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圆地方”并不是指天空是圆的、地是方的，它本来就是不是一种天文观，而是哲学观。
目前关于“天圆地方说”的最早出处，是暂时无考的，但是关联的记载是可以发现的：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
这段记载，大概是能看出来“天圆地方”的雏形。
“单居离问於曾子曰：“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 曾子曰：“离！而闻之，云乎！” 单居离曰：“弟子不察，此以敢问也。” 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谓之圆，下首谓之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也。”
有趣的是曾子与弟子单居离的这段话里，却又是质疑了“天圆地方”说——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揜（yǎn、掩）也（如果天是圆、地是方的，那么四角就不包含在圆里面了）。
对于这个反问，曾子自己在《天圆》里给出了答案：
“且来！吾语汝。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而善否治乱所由兴作也”。
这段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曾子说“天圆地方说”是孔夫子说的，但是孔夫子他说的“天与地”实际上是“阴阳之道”——很明显的道理，先秦时代，“道”就是哲学专用名词。
因此，我们可以有这段记载得出，其实“天圆地方说”最早的面貌是哲学观，而不是天文观，《尧典》中的那一段如此简单的描述，是不能视之为何种观点的，仅仅只是记载而已。
既然曾子说，孔子在解释“天圆地方”时说到了“天道”，那么我们自然可以立马联想到另一个人，那就是：
“道”，顾名思义，当然是道家的专属名词，而“天道”也是因为道家始祖老子的《道德经》而成说的。
那么，会不会是孔夫子在入周（另一说是入鲁）问《礼》于老子时听他说的呢？
这已经无从考证，但是由两人的年代先后可以推知，“天圆地方说”肯定会早于孔子，甚至早于老子。
这个就不展开讲了，简而言之，就是《易经》里的六十四卦，南怀瑾在他的《易经系传别讲》里运用六十四卦图演化出了“天圆地方图”，他的理论是古人要运用平方来计算地面，因此，才孕生了“天圆地方说”，如图：
答主对卦辞研究不多，因此对南怀瑾的这个理论持观望态度，但是这的确是有道理的，如：
“数之法出于圆方，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为句广三，股修四，径（半径）隅五。既方之，外半其一矩，环而共盘，得成三四五。两矩共长二十有五，是谓积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生也。”
这是相传出于商代但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周髀算经》记载的，该书是一本货真价实的天文书籍。因此，其对“圆与方”的记述是具有科学性的。这里讲得就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数学理论「勾股定理」，从这里面看古人对“圆与方”的关系之定义，倒是觉得南怀瑾的《易经系传别讲》是有几分道理的。
如此一来，“天圆地方说”似乎又不止是哲学概念，而是确实有天文概念的性质？
但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还是得就事论事，孔子与老子都是哲学家，不是科学家，两人的学说也都受到了《易经》的巨大影响，从《易经》里的阴阳学与“天道人伦”等理论，不难看出，老子与孔子的某些类似理论，是与《易经》一脉相承的。
而且这种理念不独见于他们俩人：
“何以说天道之圆也？精气一上一下，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吕氏春秋·圆道》
“圆则杌棿，方为吝啬”——西汉/扬雄《太玄·玄摛》。注：“圆”指天、“杌棿”指动荡不定；“方”指地、“吝啬”指收敛。就是说，这是天地之“态”。
以上两者，都可见其关于“天圆地方”的抽象哲学观。
那么，“天圆地方”到底是哲学观还是科学观？
根据上述的分析，这个问题是无法统一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探究。
其实，有没有人想过：这两种观点（哲学与天文观）各自独立存在，有问题吗？
答案是：显然没有问题。
《周髀算经》中讲「勾股定理」时的一句不应被我们忽略：
这句话实际上是为了下面这句话而背书的：
这两段话的意思都是说帝王掌握了“天道”，得以统治天下万民：
“敬授民时”——就是指掌握了天文与农业种植的方法，教授民众生产农作物；
“禹所以治天下，此数之所生”——这句话绑定了「勾股定理」的“圆、方、矩”，那么，就不难推测是何意思：
众所周知，禹的一大历史功绩，就是分野划定九州，因此，“禹所以治天下，此数之所生”，毫无疑问就是指大禹与《九州》。
也就是「中国」。
以“天圆地方”的形状设计的钱币，起始并流行于战国时代，《史记》说，秦始皇的地宫按天圆地方结构设计,上以珠宝代表日月星辰，下有秦疆域的立体模型，包括五岳九州四十八郡。用水银象征江河大海云云。
可见，“天圆地方”从一开始出现时，就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这显然是老子与孔子引用他创造自己的哲学理论根本的原因。
此种影响，到了出生战国的庄子身上，就变得十分明确而且肯定：
“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中和民意以安四乡”——《庄子·说剑》
还有吕不韦，《吕氏春秋·序意》载：
“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 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
以上两人所引用“天圆地方说”之表述，与《尚书·尧典》《周髀算经》是一样的，中心思想的都是在传达：“顺天/分野/治民”的政治理念。
至于这种思维的根源，也不难追寻的到：在甲骨文里，“天”就是“帝”（天帝），也是“大”的意思，因此，“天”的本来含义，就是指中国原生宗教的最高领袖，也是指人间的最高统治者。
故所以，秦始皇按“天圆地方”建设地宫、西汉时董仲舒提出“天权神授”——实等于“帝权神授”（也就是帝权天授），这些，也都不难理解了——“天圆地方”成为一种宗教与政治的双重精神号召而被推上了最高神坛。
这样的结果势必然会影响古人的“天文观”，从而造成了后人的印象以为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地球是方的，但实际上“地方”指的仅仅是中国——这个国家的本身概念而已。
《周髀算经》：“天象盖笠、地法复（覆）盘”——天地都是圆拱型。
还有前面说过的《曾子·天圆》与《吕氏春秋·圆道》都可以看出，“天圆地方说”的政治色彩并没有影响古人对宇宙与地球的天文观之科学认知。事实上古人早就意识到，地球就是圆、或椭圆的+宇宙是无限大的：
中国自古以来的三种“宇宙形态说”：
①盖天说：
据专家考证，其最早可能起源于殷末或周初。
②浑天说
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就是大名鼎鼎的张衡与浑天仪：
专家考证，张衡不是首创者，早在战国或秦汉时期，就有过类似的观点出现。
③宣夜说
这是最接近宇宙本来形态，也是最接近现代宇宙学的观点，这些都证明了我国古人的智慧是不容否认的。
结论：
弄清楚“天圆地方”的最关键的地方，是要知道它的“两种面貌”，那么，就不会再疑惑了。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