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这个问题我才想到对“著作”该如何理解。自己原创的叫著作,不是原创但经过整理加工的是不是也该称为著作?
著作又称著述,看来应该包括非原创整理的作品。
孔子的学术成就,是从钻研古代文化遗产开始的。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第1章),强调继承,反对凭空编造。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第28章)。
孔子对《周易》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把《易》学由卜筮引向哲理。他引用《周易》恒卦九三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说明没有恒心的害处,并认为这样的人还是“不占而已矣”(《子路》第22章),辩证而理性的运用卦爻辞。儒家从哲理角度解释《周易》的“十翼”,源于孔子的思想。它解释乾卦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象辞》)它解释阴阳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系辞上》)
五经中有两部是历史书,一是上古文献汇编《尚书》,一是孔子所在时代的《春秋》。孔子对《尚书》进行了整理,又依据鲁国史书编纂了《春秋》,对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历史资料进行解释和点评,把历史作为资政工具,并为教学提供教材,为当政者提供参考。《春秋左氏传》可以说是孔子心血的结晶之作,他一直都在整理完善补充,直到他逝世前。他按周礼和仁的标准,赞扬和肯定符合礼的人物言行,批评贬损违背礼和仁的人物事件,给当代人和后人树立了效法的榜样和警示的范例。他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记·孔子世家》)实际上,孔子在整理古代文献典籍过程中揉进了自己的心血,也揉进了自己的思想,他把“中庸”“仁政”“礼”“忠恕”“正名分”等政治伦理思想,寄托在史书之中,运用史书来宣扬政治主张。
孔子对《诗经》的整理,是他为这个宝贵文化遗产至今能够存世作出的巨大贡献。《诗经》是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六世纪的各类诗歌的总集。孔子删繁就简,对它进行了归纳和分类,并将其作为教材向弟子传授。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第2章)”又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第8章)他重视《诗经》的知识功能和晓喻教化作用,让弟子把它作为从政做人的借鉴资料。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第5章)
作为学者的孔子其贡献主要从整理著述史料、私人讲学、向统治者和世人宣传政治伦理思想三方面体现出来的。孔子对《诗》《书》《易》《礼》《乐》《春秋》都进行过整理,并把整理的内容作为教材用于教学。只可惜《乐经》没能传承下来。
其实,孔子的“述而不作”的“述”本身是有选择的。比如孔子在根据史料整理《春秋》时,在注重“贬损之义”(司马迁语)的同时,也注意了对一些历史事件的“美化”,最典型的就是在《左传·昭公七年》关于孟釐子因“病不能相礼”,临死时嘱其大夫让儿子仲孙何忌(孟懿子)与仲孙阅(南宫适)拜孔子为师的记载。在《春秋》中,对历史事件“补叙”的内容较多,多为“初(当初)”如何如何,而这里却是在当年的事件中直接交待了日后发生的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的内容是鲁昭公二十四年时的事,在这里提前做了交待。包括前文提到的鲁襄公十年“师归,孟献子以秦堇父为右”后的“生秦丕兹,事仲尼”也是在当年的事件中交待日后发生的事,明显都是补记的。
文化势必有传承,历史势必有沿革。孔子的“述”是继承和发展,在“述”的过程中完善了他的学说。孔子的学说集前人思想智慧之大成,是对历史发展的经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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