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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贺山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
(2012-02-13 17: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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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杂谈
分类: 【八】刻划符号不是文字
马贺山评【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
节选自《现代汉语参考资料》(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中册。
本文运用大量考古资料,详尽地阐述了古代汉字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
【马评:古代汉字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实际上并不是郭沫若先生现在所指的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此处的编者按显然是怀着崇拜的心情,循着作者的思路,也将刻划符号当做古代汉字了,实际大谬也。】
作者从新石器时代说到秦始皇时代,涉及汉字发展的各个阶段,描述了各种文字产生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书写的工具和载体,
【马评:郭沫若先生并没有涉及文字产生的时代背景,为什么,只要一涉及,有些问题就无法往下讲,或讲也讲不通。如半坡遗址的时间在6000年前,我国还处于结绳记事时代,文字尚未产生,国家尚未形成,阶级也未出现,社会还未有明确分工,就将刻划符号称为文字,显然不合适。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心里明镜一般,他有意回避文字产生的时代背景,他的文字起源的理论,是建在戈壁滩上的海市蜃楼,四十年来,一直被古文字界的某些学人,视为仙境中的琼楼玉宇,理想大厦。】
同时阐明前后文字之间的源流关系,显示出作者极强的概括能力和深厚的文化功底。阅读本文,要能够循着作者的思路,梳理出我国古代汉字发展的大致脉络,了解不同文字的主要特点。
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画
文字是语言的表象。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
【马评:在这里郭沫若将语言与文字混为一谈,可以说中国语言是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而文字却不是,它需要专门人才专门创造,可以说任何民族的文字,都是少数人呕心沥血,绞尽脑汁的结果。劳动人民造字,尤其集体造字,在世界范围内,尚无先例。中国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应该说是郭沫若的一大发明。这一发明,在当时无人敢怀疑,无人敢质疑,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当时1972年正在搞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极左思潮,正风行一时,显然劳动人民造字是一个政治口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部分,谁敢以身试法,顶风作案,将咎由自取。】
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
【马评:这里显然指仓颉造字而言。他不明说,实指仓颉。因为5000年来,人们都说仓颉造字,而他非要说劳动人民造字,这是公开的与历史唱反调,可谓反潮流,他深知,他的提法站不住脚,然而,他又不能不这么说,权宜之计也好,投其所好也好,首先他是一个政治家,政治挂帅么,一个政治时代,首先考虑的是政治,这正是这个口号站不住脚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对发明造字的问题,不报成见的话,那么仓颉造字对每一个有头脑的人来说,不会有什么妨碍吧。说到底,文字就是一人一时所造,因为在史书上,并未记载仓颉之子也继承父业,这就说明仓颉生前已完成了这个造字任务。我曾做过一个推测,仓颉受鸟迹的启发之后,发明了象形文字,每天创造两个字,一年就是730个字,五年就是3650个字,这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讲,也足够了,换句话说,用五年的时间,仓颉就能够完成文字系统的创造。文字的发明创造,还有一个熟能生巧的特征,越造越快,越造越多,一旦思路打开,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一泻千里,奔腾不息,永无止境。文字本身有孳乳功能,两个或两个以上独体字可合成一个新的合体字,在独体字旁加一个偏旁或部首,又可产生一大串新字,仓颉用五年的时间造字,并完成文字体系,是完全有可能的,这种推测也是合情入理的。而有人故意将造字说成需要几千年,说得神乎其神,玄乎其玄,就是将不是文字的东西——刻划符号,硬说成是文字,不知道他们这么作究竟是为了什么?他们这样自欺欺人还要持续多久?】
它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有长远的历程。只要民族的生命还存在,或者没有受到强大外力的长期扼制,文字也和语言一样,
【马评:又一次将文字与语言并列,实际上他混淆了两者之间的界限,诱导读者,文字和语言是一码事,都是在劳动人民的创造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实际上,他错估了人们的判断能力,以为不会有人提出异议,这正是他做学问的不严谨之处】
