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靠写字儿活着的人，这类人都有一个共同特点——穷，所以到了月末，我就经常问好朋友借点钱活下去。借钱的时候图省心，总想偷懒只写个阿拉伯数字，可每到这时候，总给我借钱的大哥都会说：“大妹子咱写个大写的数字吧，哥不是怕你不还钱，不，其实就是怕你不还钱……”
我就闹不明白，不就一百块钱的事儿嘛，干嘛偏要写个“壹佰”呢？
在说钱之前呢，先卖个关子讲个故事。
小时候我爱听门口下象棋老大爷讲历史八卦，有一次他下完棋咂摸了几口水对我说：
“这个康熙朝末了的时候啊，皇子们相互残杀，太子就给废了。那康熙眼瞅着自己的位置没人接了，哪能不着急嘛？那就赶紧地找新皇帝继位。当时你猜康熙看上谁了？十四子胤禵（tí）啊！但是为什么是四子胤禛（zhēn），也就是后来的雍正帝上了台呢？那就是有人偷偷地把传位昭书的‘传位十四子’给加了个勾，改成了‘传位于四子’啊！”
不谙世事的我就把这个故事当成了真的
……
直到大学学汉字学的时候，发现“于”在清代还是写成“於”的，才明白那个下象棋老大爷骗了我好多年
……
首先讲这么个故事是想告诉大家这片文章的最核心主旨：繁体汉字具有较强扛更改能力，简体不行，改个横、改个点，它的意思就会彻底发生变化。
宋代王观国早想明白了这点，在《学林》中写到：
“古之字画少者易于讹改故以字画多而同音者代之。
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则以壹贰叁肆伍陸柒捌玖拾代之；
百千则以伯仟代之；
尺则以赤代之；
疋则以匹代之；
是以万以萬代之也。
所代之字初无意义惟取字画之多耳。 ”
和我想告诉大家的意思是一样的。
数字要在交易中成为大写，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不怕被更改。
在晋唐时期，由于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与对外贸易，人们使用数字的场合越来越多，此时小写的数字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于商贸的要求，于是大写数字就被发明出来，以免在交易过程中造假。
“一”从甲骨文中一出现开始，它的意思和使用方式包括书写方式就没有发生过太大变化。学者们注意到了“一”与“壹”的异体分化，却迟迟没有找出之前我们所说的原因来。
直到1959年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的挖掘出新的文献以后，学界才渐渐将“一”与“壹”的分化问题剥离清楚。
/出土于吐鲁番阿斯塔纳墓的人首豹身，有种异样的萌~/
在吐鲁番阿斯塔纳墓308号墓出土了一件纪年文书《高昌延昌二十八年（公元588年）赵显曹夏田券》，其中发现了关于“壹”的最早文献：
“赵显曹从范阿六边常田壹亩半（略）各不得反悔，悔者壹罚”
“壹”在此处的出现所显示的是田地数，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切事关紧要，也就进一步证实了学者们对汉字大写根本原因的猜想。
至于贰、叁、肆、伍等也陆续在西北地区，也就是对外联系通道区域的墓葬的出土文书中陆续发现。这些发现最终就将大写数字的出现，从大致范围内指向了晋唐之间，而这个时代正如前文所说，正是一个民族融合和对外贸易逐渐兴盛的时代，大写数字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古代银票/
有唐一代，大写数字系统渐渐完善并且被推广了开来。学界一些学者就认为，这种推广与武则天时期的改制有着巨大的联系，因为恰恰是武则天以后，大写数字在一契约形式的文献中出现成为了定制。
/武则天：我是个有文化的女强人/
坚持这种观点的是最大牌的学者是顾炎武，他在《求古录》中写道：“凡数字作壹叁肆捌玖等字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
/顾炎武：我只是个草根学者，别叫我大牌~/
这句话值得推敲的地方在于，“皆武后所改及自制字”就是说，大写数字在正式契约中成为定制，是武则天时代由武则天下令所更改的，十个大写数字中有一些是武则天自制的。
之后就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发生了，顾老先生的这句话，被一些人看去，不管三七二是一九直接理解成了：“哦！原来大写数字是武则天创造的啊！”
/扎了头巾的顾炎武：我没说那么绝对！/
而且这种看法在很多不三不四的杂志和报刊中就流行了起来，后来这一个被简化了的错误观念就被我小时候的语文老师告诉了单纯善良的我……
但实际上，到底顾炎武说的对还是错，是不能完全肯定的，只是部分出土文献在部分问题上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在面对历史的真相的时候，要保持一颗怀疑的心，无论是面对下象棋的老大爷还是老师，甚至是大学者顾炎武，都不能掉以轻心的一下就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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