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张家康
“鉴湖越台名士乡”，这是毛泽东《纪念鲁迅寿辰八十》中的诗句，说的是浙江绍兴多出名士。这是个有着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古城，思想文化的厚重积淀，蕴育出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化大师。鲁迅和蔡元培可谓是近现代史上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相继走出绍兴，走向中国政治思想文化的中心，并由相慕相识而交往共事，见证了中国历史的巨大变革。 蔡元培长鲁迅十三岁，在科举取士的那个年代，作为读书人他们有着不一样的经历。蔡元培十五岁中秀才，二十一岁中举人，二十四岁被录为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二十六岁升补翰林院编修。此时，鲁迅正遭逢家庭的大变故，父亲病逝，祖父因考场舞弊案而“斩监候”。少年鲁迅正面临人世冷暖的考验，如同他后来所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涂路中，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家里长辈对鲁迅的科举入仕有着殷切的期待，指望他顺利地通过“秀才”“举人”“进士”的“三考出身”的“正道”。少年鲁迅早就知道蔡元培的大名，对他十分仰慕。可鲁迅终究没有走科考的“正道”，那不是因为他没有应考的“学力”，而是家境衰变再也不能坐守等待了。十七岁那年，他来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后又入附设的路矿学堂。1902年，他又被公派日本留学。期间，他认识了同乡学长许寿裳，而许寿裳又是蔡元培的朋友。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满清王朝惨败，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血洒菜市口，蔡元培深受刺激，决心与传统的士大夫决绝，发愤研究西学，提倡新学。1902年，他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自此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1904年11月，他又在上海与陶成章等成立光复会。陶成章也是绍兴人，也是鲁迅的朋友，还是鲁迅加入光复会的介绍人。同在光复会，鲁迅也与蔡元培由认识而有了往来。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命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许寿裳最早收到蔡元培聘请。许寿裳入教育部后即向蔡元培推荐了鲁迅。蔡元培欣然答应说“久慕其名”，并让去信鲁迅催其“早日来京”。此时，鲁迅任山（阴）会（稽）初级学堂监督也不过两个月，接许寿裳信后，立即辞职来到南京，在教育部做部员。新成立的教育部一改封建衙门的陋习，新订了一些规章制度，工作效率极有提高。蔡元培更是以身作则，每天上午九时上班，下午五时下班，照学校成规，以摇铃为号，分工任事，行政效率极高。鲁迅由此似乎看到希望，他说：“说起民元的事来，……当时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由南京迁往北京，教育部也要北迁，部员因此而有所调整。此时，教育部次长景某乘蔡元培北上期间，大力安置亲信。鲁迅与景某不和，景某便乘教育部北迁之际，把鲁迅列入部员的裁减名单。蔡元培在南京看到这张名单后，立即予以制止，并致电鲁迅，让他“即日北来”。鲁迅来到北京即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是鲁迅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官职，一干就是十四年。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他派王家驹筹办“北京夏期讲演会”，以“从事学问，阐发理术，宏深造诣”。他知道鲁迅对美学有独到的见解，便指派鲁迅讲授《美术略论》。鲁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蔡元培长提出小学废止读经，大学取消经科等废除祀孔、革故鼎新的主张。一时间，社会上的守旧势力如丧考妣，群起而攻之，惊呼：“其祸我国民，岂有极哉？”在各方压力下，蔡元培辞去教育总长职。