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禹治水碑与罗塞塔石碑哪个更古老？ 马贺山

(2017-07-18 17:51:23)

原文地址：夏禹治水碑与罗塞塔石碑哪个更古老？ 马贺山作者：马贺山我发现了夏朝文字

夏禹治水碑与罗塞塔石碑哪个更古老？ 马贺山

 

 

 

距今一千二百年前，文学家韩愈只身从京都长安来到了湖南衡山寻访闻名遐迩的【岣嵝碑】，仰慕已久，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可见心有多诚，志有多坚，可天不作美，寻访未果，却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的名诗：“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科斗拳身薤倒披，  鸾飘凤泊拿虎螭。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  我来咨嗟涕涟洏。千搜万索何处有，森森绿树猿猱悲。”刘禹锡也写了一首诗：“ 常闻祝融峰，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玩姿，秘文璃虎形。”

唐朝韩愈和刘禹锡寻访的岣嵝碑，中国文献是有记载的，最早的记载有西晋和南北朝时罗含的《湘中记》：“岣嵝山(古指衡山)有王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赵晔的《吴越春秋》郦道元的《水经注》，徐灵期的《南岳记》：“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碑下有石坛，流水萦之，最为胜绝。”，张世南的《游宦纪闻》，王象之《舆地纪胜》，刘显的《粹机录》：“萧齐高祖子铄封衡阳王，有山人成翳游衡岳，得禹碑。摹而献之，王宝之，爰采佳石翻刻，始见于世。”等。多年后，南宋人何致却在云密峰找到了禹碑。张世南《游宦纪闻》记载：何致于嘉定五年(1212)游南岳，至云密峰下，遇一樵夫说见过一石碑有数十字，于是樵夫作导，“过隐真坪，复渡二小涧，攀萝扪葛”，找到石刻。何致摹刻石碑于岳麓，自此禹碑遍天下。

 

 

 

 

 

明朝文学家杨慎正流放在云南保山，当他看到友人从湖南带来的【岣嵝碑】拓片，非常激动，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翻译工作，他是一个文学家，诗人，和郭沫若是四川老乡，古文字功底不如郭沫若，因为杨慎在古文字的破译上，没有下过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在破译【岣嵝碑】77个文字上，要远胜于郭沫若。据说湖南文物部门的同志将岳麓山上的【禹王碑】的拓片，送到京城的郭沫若手里，他用了三年的时间，只破译了三个字，并回信给湖南的同志说：秘不可究。郭沫若为什么用三年的时间，最后才破译了三个字。因为他太忙了，做领导工作，日理万机，他无暇旁顾，完全可以理解。另外还有一个因素，新中国成立前，郭沫若在重庆曾写过一首诗【水龙吟】，原句有：商盘孔鼎无存，禹碑本是升庵造。郭沫若是一个多疑的人，将【岣嵝碑】稀里糊涂的按在了杨升庵头上。这种张冠李戴，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不止这一次，在他的【青铜时代】一书里，他就曾说过，尚书里的【尧典】、【舜典】、【禹贡】等篇都是子思伪托的。文献记载，孔子整理、讲授尚书百二十篇，到郭沫若那儿，就成了孔子孙子子思的伪作，哪在前哪在后，郭沫若真有点颠三倒四了。

笔者则认为: 郭沫若在杨慎造禹碑的问题上，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属于业内人士说了外行话。众所周知，造字是需要特定时间特定环境的，不是谁想造字就造得了的，武则天造字失败是尽人皆知的事情，天下谁能与武后相比，他造的字能让天下读书人认可吗？离开具体时间具体环境，即使是造出的字，也是无意义的，也不会流传的，文字是需要朝廷审批，通过，推广的的，文字的发明创造，是有组织，有领导，有目的，有计划进行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么简单的道理，到具体事情上，竟忘得一干二净，这种思维方式太单一了吧。顺便说一句，禹碑的文字是后人造不了的，古代的学者不都是白痴，任人造假，无人揭露，无人拆穿，也只有近代和当代的疑古派，才会有如此奇怪的逻辑思维。杨慎是破译禹碑第一人，功不可没。他的释文如下：

杨慎禹碑释文：

承帝日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堙。郁塞昏徙。南渎愆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

由于杨慎所处时代的局限，当时他还未见过甲骨文，他手头的古文字资料又不多，正遭贬在云南保山，所以有些字他释得不准，或有错误，都是难免的，我们不该苛求古人。笔者在古今专家学者的研究基础之上，取其精华，尤其是在杨慎释文的基础上，我才得以完成破译禹碑这一工作。

