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窑是世界第一瓷器品牌，有名的“雨过天青”，最早是五代后周世宗创造的。
别人问世宗：你喝茶的茶杯是要蓝色的还是绿色的。他看着天说：给我烧一个雨过天晴的颜色。
工匠很犯难，因为他要等下雨，等雨停，要看天空很久，观察到天光在蓝跟绿之间变幻，其间又透露出太阳将要出来的淡淡的粉红色。
聪明的皇帝宋徽宗把它沿用下来了。
康德说“美的判断力”，把这样的色彩固定在瓷器上，需要多么高超的“美的判断力”！我们在作美的判断的时候，视觉通道打开了、听觉通道也打开了。
听觉并不只是听贝多芬、巴赫。就像秋天最早到来的是声音，入夜以后，如果你仔细听，应该可以听到树叶的沙沙的声音。
我们的古人写过多少关于“秋声”的诗，古代文学里有多么好的敏感度！如果我们只知道让孩子背唐诗宋词，而忘了让他聆听秋天的声音，那没有太大意义。
回到生命的原点，才能看到美。
美最大的敌人是“忙”，忙其实是心灵死亡，对周遭没有感觉的意思。
我们说“忙里偷闲”，“闲”按照繁体字的写法，就是在家门口忽然看到月亮。
周遭所有最微小的，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拯救。
我不觉得，今天在这个城市里，我们讲任何大道理对人生有什么拯救，我们能做的是许许多多微不足道的小事，一点点像女娲补天一样，把我们的荒凉感弥补起来。
大家都知道《清明上河图》，一个画家受命去画他的城市，表现其中的繁华。画家画了一千六百多个人，各式各样的场景。
其中有一个场景是：官家的轿子出来，前面有人举着“肃静回避”，一个小孩在路中间玩，他妈妈怕他被马踩到，惊惶地把他抱起。
如果是你受命拍一个关于北京的纪录片，你能不能拍出这个画面？
还有一个画面，出现在画卷快结束的地方。一个做大官的人进城，前有开道车，后有随护。
城门口有一群叫花子，其中有一个没有腿，做官的人回头看了他一眼。看到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画家真了不起。
我的学生问我：你觉得那个做官的人后来给乞丐钱了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觉得一个画家能画出大官跟乞丐的对视就很了不起了。
好几年前，我路过天安门广场，在长安街上看到一个画面：那一定是一个乡下来的妇人，因为只有下田劳动的人才会有那么粗壮的骨骼。
她喂孩子吃奶，毫不遮掩，孩子吃饱了，奶汁还很多，她就让奶汁滴到长安街上。
我觉得那个身体好动人：她跟那个土地是在一起的。我问自己：T台上的美跟这个妇人的美，哪一个能让我记忆更久？
美不仅仅是华服名模，甚至不仅仅是清风明月、巴赫贝多芬，要看到美，我们首先要看到生命存活的艰难。
唐朝人喜欢画牡丹。我曾在二月间到日本皇宫里看过牡丹，全部用草围着，上面还撑一把伞，因为牡丹有一点风吹雨打就会凋零。
宋朝以后发现牡丹的美不能体现生命顽强的竞争力，就开始画梅花。王冕的《南枝春早》成了传世名作。
如果说唐朝创造了牡丹的美，宋朝发现梅花的美，我们这个时代用花来象征，可以找到什么？
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使用汉朝斗拱的造型，堆砌出一个倒三角形的飞檐式建筑。我看了很辛酸。
因为我看到它强大背后，是几乎要被世界列强瓜分殆尽的屈辱记忆。所以它的强是一定要撑出来。可是我看到英国馆，轻轻松松就做出一个好漂亮的东西。
当时我就想：如果真的是大国崛起，必须有最笃定的自信，不去做场面上的东西，而是回到最小的事情，慢慢做，不一定要那么快。
现在的强有一点用力，并且用得好辛苦，我害怕它变成烟火，那么绚烂华丽，可是一下没有了。
唐的文化、宋的文化为什么有厚度？因为它看到大的，也关心小的。
杜甫挤在难民里面逃难，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如果这十个字变成千古绝唱，我觉得不是诗的技巧，而是诗人心灵上动人的东西：他看到了人。
同样那捧白骨，很多人走过去都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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