据鲁迅日记所记，在此前后，他与许寿裳都曾访问蔡元培而未遇。7月22日，一个黑云压城的傍晚，鲁迅和许寿裳几个朋友，为被辞职的蔡元培饯别。“世味秋荼苦，人间正道穷。”蔡元培辞职而去，新任教育总长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鲁迅后来说：“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了一打以上总长，”说白了，这些官僚不是来办教育的，“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教育部内充斥着一片污浊，无聊的气氛。鲁迅已无正经事可做，只能用抄古碑、搜集金石拓本、辑录和校勘古书来消磨时光。蔡元培也有此爱好，他们之间常有切磋和交流。蔡元培将自己收藏的《赞三宝福业碑》《高归彦造象》《丰乐七帝二寺邑义等造象》和《苏轼等仿象老题记》拓片赠送于鲁迅。1917年1月，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对北大首从文科进行改革。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陈独秀带着《新青年》由上海来到北京，于是，发端于上海的新文化运动，其战斗营垒已由上海迁来北京大学，这所弥漫着封建衙门的腐败、陈旧气息的全国最高学府，开始呈现生机和希望。 此时，鲁迅在沉重、黑暗的社会机制的压抑下，感到孤立和郁闷。他一个人躲在补树书屋，整日整日的抄写古碑。后来，在陈独秀、钱玄同的催促下，也走进《新青年》营垒。于是，《狂人日记》《孔乙己》和《药》等白话小说，才得以由《新青年》而面世，中国知识界的批判封建礼教、鞭笞封建文化教育制度的思想文化革命，也因此而真正展现出实实在在的成绩。 这一切得益于蔡元培在北大实行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新青年》在北大这才有了存身之所，鲁迅也就有了发表白话小说的地方。否则，他可能仍在补树书屋内“失望，颓唐的很了。” 蔡元培对鲁迅和周作人兄弟向有倚重，刚刚履任北大校长便给鲁迅去信，只是由于鲁迅已在教育部供职，而未聘其到北大任教。但是，却和鲁迅多次谈起欲聘其二弟周作人的事。1917年3月8日，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说：“前奉书，屡告起孟，（即周作人，作者注）并携言语学、美学书籍，便即转致。顷有书来，言此二学，皆非所能，略无心得，实不足以教人。若勉强敷说，反有辱殷殷 之意，虑到后面陈，多稽时日，故急函谢，切望转达，以便别行物色诸语。今如说奉闻，希鉴察。”周作人与鲁迅为应聘之事多次与蔡元培磋商，根据周氏兄弟意见，蔡元培聘周作人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教授欧洲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蔡元培知道鲁迅有相应的美学知识，便委托其为北大设计校徽。1917年8月7日，鲁迅日记记：“寄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迈过百多年的历史风尘，这枚鲁迅设计的校徽，至今仍在北大师生的胸前佩戴。1920年8月2日，鲁迅也收到蔡元培的聘书：“敬聘周树人先生为本校讲师”。鲁迅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他的课讲的很生动。冯至先生回忆说，听鲁迅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鲁迅还在讲义的基础上完成《中国小说史略》，胡适曾高度评价说：“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五四运动时期，北大之所以能开风气之先，成为新文化运动之先河，纯是蔡元培广泛延揽人才，集中一大批思想新进、学术扎实的知识分子所致，鲁迅便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 1927年6月，蔡元培就任大学院院长后，满怀信心和希望，要在全国高等教育领域兴起一股改革之风。他还象十五年前长教育部时那样，很快便给鲁迅发了聘书。12月26日，鲁迅被聘为大学院特约著作员。据鲁迅日记所记，蔡元培曾专程拜访过鲁迅。在居于主流地位的当权者的衮衮诸公中，唯有蔡元培能够认识到鲁迅的文化学术地位，也唯有他能够接纳鲁迅，并为其提供一个位置，以展示其才识和水平。蔡元培不仅对鲁迅，对周氏三兄弟都是尽其所能予以帮助。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商务印书馆被日军炮火焚毁，员工失业，三弟也因此而生活无着，鲁迅为此很着急。