总要不断地发展。它们仿佛都是有生命的东西,不断地在新陈代谢,一刻也不曾停止,一刻也不会停止。
汉字究竟起源于何时呢?我认为,这可以以西安半坡村遗址距今的年代为指标。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六千年左右。我认为,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历史。
【马评:6000年的概念是什么,是上古时代,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于书锲。郭沫若不会不知道,这句名言吧。一个人一旦头脑发热的时候,忘乎所以的时候,利令智昏的时候,他还有什么客观的公正的判断能力,所以他此时所做出的结论,都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谈论汉字起源及汉字的认定,皆与真相背道而驰。】
半坡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典型,以红质黑纹的彩陶为其特征。其后的龙山文化,则以薄质坚硬的黑陶为其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半坡彩陶上每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刻画,和器物上的花纹判然不同。黑陶上也有这种刻画,但为数不多。刻画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
【马评:请注意最后一句话,“刻的画的意义至今虽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符号,如花押或者族徽之类。”对于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在刻划意义尚未阐明的情况下,就断定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是不是先入为主,是不是太主观了,这完全是郭沫若的一厢情愿,郭沫若在这里指鹿为马。我认为,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是陶工用来记事或记数的记号而已,就跟结绳记事一样,记得什么,只有他自己知道,别人的猜测都是不准确的。所以这些刻划符号与文字无关,或根本不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
我国后来的器物上,无论是陶器、铜器,或者其他成品,有“物勒工名”的传统。特别是殷代的青铜器上有一些表示族徽的刻画文字,和这些符号极相类似。由后以例前,也就如由黄河下游以溯源于星宿海,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马评:彩陶上的那些刻画记号,可以肯定地说不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要应该明确什么是文字,文字的标准是什么?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文字有形、音、义特征,三者缺一不可;文字可以与语言中的词对应起来,组词、造句、写文章,表达一个中心思想;文字是仓颉造的,是黄帝推广的。用此三条标准衡量刻划符号,没有一条符合标准。这样的东西,应该说与文字的起源没有关系,更不能称它为原始文字的孑遗,原始文字的孑遗是郭沫若为刻划符号杜撰出来的专用名词,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彩陶上的花纹。结构虽然简单,而笔触颇为精巧,具有引人的魅力。其中有些绘画,如人形、人面形、人着长衫形、鱼形、兽形、鸟形、草木形、轮形(或以为太阳)等等,画得颇为得心应手,看来显然在使用着柔软性的笔了。有人以为这些绘画是当时的象形文字,其说不可靠。当时是应该有象形文字的,但这些图形,就其部位而言,确是花纹,而不是文字。
【马评:郭沫若认为:“当时是应该有象形文字的”,首先应该看一看象形文字是谁发明创造的?刻划符号不是文字,怎么会出现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作为一种造字准侧和方法,是仓颉发明了六书。仓颉本鸟迹为字,先发明了象形字,而后发现光象形字,还不能记录语言,又在象形字之后,又发明了会意字,形声字等。郭沫若不顾历史真相,将仓颉的象形字的造字法,移花接木到刻划符号上,纯属张冠李戴,南辕北辙。】
在陶器上既有类似文字的刻画,又有使用着颜料和柔软性的笔所绘画的花纹,不可能否认在别的质地上,如竹木之类,已经在用笔来书写初步的文字。只是这种质地是容易毁灭的,在今天很难有实物保留下来。如果在某种情况之下,幸运地还有万一的保留,那就有待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幸运的发现了。
总之,在我看来,彩陶和黑陶上的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创造它们的是劳动人民,形式是草率急就的。
【马评:刻画符号应该不是汉字的原始阶段,因为在文字产生之前,根本不存在什么原始阶段,完全是郭沫若的主观臆测,1960年他第二次去半坡遗址考察时,还认为半坡遗址“独不见文书”,而12年后,他就断定是“汉字的起源”、“汉字的原始阶段”“原始文字的孑遗”等,这前后变化也太大了吧。其实汉字的产生最初称“文”,依类象形谓之文,独体为文,而后合体为字,形声相益谓之字,这是东汉学者许慎对仓颉造字的总结,人所共知。郭沫若想创造新的文字起源的理论,未尝不可,但事实要清楚,论点要扎实。可他这两点都没有弄清,只是提出两条干巴巴的口号,没实际内容。文字既不是劳动人民创造,刻划符号又不是文字,经不起任何质疑和推敲,连我这个业外人士都看出破绽百出,自相矛盾,它是短命的,就跟山东昌乐骨刻文一样,很快就会退出文字的历史舞台,因为它的丧钟已经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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