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夏朝文字大白于天下
(2012-01-26 12:10:24)
转载▼
标签：
杂谈3532527622012-1-27 08:52
仓颉造字就像现在的文艺工作者一样,它源于人类(百姓)的生活,服务与人类(百姓)的生活,
楼上不迷信权威, 敢于探索质疑, 这种精神令人钦佩! 社会发展需要这种精神!
曾力让夏朝以及夏朝以前的文字早早大白于天下，并让它们成为主流学术界的共识！这一天不会太远了……
马贺山；让夏朝文字大白于天下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学者中，很少有人怀疑夏朝历史和夏朝文字，上世纪初，却奇怪的出现了一股疑古思潮，一些从西洋和东洋留学归来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开始公开挑战传统观点，提出“东周以上无史”、“商朝才是中国历史的开头”等观点，他们将历史上传下来的尚书，虞书，夏书都看成是战国时人或战国以后人的伪托，更有甚者，有人主张二十四史都是假的，还有什么不假。
20世纪是中国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时代，是一个红旗飘飘的火红年代，当一切归于平静之后，我们才发现当年说了许多过头的话，或是象发烧时说的一番胡话，今天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还罢了，遗憾的是，今日还有很多学人仍在坚持过去的观点，认为夏朝没有文字，夏朝是神话传说时代，商盘庚以前的文字尚未发现，文字是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文字起源于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或图画文字，非圣人所造。
为了弄清历史真相，笔者不得不费些笔墨，与四十年派据理力争，揭开夏朝文字的历史真相。
首先，看一看文字是谁造的，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很难弄清文字起源的各种问题。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说：
“文字是语言的表象。任何民族的文字，都和语言一样，是劳动人民在劳动生活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多头尝试到约定俗成，所逐步孕育、选练、发展出来的。它决不是一人一时的产物。。。总之，在我看来，彩陶和黑陶上的刻画符号应该就是汉字的原始阶段。创造它们的是劳动人民，形式是草率急就的。”
在以上的引文中，郭沫若先生两次谈到文字是劳动人民集体创造的，而非是一人一时{暗指仓颉}的产物。可以说劳动人民造字是郭沫若先生的一大发明，以前从未听说过，现在听起来似乎还有些道理。实际上，你具体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很多漏洞，此说根本不能成立。首先看一看历史上的劳动人民，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一直是最贫穷，最落后，最艰难的劳力者，干体力活是他们的强项，他们之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文盲，文盲不识字，竟然能造字，这是不是一件很矛盾的事啊，再说他们放下手里的活计，去造字，谁给他们发生活费，没有生活费，他们怎么活？何谈造字！再说造字从来不是个人行为，不是自发的，而是政府行为，是受命天子的一种自觉行为。郭沫若先生一生研究文字，是当今天底下最有学问的人，是文化界最有权最有钱最有闲的人，请问他一生都造过几个字？连最有能力的文字大师，一个字都没造过，可见他说的劳动人民造字，不过是一句假话，大话，空话而已，古文字界的学人切不可当真。劳动人民造字不可能，集体造字又是怎么个造法？这都是现代文人的一种想象,是一种无稽之谈。
至于在6000年半坡遗址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是当年陶工用于记事记数用的一种符号而已，它既不能记录语言，又不能组词造句写文章，它不是文字，它与文字无关，它到底记的是什么，只有陶工本人知道，就像结绳记的疙瘩一样，别人的猜测往往是不准确的。郭沫若先生说汉字起源于6000年，是一种错误论断，6000年前中国还处在结绳记事时代，文字尚未产生，黄帝和仓颉尚未出世。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应该不会忘记这么一点，文字的产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适应国家出现，阶级形成时的需要，没有这个前提，文字不会产生，为什么郭沫若先生将商朝，定为中国历史的开头，就是他感到商朝有了文字，商朝有了阶级，国家已经形成，而对夏朝则视为神话传说时代，否认夏朝有文字。他这一错误论断，影响了历史学界，古文字界，考古学界近半个世纪的主流观点。他们一致认为，夏朝没有文字流传下来，夏朝历史的记载很少，都是战国以后的人，追记的，可信度很低，可见夏朝无文字。让人奇怪的是，1972年，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郭沫若先生突然提出汉字起源于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半坡遗址，创造者是劳动人民。从3200年前的商朝甲骨文到半坡遗址的刻划符号，中间跨度为2800年，这一步是不是迈的太大了吧？这个180度的大转弯，很难让人理解，夏朝文字还没找到，虞朝文字还没找到，黄帝文字还没找到，一下就找到了6000年前汉字的源头，接着后来者又找到了7000年前双墩遗址的汉字的源头，李学勤先生又找到了8000年前贾湖遗址的汉字的源头，唐兰先生干脆断言，汉字起源于10000年前，熟不知6000年前，中国还处在结绳记事时代，文字尚未产生，哪里谈得上文字起源！这让我想起了山东昌乐骨刻文的发现经过，其论，说文字的发明创造，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究竟有多漫长，谁也说不清。只要考古人员还在挖，只要刻划符号还在出，文字的起源就要往前提,一直提到谁也赶不上的高度。这是在自欺欺人，文字从产生到系统应用，用不了多少时间，即可完成。请李学勤先生用电子计算器计算一下，从8000年的贾湖遗址上的劳动人民集体造字开始，一年只造一个字，到二里头遗址的刻划符号，也应该达到4000个，对不对，为什么现在的二里头遗址仅仅有24个符号，那劳动人民造字，在4000年里，只比贾湖遗址的17个符号，多了7个，请问中原的劳动人民得多少年才能造一个字？实是大同小异，殊途同归，将楼盖在沙滩上，如同海市蜃楼。将不是文字的东西，拿来当文字研究，仿佛儿戏一般,这能算作科学吗?
