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化武器，古代战争中最令人畏忌的力量，其威力之强，毁灭性之大，足以称之为残忍。一战中，德国方面为扳回劣势，不择手段，于比利时法兰德斯战场上首次使用化学毒气——氯气。当时和德军对阵的法军，在毒气的侵袭下战力大减，仅仅五分钟内就被德军趁势歼灭一千二百余人，法国陆军第73步兵团整个战壕的人都死于此役。这，就是一战中著名的伊普尔毒战。
▲德军首次将生化武器大量应用于战场后，英军、法军亦开始使用化学武器反击。据统计，一战中双方总共进行一百四十六次毒气攻击，使用近十五万吨毒气。
生化战争所招致的恶果难以想象，一战中，因生化武器而死的人不计其数，而因生化武器遭遇到难以磨灭的伤害的人数亦高达一百万人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动者，德国元首希特勒，就曾在此战中因毒气而暂时性失明，为此，在二战中，除1942年5月7日的克里木半岛战役，德军有使用化学迫击炮弹，此外再未使用化学武器。
▲因着生化武器的危害性，各国曾签订的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公约，但二战中，侵华日军依然在中国肆无忌惮的使用生化武器，幸有中国军民奋起反抗，方才阻止日寇暴行。
一战、二战中，毁灭性极大、扩散性极大、遗留性极大的现代生化武器首次亮相，即招致数之不尽的恶果，被世界各国签订条约，禁止使用。然而，这并不是生化武器首次出现在历史上，战争一向有着黑暗的一面，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使用毒药为武器的战法，而后历经千年，古人们所使用过的“生化武器”，其手段亦是“无所不用其极”，相对现代生化武器来说也不遑多让。
▲石器时代的箭镞石器，在江苏邳县一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曾发现一具中毒而死的战士遗骨，全身上下，除左股骨上中箭外，并无其他外伤。
古代“生化武器”，大致可分为投毒和涂毒两类。所谓投毒，基本就是在水源动手脚。在古代，水源是战场上必不可少的资源，像三国时期蜀国的马谡，在守街亭时，欲恃南山地势，抗击魏国大军，却被魏将张郃绝汲道，以至于兵败如山倒。
▲昔年兵仙韩信背水布阵，被赵军轻视大笑，这是因为水源重要，故当时皆是依水布阵，而背水，却是无路可退的绝境。
水源之重要性不言而喻，故在水源动手脚，就是古代战中的惯例，而投毒，更是最佳的选择。春秋时，晋攻秦，秦军遂于晋军驻地附近的水源处投毒，以此令晋军大量死伤，不战自退。南宋时，金军势大，进击顺昌，宋将刘锜定下计略，遣人于颍水上游投毒，不出数日，即令金军人马中毒，战力大减。最后，刘琦趁势击之，取得顺昌一役的大胜。宋代兵书《武经总要》中就有记载说：“凡寇贼将至，于城外五百步内悉伐木断桥，焚弃宿草，撤屋烟井，有水泉，皆投毒药”。
▲顺昌一战，是南宋初抗金重要战役之一，洪皓曾言：“顺昌之捷，金人震恐丧魄，燕之重宝珍器，悉徙而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
投毒中，除常规的毒药外，还有用死尸、粪便等作为病源，散播瘟疫的手段。这类战法，其威力和影响堪比现代生化武器，常会引发大疫，当年在漠北之战中封狼居胥，大获全功的汉朝名将霍去病，之所以少年成殇，英年早逝，很有可能是因为匈奴人对草原水源的污染，使得当地水源成为病源，令深入漠北的霍去病染上疫病而亡。此后，同样身为草原霸主的蒙古人，也曾以此战法攻下数座坚城。
▲班固：“骠骑冠军，飚勇纷纭，长驱六举，电击雷震，饮马翰海，封狼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祈连。”(霍去病曾受封骠骑将军)
所谓涂毒，即是毒性武器，常见的就是涂上毒药的箭矢。此类毒箭，虽然在影视、小说作品中多出现于暗杀、阻击等行动，但在历史上，其实毒箭在战场上的运用十分广泛。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曾将多年的行军心得编撰为《纪效新书》，其中就有言：“凡弩弓，要力大新坚，每弩毒药一瓶”，由此可见明朝时毒箭应用之广，此外，戚继光还有用涂毒的铁蒺藜阻路伤敌的手段，“以为阻路守险之用”，被敌人所恐惧，称之为“鬼箭”。
▲《三国演义》中，关羽就曾被庞德以毒箭击伤臂膊，若无神医华佗相助，刮骨疗毒，性命差点不保。（三国正史中，庞德和关羽交战，射中其额，箭矢无毒，可见三国时毒箭或许不流行）
箭矢涂毒，只是最常见的操作，在火器大量投入使用的宋、明两朝，就有涂毒的火药武器。宋朝《武经总要》中有“毒药烟球”这类武器的记载，是一种古代的”毒气弹“，其中除火药外，还加入草乌、巴豆、狼毒、砒霜等毒物，一旦点燃，所喷射的烟雾即是可令人“口鼻血出”的毒烟。
▲《武经总要》中“毒药烟球”的样式。
明朝的《纪效新书》中，则新出现一种毒烟筒，一般配备在火枪上使用，顺风燃放，所放出的毒烟足以令人“流泪喷涕，闭气禁口”，有致死性。
▲毒烟筒样式，在明朝时，毒烟筒普遍配备于战船之上，是当时水战中可以有效杀伤敌人的利器。
战争是残酷的，为求胜利不择手段，然而，生活在平稳当下的我们，更应该感恩先烈，若无他们付出的血与火，就没有如今的国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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