[禹王碑]释文：

承帝冢然，翼辅雝卫。灾洚矢发，沮恒往行，三河飞涌。北过冀而奠，姒若忘鸟。宿岳麓庭，昶溢酉祈，水庐弗长，往求永定。华岳泰衡。崇楚事裒，劳余神禋，鬯曼吉徙。南渎衍昌。衣则食备，万邦皆宁，疆无漾漭。

 

 

 

应该说明一点的是，杨慎破译的【禹王碑】，是当作夏朝文字进行破译的，文中记录了大禹治水的前因后果及整个过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一心一意扑在为百姓治水上，最终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制服了水患，乡亲们又搬回了家中，开始了新的生活。孔子曾经说过，“如果没有大禹,我们现在可能都变成鱼虾了。”这代表一代人对大禹治水功绩的崇高赞扬。【禹王碑】，确实是夏代人用夏朝文字，记录夏朝的历史，距今已有四千多年了。这是古老的东方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的具体体现，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缩影。

 

公元前196年，即汉高祖十一年。这一年，梁王彭越被告发谋反，为汉高祖刘邦所杀。

1801年，清仁宗嘉庆六年，英国人在埃及打败法国人，并从法国人手里抢来了罗塞塔石碑和其它文物，送到了大英博物馆，当作战利品展出至今。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发表了一篇论文，给出了罗塞塔石碑的译文，并提供了一本早期的埃及象形文字的字典。根据这篇译文，这块石柱上写的是埃及国王托勒密五世在公元前196年颁布的一道法令。

 

 

公元前196年，在中国是汉高祖十一年。这一年，梁王彭越被告发谋反，为汉高祖刘邦所杀。

法国学者破译的罗塞塔石碑铭文的刻写时间为我国汉朝刘邦十一年，与夏禹治水碑相比，已经相差近两千年，两者相比是小巫见大巫，绝对不在一个水平上。罗塞塔石碑是用三种文字写成，有一千多字，可以比对进行翻译，较容易，而【夏禹治水碑】尽管只有七十七个字，对那些黄头发，蓝眼珠的西洋人来说，识汉字难，难于上青天，研究甲骨文，就够他们喝一壶的，如若再研究比甲骨文还难上加难的夏朝文字，就等于破译天书了。他们知难而退，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历史书籍，他们选择埃及历史研究，是明智之举。

为什么【夏禹治水碑】不如【罗塞塔石碑】闻名于世，影响那么大，究其原因是中国有一批吃里扒外的疑古派，认洋人为干爹，千方百计的压制和贬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而中国学界的学者疑古思潮十分严重，他们受疑古派的影响很大，挺不起腰杆，在西方学者面前矮三分，就是这种情况，才导致学界今日的乱象丛生。

夏禹治水碑共77字，是科斗篆，又称蝌蚪文，由于年代久远，很少有学人认识，不知其内容是什么。学界长期将甲骨文当作中国最早的文字，将夏朝文字【禹王碑】、【夏禹书】、黄帝文字【仓颉书】视为伪书，或后人伪托，又拿不出任何证据，就这样信口雌黄，以讹传讹，影响了几代人。应当看到，疑古派的影响是很恶劣的，肃清疑古派的余毒尚需时日，我们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

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是从炎黄始祖算起，文字发明时间的长短，决定文明的长短，黄帝让仓颉造字，仓颉受鸟迹的启发，发明了象形文字，这之后，在象形文字的基础上，仓颉又发明了指事文字，会意文字，形声文字，假借字，转注字，即六书，仓颉用六书完成了汉字系统的发明创造，六书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有学人非要将六书改成三书，两书，请问两书，三书能够完成汉字系统的发明创造吗？有学人别出心裁，哗众取宠，将两书张冠李戴，搁在劳动人民的头上，说是劳动人民造字，想以此取代传统的仓颉造字，说汉字是由图画和刻划符号演变而来，经过五千年的漫长时间，经过千百万人之手，汉字系统到了商晚期才发展成熟，才进入文字的应用阶段。这种说法纯属个人的主观臆测，属于天方夜谭，是躲在象牙塔里的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说，得不到任何古代学者的文献印证和支持。有人会说，那是田野考古挖出来的，有测年。田野考古挖出来的，也不见得就是科学的，也有一个认证问题，主观主义者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会做出主观主义的判断，远离事实真相，将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当作原始文字的孑遗即是一例。

西方人为什么看准了埃及的古文化古遗址古文明，进行研究，进行探讨，并建立了埃及学，这是因为埃及的上古历史处于一片空白，适合西方人的考古，从新起家。而中国则不然，中国的文字相当复杂，用一生的时间和精力，都难弄清读懂庞大的汉字系统，况且中国已有五千年用文字记载的历史，白纸黑字，言之凿凿，谁将篡改中国的历史，谁想将自己的私货，塞进中国历史，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被历史所遗忘。疑古派是近代当代新形势下的一只怪胎，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否定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不会得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