为了否定仓颉造字，四十年派除了创造劳动人民集体造字的荒谬口号外，还发明了一个理
如果我没算错的话，那是600年才造一个字。
这么一算，你就会发现，劳动人民集体造字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那文字谁造的呢？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和诅诵造的，这有史书记载。
（《通鉴外传》：“黄帝命仓颉为左史，制字
宋代的罗泌则在其《路史》中说：“黄帝命沮诵作云书，”
《孝经纬援神契》云：“三皇无文，至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
《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私），背厶者谓之公。”
《吕氏春秋》：“史皇作书，仓颉氏也”，又云：“仓颉造大篆”。
《论衡》：“见鸟迹而知书，天非以鸟迹命仓颉，而仓颉起鸟迹也。”又曰：“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是也”。“天地为图书，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
《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相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等等。
《史记·世本》就有：“沮诵、仓颉作书”之说。
卫恒《四体书势》也说：“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并赞曰：“黄帝之史，沮诵仓颉，眺彼鸟迹，始作书契，纪纲万世，垂法立制……。”
由以上的引文可知仓颉、沮诵造字是受命于黄帝，他们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更知道造出字来对朝廷和后代子孙影响有多大，他们不敢掉以轻心，只争朝夕，呕心沥血，绞尽脑汁，废寝忘食，就象我寻找和发现夏朝文字一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下了苦功的，要经得起别人的质疑，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要一丝不苟，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当仓颉受到鸟迹兽迹的启发，而发明创造象形文字时，他和沮诵两人每天创造两个字，是完全可以完成的。一天造两个字，一年就是730个字，五年就是3650个字，完全可以形成一个文字系统，供当时朝廷和社会应用了。
不知以上的算法，准确不准确，合理不合理，请手里拿着计算器的李先生给一个判断，是民间的陶工用600年造一个刻划符号符合实际，还是仓颉沮诵用五年的时间造3650个字更令人信服？哪个能站得住脚？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种推测，仓颉造字究竟用了多长时间，文献无记载，但决不会象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用几百年或上千年或四、五千年的时间，仓颉生前已经完成了造字任务，因为黄帝已经使用了仓颉造的文字，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三坟、典、八索、九丘等一批书，即是明证。这些书在春秋时还存在，《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
《国语．晋语》载：晋文公时，阳人犹“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
孔安国《尚书序》亦云：“鲁恭王坏孔子旧宅，於其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皆科斗文字”
“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这是《四库全书荟要》对夏朝文字一点记载
《左传》《国语》等古籍中多处引证了《夏书》。五《尚书》中《夏书》，其原始材料可能取之于夏代档案。其中《甘誓》《禹贡》学术界认为比较可信，基本上有真实的夏代文书原始素材作为依据。
《左传》中征引“夏书”、“夏令”，“夏训”共有15处
。《国语.国语下》与《禹贡》记载十分相似。可知，春秋战国时期尚能见到一些经辗转抄录的《夏书》残篇断简。
总之，在清朝以前，人们对仓颉造字及虞夏商周有书流传后世，还深信不疑，但到了近代和当代，有反潮流反传统思想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开始否定仓颉造字，否定虞夏商周之书，认为这些不可信，不可靠，都是战国以后的人，追记的或后人伪托。从此历史的真相，被厚厚的硝烟战火的尘埃掩埋，越埋越深。
现在是应该拂去埋在夏朝文字上面的厚厚的尘埃的时候了。
现在是应该让夏朝文字的本来面目，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了。
现在是应该重新审视夏朝历史、夏朝文明、夏朝文献典籍的时候了。
夏朝文字不仅有传世文字【夏禹书】、【禹王碑】、【莱丘铭】，还有出土文字夏朝甲骨文、夏朝象牙文、夏朝玉版文字；还有黄帝时代的【仓颉书】和黄帝时代的玉版文字。这些都已公诸于世，欢迎广大网友和专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