纪》）。由此我们是否可以将其南迁的大体时间框定在311-313年之间？若要再具体分析当时北方朝中局势，会对其南迁的具体时间有一个更为明确的界定。永嘉二年（308）三月，刘渊（字元海）进入汲郡（河南汲县西南25里），略有顿丘（河南浚县）、河内（河南沁阳市）之地。王弥已占据青、徐、兖、豫四州；四月，入许昌，诸郡守将皆奔走。十月，刘渊于平阳（山西临汾市西南）称帝。三年（309）三月，东海王越归京师，勒兵入宫，杀怀帝近臣及国舅王延十余人。九月，石勒寇常山，安北将军王浚使鲜卑骑兵救之，大破石勒于飞龙山。永嘉五年（311）六月，王弥进入京师洛阳。政局动荡不宁。加上自永嘉三年以来自然灾害连年，三月，“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宜都夷道山崩，荆、湘二州地震”。四年四月，大水，兖州地震。五月，大风折木，地震。“幽、并、司、冀、秦、雍等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马毛，皆尽”，京师大饥。是年十一月，“东海王越帅众出许昌，以行台自随，宫省无复守卫。荒馑日深，殿内死人交横，府寺营署并掘堑自守，盗贼公行，桴鼓之音不绝”【7】（卷5《孝怀帝纪》）。由是观之，王泽房支离开洛阳向南迁徙的时间，很有可能是在永嘉五年（311）上半年的二、三月份间，也就是在东海王越“帅众初许昌”之后与王弥进入京师之前。
迁至建业的太原王氏王泽房支究竟居于何处？史书亦没有明确的记载，有的学者根据当时的情况推论，认为有可能居于“乌衣巷”，因此处是当时南迁士族一流高门所居住的地方。宋代乐史所撰《太平寰宇记》卷90《江南东道二》载“乌衣巷，晋代王氏居乌衣巷者，位望微减，多居宪台，江左膏梁士多不乐。惟王僧达为中丞，王球谓曰：汝为此官，不复成膏梁矣。”宋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16《疆域志二·镇市》云：“乌衣巷，在秦淮南。晋南渡王谢诸名族居此。时谓其子弟为乌衣诸郎。今城南长干寺北有小巷，曰‘乌衣’，去朱雀桥不远。”据祝穆《方舆胜览》卷14《江东路建康府》载：在城北还有一个“马粪巷，此王氏别族居之”。根据太原王氏的社会地位，迁至建业之后，有可能居于“乌衣巷”。
王柔房支是在其四世孙王峤的率领下南迁的。《晋书》卷75《王峤传》载：“峤，字开山。祖默，魏尚书。父佑，以才智称，为杨骏腹心。骏之排汝南王亮，退卫瓘，皆佑之谋也。位至北军中候。峤少有风尚，并、司二州交辟，不就。永嘉末，携其二弟避乱渡江。时元帝镇建邺，教曰：‘王佑三息始至，名德之胄，并有操行，宜蒙饰叙。且可给钱三十万，帛三百匹，米五十斛，亲兵二十人。’寻以峤参世子东中郎军事，不就。愍帝征拜著作郎，右丞相南阳王保辟，皆以道险不行。元帝作相，以为水曹属，除长山令，迁太子中舍人，以疾不拜。王敦请为参军，爵九原县公。 ”
“永嘉末”，“时元帝镇建业”，又都是很模糊的时间概念。琅邪王睿移镇建业的起始时间是在永嘉元年（307）七月己末。在此之前，东海王越收兵下邳，假司马睿为辅国将军，寻加平东将军、监徐州诸军事，镇下邳（江苏邳州市西南），这都是永嘉元年三月的事【7】。后司马睿“用王导计，始镇建业”。就是说琅邪王睿“镇建业”的时间比其任“镇东大将军”的时间早4年。那么，王柔房支南迁的大致时间就应是永嘉元年至永嘉七年（307-313）。如考虑到“永嘉末”的因素和我们以上对这一时期社会政局、经济所做的分析，其南迁的时间也应该是在永嘉五年至永嘉七年（311-313）之间。这一推论是否有些勉强呢？在上引行文中还有一句话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元帝作相”云云。而“元帝作相”是在建兴元年（313）五月壬辰，“以镇东大将军、琅邪王睿为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陕东诸军事”【7】（卷5《孝怀帝纪》），此时王峤早已“携其二弟”到了建业，其离开洛阳的时间大约也是在永嘉五年的二三月间。
王柔房支南迁以后的居住地，由于资料的缺乏，待考。
由此观之，太原王氏是较早南迁的一批北方士族。此次迁徙非同小可，它不仅意味着太原王氏家族在北方一切财产的丧失，而且举家南迁的路途中也必然伴随着许多的苦难，而要到达的新居地其前景如何，也难以预卜，这也就不难理解在途中王氏家人及族人何以一脸忧愁！而王氏家族到达建业时，也正是琅邪王睿在王导的操纵下极力网络人才之机。所以，这一家族很快又与新的政治势力结合，继而在东晋王朝取得自身的政治地位。王承被司马睿辟为“元帝镇东府从事郎”，王峤兄弟三人的同时到来，使司马睿感到十分惊喜，立即下令给其钱粮布帛，“亲兵二十人”，并“以峤参世子东中郎军事”。但王峤对于琅邪王睿与愍帝给予的官职三辟而不就，最后由“王敦请为参军，爵九原县公”。这不仅反映了王柔房支对于当时政治的审慎态度，而且也反映出其与王泽房支的不同家风（对此将在另一文中进行具体论述）。同时，也为太原王氏家族在东晋朝中的政治分歧埋下了伏线。
参考文献：
【1】 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0。
【3】 臧励龢，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Z】，香港，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1982。
【4】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西郊西晋王浚妻华芳墓清理简报【J】，文物，1965，（12）
【5】 陈演恪，论李栖筠自赵徙卫事【A】，金明馆丛稿二编【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9。
【7】 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 崔鸿，别本十六国春秋【A】，四库全书，第463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0】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11】 刘义庆，世说新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作者简介：王洪军（1954－），男，山东郓城人，历史学博士，曲阜师大孔子文化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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