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第一封信

 

写信的年代，大多都是通信设施不发达的年代，才会用最原始的办法，写一点家书，给父母，给朋友，给思念的人，给远方的亲人，那些年代都是靠邮递员传递，历史上还有黄犬传书，信鸽使者等等的传奇佳话。而我人生的第一封信，既没有写给父母，也没有朋友可寄，自小到大都是足不出户，围绕父母身旁，也没有远方的亲戚。直到我考上高中，才算离家远一点，不过也就是几十里地，过上三两个月，就要回家背点干粮和咸菜，再返回学校，更没有写信的必要……。

在县城读书不仅是为了上高中，考大学，最当下的是开阔了自己的眼界，认识了不少县城里的同学，有女同学朱琳，还有李忠仁同学，他们的父亲或母亲都是在县委县政府工作，不管怎样，大小都是一个官。还有王峰同学，父亲是县石油公司总经理，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还时不时请我去他家吃上一顿大餐。王峰的父母非常了不起，把饭做好了，老夫妻俩就自觉离开，出去散步，让我和他们的两个儿子单独在一起吃饭，充分给孩子们自由，可能最主要是考虑到我这个农村孩子第一次在县城，特别是在他们家里，怕拘谨的原因吧。不过后来每一次去吃饭，他的父母都是如此，可见王峰的父母是多么地仁义慈悲。还有其他的同学，有的是教师家庭，也有各种各样的工人家庭的。

半年的高中生活，让我见识了不少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不少理想与幻想，总希望有一天也能使自己变成城里人，什么岳飞的精忠报国，李白的铁杵磨针，苏轼的大江东去……都统统放到一边，认为考上大学才是把自己变成城里人的唯一办法。有时跟李忠仁同学在一起玩，会不经意发现他用的信笺都是安徽省颍上县人民政府的红字抬头，说实在的，那时对他用这种信纸做草稿纸都是十分地羡慕，难得弄一张，都会夹在书里，很长时间都舍不得用。可见那个年代的眼光，是多么得狭隘！今天终于明白了，平台是多么得重要！

虽然在县城上高中，但二三个月回家，还是要去看看自己的大伯，大伯叫李合云，独自一个，是农村里的“老孤儿”，每次回去，都要帮他把水缸灌满才回学校。大伯腿拐，房子漏雨，一直是他的心头病，我从小学到上高中，就不停地帮大伯爬上房顶补了漏，漏了补……。那个年代，人的心是多么纯朴，大伯还是坚定“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救了咱穷苦老百姓！”我想，直到他吊死的那一刻，心中可能还喊一声“毛主席万岁”，才挂上去的。他绝对相信，他的死怎么能怪毛主席呢？那一定是一帮假共产党官员干的；可当没有被抓的时候，哪一个又不是真得共产党干部呢？何况，那时就几乎没有听说过抓过哪个干部，最远的也就是听大伯说，天津枪毙了两个大官。

 

有一次偶然听李忠仁说，有人民日报记者到县里采访什么的，一些干部紧张得很。我想这人民日报记者，一定有来头，梦想将来不当作家，也一定当记者。在县城半年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跑图书馆，阅览室，确实长了不少知识，翻阅一些名人的书信等，一直在无能为力的穷苦的内心中，漠然生起一种怎么去帮大伯的冲动，但又苦于找不到更有效的办法。这次听李忠仁一讲，心中茅塞顿开，终于找到了一个办法，看看究竟能否管用！

晚上，我在一张纸上打好了草稿，“尊敬的颍上县县长吴尚和同志：您好！”大概就是这么开头的，而后说本人是人民日报记者，到颍上采访淮河堤坝的防护情况，不料走进了淮河边上的一个村子，叫杨湖镇罧庄村，其中碰到了一位叫李合云的孤寡老人，无依无靠，一间又矮又潮湿的茅草房，数年来补补漏漏，无人关心，望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关心老人的疾苦，不然怎么体现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又怎么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呢？我很关注这位老人的生活，希望两个月后，我再来罧庄村，能看到这位老人的房屋有一个崭新的面貌！

谢谢！

人民日报记者XXX    

XX年XX月XX日

而后趁着同学们都回寝室睡觉了，教室里只剩我一人，我自己点上一根蜡烛，拿出那张多少天都舍不得用的抬头为“安徽省颍上县人民政府”的信笺，规规矩矩地，还略带一点潦草的味道，把信誊写了上去，次日中午，我走出校门买了一个信封，按信笺下的地址，到邮局把信寄了出去！开始有点紧张，万一被查了，也许会坐牢吧！记得初中时有一位同学，就是因乱写，结果被抓走了，差点沾上了我，亏得我的班主任段老师保了我，这次可没有人保我的。另外又想，我又没有写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东西，怕什么呢？思想一直斗争着，不管怎样，信反正寄出去了，就听天由命吧！

不到二十天时间，我又得回家背干粮了！到家的第二天，可能我早已忘记寄信的事了，照常放下书包，到大伯家给他挑水去！这时村上一位姓宋的会计可能是第一次来到大伯家，恭敬地跟大伯说，上面领导非常关心你的生活，我们村的干部都在关心你的房屋，决定给你四十块钱，帮你修补好房子，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就掏出了四张拾元的票子。我大伯莫名其妙地接过四十元钱，千恩万谢，感谢党，感谢政府。会计走后，大伯问我：“这是怎么回事？”突然又转念说：“你看吧！还是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吧！只是他们还没有看到我们穷人穷的样子！这会可好了，天下像我这样的人都得到照顾了！”他拿着四十元钱，两手一直在颤抖着。我望着大伯，突然想起自己二十天前寄出的那封信，我不愿打破大伯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念，但我还是忍不住说了：“大伯，二十天前，我碰到一位人民日报的记者，就把你的情况向他说了，他感到非常震惊，就把你的情况向县里主要领导反映了，可能引起了县里高度重视，所以十几年来，才有今天给你的补助！”“噢！原来是这样！这位记者是个好人，你一定代我感谢他，让他多关心像我这样的老人！”我说，他走的时候也没有联系方式，等待机会吧！

大伯自从有了这四十元钱，终于买了一堆新麦秸秆，把又矮又潮湿的小房子，换了新的衣装，从此大伯不再为屋漏发愁了，我也可以安心地读书了。

这就是我人生的第一封信，可惜，当我过了几年披剃出家，再回故乡，想每月自己帮助大伯拾元钱时，大伯却在养老院吊死了！我不明白大伯饿死人的年代都闯过来了，年久失修的屋漏也熬过来了，挑水难更捱过来了，为什么到了养老院，正要享受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时候，却吊死了？

我真想再写一封信问问为什么？而且至今也没能明白大伯在坚信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一直喊着社会主义好的同时，却在我幼小的记忆里，总不断地逼我背诵这首《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可这信又寄给谁呢？寄给大伯吗？寄给那个世界的政府吗？还是寄给西方的极乐世界？总之，如今的我，没有别的愿望，只愿大伯，在那个世界仍然享受社会主义的快乐，把生活变得更美好！

2018年11月20日写于南京无想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