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image19.360doc.cn/DownloadImg/2010/12/1517/7685575_1.jpg)
两个世纪以来,欧洲和美国一直在全球产出中占据主导地位,制造并出口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商品,投资和消费远远超过世界其它地区的总和。今天,在2010年,美国和欧盟(EU)正在生产、制造、贸易和投资等领域被世界其它地区所超越——但消费却没有被超越。过去三年爆发的一起起戏剧性事件,如次贷灾难、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倒闭、希腊赤字和爱尔兰破产,可以突显出(但不应该掩盖)上述威胁着西方的全球经济转变。美国和欧洲面临的危险是,将出现持续多年的低增长和高失业。
不过,衰落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过去十年,亚洲的生产和消费双双增长,但消费的增长赶不上生产的增长,东西方之间形成了根本性的失衡。幸好,重构我们经济生活的两大要素——商品的全球采购和资本的全球流动——现在正开始策动第二波重大转变。十年之内,一个更加富裕的亚洲(以及其它新兴市场国家)将掀起一场中产阶级革命,其消费能力将相当于两个美国。即使把日本剔除在外,到2020年,亚洲市场在全球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也将从本次危机前的12%升至32%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这种转变可能是最有效的危机退出战略,并且有助于世界经济恢复平衡——但前提是欧洲和美国能重整旗鼓,有能力将其高超的创新和全球品牌商品输出给亚洲新兴的十亿中产阶级。但是,只有保持高水平的投资,这些具备附加值、由科技驱动的定制产品和服务的交付才会成为可能。
在此,上世纪30年代的传统紧缩方式——尤其是削减科技、大学和教育投资——只会让欧洲和美国错失东方的巨大机遇。堕入贸易和汇率战争,禁止跨境收购,以及对技术工人施加过多限制,也会适得其反——在全球最大的新市场可以给我们带来最大好处之际,危及我们进入这些市场的能力。
放弃、甚至贬低使全球经济更快增长成为可能的经济合作,会让我们陷入失业率高企的境地。自20国集团(G20)在2009年的两次会议以来,世界各国一直龟缩在国家的“保护壳”中。各国人民被告知,他们的问题与全球结构调整几乎毫无关系;各国政治家们也未能承认,他们面临的挑战并非源自国内。对各国政治家来说,推卸责任的做法是错误的,不过,金融不稳定、贸易和全球失衡等重大议题属于全球性问题,需要把全球合作提升到新的高度来加以解决。
考虑到这些问题难以通过“一国方案”加以解决,我认为应该授权G20新主席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采取两项举措。首先,通过对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工作展开国际协调,他能够创造出全球银行业标准和规则目前所欠缺的确定性。其次,作为西方未来多年财政整固方案的一部分,他应当提出一项与东方消费支出更快增长相匹配的全球增长计划,为旨在在美国和欧洲创造新就业的投资提供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