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只要人性依旧如是，那么原来的灾难便会重复下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亦有近似的表述：“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观念的力量如此强悍，以至于王阳明做过一个比喻：“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寂”意为“不彰显”，而非“不存在”。“一时明白起来”指有了意义与价值，这种“赋能”离不开“你来看”。你不来看，花开花落就是个自然现象，与你的心无关，无法“明白起来”，同时，你的心也不活动，没有给任何东西赋予涵义。当王阳明说“心外无物”时，不是指离了心这个世界就不存在，而是成为“僵死的、没有内涵的存在”。
因此，科林伍德认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王阳明指出：人生在世，唯
一的目的就是尽自己的心。
侍奉父母，求的是尽自己那份孝心，而不是为了做孝子；迁就老婆，求的是尽自己那份爱心，而不是为了当“暖男”；夙兴夜寐，是因为在做有价值的事，而非博一个“劳模”的声名。
尽心方能感到由衷的快乐，而内心的充实喜悦，正是人所应当追求的活法。
然而现实生活中，恰恰是尽心者寡而欺心者众。人们活在他人的评价体系里，欺瞒本心，卖力表演，最后忘了自己是谁，要去哪儿，把人生过成了一出皮影戏。
人类的大脑是个“多元政体”，各个模块有不同的“想法”，相互冲突。但这没关系，因为最后对外发言的是“叙事自我”。很多时候它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却总能替人的选择找出自欺欺人、自圆其说的理由。这就好比当企业遭遇公关危机时，其新闻发言人未必了解真相，但还是能编出一堆谎话应付记者，及时灭火。
女朋友提分手，你以为如其所说是因为“你不照顾我的情绪”，而事实可能连她自己都没意识到——遇见了条件比你更好的男生；开会时老板说着说着就怒了，把下属痛骂一顿。事后旁人问他何故，答以“最近我们团队的工作状态很差”。其实导致他发火的真正原因是一个员工在发言中对他的决策表示质疑。
人是非理性的动物，大多数时间都在感情用事，并体现在两个心理学概念“认知失调”和“确认偏误”上。
所谓认知失调，即当人的行为与他心目中的自我形象不符时，大脑为强行解释行为，产生了一个幻觉。比如老人上当受骗，高价购买了不靠谱的保健品。当你拿出证据，告诉他买的是假货时，他肯定不乐意——没有人甘心承认自己犯下了如此愚蠢的错误，也无法接受省吃俭用一辈子攒下来的钱打了水漂的事实。于是他产幻了：保健品是有效的，只不过以当前的医学水平还难以理解。
所谓确认偏误，即人们平时观察世界，极少像科学家一样根据事实产生观点，而会如律师一般先有立场，再搜集事实以佐证自己的观点。
认知失调与确认偏误给人戴上了有色眼镜，使其看到的世界永远是扭曲的。而摘眼镜的过程，即是“去私欲”。
去私欲是为了复见天理。在王阳明看来，父母身上并未蕴藏“孝”的道理，朋友身上并未蕴藏“忠”的道理。理在心中，不必外求。
天理昭明处即是“良知”。良知不分古今，无论圣愚，人人皆有，不虑而知。它是情感的本原。《中庸》有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良知作为“未发之中”，使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情绪表达恰到好处，避免“过火”与“不及”；它是理性的本原。良知自知，对善恶美丑洞若观火，人要靠它对概念与事物进行推理和鉴别；它是德性的本原。没有良知的人无异于禽兽，对伦理规范一窍不通，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概言之，良知就是人不依赖于环境和教育而先天具有的朴素情感、道德意识与价值判断。而不欺良知，循其指引去做，便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认为，只有符合“知不离行，行不离知。且知且行，即知即行”的标准，知才是真知，行才是真行。在他眼里，能知必然能行，二者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方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故“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
行而不能明觉精察者是“冥行”，是“学而不思则罔”，故必须说个“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者是“妄想”，是“思而不学则殆”，故必须说个“行”——归根结底乃是一个工夫。
比如人在面对心仪的异性时立即心跳加速，手足无措——这种条件反射几乎不由自主，很难掩饰；再比如我问你某个字是否知道，如果你说“知道”，那么你就应当不仅会读，而且会写，否则我便无法相信你真的知道那个字。
一事当前，良知感应神速，发用显露。此时若不掺杂刻意的思索（思虑一多，便入私欲彀中），听信良知，仅凭直觉和冲动爽利去做，即为“知行合一”。
知行不一，皆因私欲阻隔，良知之光无法充塞流行。而知行合一，则是“致良知”的体现方式。
致良知是王阳明一生思想的总结，意为“使良知致其极”，即“扩充良知至其全体呈露”，没有“亏缺障蔽”。
王阳明之所以认为这是为学的根本，盖因“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便尽了是非，只是非便尽了万事万变”。
人心陷溺久矣，王阳明摒弃宋儒“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幻想，远离庙堂，深入江湖，“觉民行道”，开出一条人人觉醒，自作主宰的新路，进而重建人间秩序。从此，“理”从士大夫的垄断中解放出来，成为引车卖浆者流都本自具足的“原力”。
决定“是非”的大权无可逆转地落到了每一个人的手中。他们不再盲从，而以良知为唯一的取舍标准，对自己的言行和选择负起责任来。
王阳明尚且只是喊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而到了明末的心学传人黄宗羲那里，则把这一原则推广到了政治领域，铁齿论断道：“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
另一方面，致良知又是一种义务。发明良知，实践良知——人性的光辉不仅要完善自我，照亮自身，还要点燃他人的心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正”），这弘扬的是每个个体卓然自立、度己度人的担当精神。
人在世间生活，天地万物对人而言原本都是“寂”（即“纯粹客观意义上的存在”）的状态，但随着人与周围的事物发生联系，产生感应，“寂”的客观性被消解掉了，转变成于你而言“显”的状态（“岩中花树”里的“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一过程便是“致良知”。而你在赐予森罗万象以意义的同时，也在向万事万物开放自己的心灵。久而久之，你的生存世界和价值世界不断拓展，终有一天山河湖海、花鸟鱼虫都与你的心相关联，从而达到“万物一体”的广阔境界，视人犹己，视国犹家。
究言之，王阳明的心学就是要“破心中之贼”。他坚信“本心之明，皎如白日”，随时都可能大放异彩。只不过因为人的私意杂念过多，像灰尘一样落满明镜，破坏了其“照物”的功能，故不得不勤加拂拭，日日擦洗。
类似的“说教”，国人素不陌生。但中国式的道德很多时候都是对外部权威和利益的屈服与妥协，鲜少“自律”。王阳明则不同，他否定奴才式的仁义，构建的是在思想自由的前提下的人格独立与道德自觉。
心中若无所滞，处事自然洒脱。当心灵安定下来，不动于气，不着意思，悍然独往，随机转化，逐物却不为外物所动时，其本身蕴含的巨大智慧便会显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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