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唱了一辈子的戏，除了唱戏外，没有别的爱好。不过，他是一个唱好戏的和好唱戏的演员，他是一个伟大的京剧人。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身上有闪光、有艺术、有美好，也有带点快乐的悲剧。因为他在舞台上的魅力，他在平常生活中也很有魅力，他看见谁都打招呼，跟谁都很亲热。
我主要唱花脸，粗犷、高大，而我父亲是唱旦角的，很漂亮、柔弱。1949年下大雨的时候炮声轰轰我出生了。出生的时候我的父亲在外地演出，那时他的演出非常忙碌，有时一个晚上赶三场，他可以不添头也不卸妆，直接围着围巾跳上黄包车。父亲从外地赶回来看见我，当时我还没有满月，头发很多，12磅，哭声很大，他说这小子一定是唱花脸的。我还没有满月，就给我定位了！
小时候，跟父亲进后台，也不知道害怕，他去唱戏同事就把我拴在二楼的栏杆上，我就在上面看着他们演戏，我也会哼个两句，他们都很喜欢我，就这样我注定要做这一行。50年代我五六岁的时候，我们全家迁往兰州。当时，为了庆祝天水至兰州火车通行，谭富英、裘盛戎和我父亲到兰州演了几场，演完谭先生裘先生都回去了，我父亲觉得兰州城市很小，但什么都有，就动了到兰州的念头，于是他就把我们全家用三天三夜的火车载到了兰州。
四十多年来，我在兰州上学，进剧团，跟着父亲一点一点地明白了什么是艺术，什么是演戏。我也看见父亲从辉煌的时期一下子坠落到地下，父亲经历批斗的痛苦我也经历过。文革后，他脱离舞台快10多年了，非常想念舞台。我的父亲在他人生最黄金的阶段时，却脱离舞台整整十几年，那份痛苦在今天我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与父亲在家聊天不多，但只要一说就谈戏，很开心。我记得我第一次演戏的时候，全家人都去看。后来他跟我说：“你的戏我以后就不看了，我看了以后紧张得睡不着觉。”我的祖母说：“当年看你爸爸演戏紧张，看你小子演戏更紧张！”
我父亲学筱派的时间长，有几出甚至更多的冷门戏，像《马思远》、《大劈棺》等等他都很拿手，是师父手把手教的。但他不仅学筱派，其他如梅派、荀派、尚派的戏也学了，也拜了这几位大师。我认为我父亲是个极为尊重传统的艺术家。到了兰州他自己挑班唱了很多戏，像《贵妃醉酒》，我认为他的声音、吐字、唱法、归音，和梅派典雅的风格太像了，他的《醉酒》是梅派、筱派的综合。
父亲常说“演戏要演心”，到了舞台上就应该让观众满意，让观众无法挑剔。父亲说筱派《醉酒》要充分体验杨贵妃的醉态才行，我父亲的脚步有些技巧是筱派的，譬如像玉石桥、看鸳鸯戏水的眼神，他告诉我说贵妃的出场，梅派、筱派不同。我父亲的出场走得很快，心态是等待唐明皇，深怕自己慢半拍，误了见皇上；还有“醉酒”，醉了以后他希望别人以为他真的醉了，还希望告诉别人我没有醉，极力地控制自己；还有他“闻花”，是纯粹筱派的技巧，他两次盘腿下去，他闻到的花很香，拿起花之后他想法变了，他把美丽的花搓碎了，一点一点掉到地上这个过程，我觉得这是他对人物的内心的深刻掌握及感受。
在兰州几十年，他编了很多戏，像《祥林嫂》，自编、自导、自创唱腔都是他自己做，还有《苗青娘》等戏。新编历史剧《火烧望海楼》是清朝抗英的戏，他要求演神父，但只有五分钟上场，有些观众就是冲着他这五分钟来的，他上去之后全身都是戏。他极力希望在继承、创新之中，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后来我自己也受到了他的影响，也希望能走出一条路，后来在大西北有了几出受到大家认可的作品。他的积累和创造给了我很多养分，特别是梅兰芳先生1959年到兰州演戏，梅先生让他天天陪着，他也连续看了三天梅兰芳先生的戏，梅先生每一天的表演都不同。他在筱派剧目《小上坟》这出戏的表演里，加了很多自己创造的舞蹈动作，他总是不断挑战自己。他是一位有创造性的艺术家。
我自己有点成就了，他却在监狱。那是70年代，我在外面演出，他在牢里也听得到，有人问：陈霖苍是不是你儿子，他很骄傲的说是！而且他还告诉他们我是如何学戏的。我父亲被判刑7年坐牢3年。出来以后就想教学，到青海待了几年，生活更加艰苦，但他能忍受苦，他告诉我说：人的一辈子，只有享受不了福，没有受不了的罪，什么罪我都能受。他自己补衣服，自己熨，总是穿戴漂漂亮亮的。他漂亮美丽了一生。后来，他去了香港，在香港都是教戏、讲学，偶尔示范演出一两场。他在香港先是一个人，后来我弟弟去了，母亲也去了。一年之后，弟弟有一天突然打电话给我说母亲得了癌症，我顿时五雷轰顶，我的母亲一生辛苦，我母亲回到北京一年就走了。
我父亲觉得身体不行的时候，我们把他接回深圳住了几年，由我妹妹照顾着，那时侯，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回到北京。在北京最后的半年，他仍然不忘记京剧，不忘培养学生。北京京剧院有一个叫常秋月的演员，为了角逐青年京剧大赛，找我父亲去学戏。我注意到即使一刻钟的表演，他也会用尽生命中最后的力气去传授。甚至他能拔掉氧气筒亲自示范教她，因为京剧是讲究“口传心授”的，可能病危时刻为京剧艺术的最后一搏，也加快了他离开人世的速度。后来秋月告诉他自己大赛成绩不错，他说那我就高兴了，这是在他逝世的前三天。
常秋月 早期《战宛城》
他的离世，我感觉到是今日京剧的损失。他带走了太多，是一大损失，他一直说还想上一次电视，给唱旦角的年轻人说说什么是旦角。旦角笑、眼神、脚步，什么是刀马旦、花旦、花衫、青衣，因为他演过太多的旦角角色。我会的、见过的、听过的太少，但我觉得要让年轻的京剧艺人知道一句话：在舞台要遵守法度，别“犯规”，什么是好戏，什么叫演好戏，怎么样做才是一个好演员。
对我的艺术、我的一生影响最大的就是我的父亲。我在大西北，喝着黄河水，领略着西北风。我身上的阳刚之气，是大西北赋予我的。我感谢父亲把我带到兰州去，母亲一直抱怨他，总唠叨我们在北京多好，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样的环境下，那么多的苦、那么多委屈，那么多使得人性扭曲，变形的外在因素，后来我们把这些都变成了突破自我困境的推动力量。我感谢我的父亲！
本期原刊于2010.02期 《中国京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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