3月2日，鲁迅给他的好友许寿裳写信说：“商务馆虽云人员全部解约，但现在当必尚有蝉联，而将来且必仍有续聘，可否乞兄转蕲蔡先生代为设法，俾有一栖身之处，即他处他事，亦甚愿服务也。”蔡元培对此事很热情，立即往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五相商。后来，书馆因裁员而发生纠纷，鲁迅又去函许寿裳说：“但今兹书馆与工员争持正烈，实亦难于措手，拟俟馆方善后事宜办竣以后，再一托蔡公耳。”希望事态平缓后，再去找蔡元培请托王云五。商务印书馆内部纠纷平息后，蔡元培又去与王云五相商。周建人这才再次与商务印书馆签订聘约。鲁迅对此事十分感激，和三弟周建人专程往蔡宅面谢，因蔡元培外出而未遇。鲁迅在转托许寿裳代致谢忱的信中说：“弟本拟向蔡先生面达谢忱，而又不遇。大约国事鞅掌，外出之时居多，所以一时恐不易见。兄如相见时，尚乞转致谢意为托。” 1936年10月19日5时25分，鲁迅病逝于上海寓所。这天，宋庆龄特意来到中央研究院，告诉鲁迅去世的消息，并请蔡元培参加鲁迅治丧委员会。次日，蔡元培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并挽以一联：在万国公墓为鲁迅举行葬礼时，蔡元培亲为执绋，并致词说：“我们要使鲁迅先生的精神永远不死，必须担负起继续发扬他精神的责任来。” 他还发表《记鲁迅先生轶事》，回忆起两人交往中几件影响深刻的事情：一是，鲁迅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二是，鲁迅进教育部后抄写“从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后来便发表校订本《嵇康集》；三是，鲁迅“注意美术，但不喜音乐”；四是，鲁迅喜爱搜罗汉碑图案的拓本，“已获得数百种。”蔡元培最为称道的是鲁迅的人品风范，他说，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时，同事齐寿山“对他非常崇拜。”教育部免鲁迅职后，齐寿山也因之而辞职于教育部，蔡元培说：“这是先生人格的影响。” 1937年3月，《鲁迅全集》已经编定，许寿裳便为书稿审查一事去函蔡元培。5月20日，蔡元培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鲁迅先生遗著事，弟曾函商于中央宣传部邵力子部长，力子来谈，称：内政部已转来呈文，当催促部员提前检查，现尚未断言是否全部都无问题，万一有少数在不能不禁之列，止可于全集中剔除几部，俾不致累及全集云云。” 书稿终于通过了审查，许广平给蔡元培去信说，《鲁迅全集》将由复社印刷发行，并希望先生为之作序。蔡元培很想写一篇好的序文，可又觉得对鲁迅还是缺乏了解，写起来难以下笔。他是个认真、慎重的谦谦君子，不会轻率作文，何况又是写鲁迅呢？他想起了许寿裳便去信说： “接马孝焱兄函，说关于《鲁迅全集》作序问题，先生有与弟商酌之处，敬希不及。弟曾得许广平夫人函，嘱作序，已允之，然尚未下笔，深愿先生以不可不说者及不可说者详示之，盖弟虽为佩服鲁迅先生之一人，然其著作读过甚少，即国际间著名之《阿Q正传》，亦仅读过几节而已。深恐随笔叹美，反与其真相不符也。” 他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浏览了鲁迅的主要作品后，才为《鲁迅全集》写出了序，他在序文中说： “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除小说、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许多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何等学力！” 他称赞鲁迅著作“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 1938年6月间，《鲁迅全集》20卷本终于出版了。鲁迅纪念委员会为答谢他，让沈雁冰转赠一套《鲁迅全集》纪念本，可他早已按价付了一百元钱的订金。许广平知道此事后，立即让鲁迅纪念委员会干事王纪元将钱退还，并说，赠送先生一套《全集》，为纪念委员会中所议决，望先生万勿推却。他却坚持将钱交于纪念委员会，并复函说：“鄙人对于鲁迅先生身后，终不愿毫无物质之补助，请以此款改作赙敬”。他和宋庆龄还以鲁迅纪念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表《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这则启事说：“鲁迅先生为一代文宗，毕生著述，承清季朴学之绪余，奠现代文坛之础石。”编印《鲁迅全集》的目的，“欲以唤醒国魂，砥砺士气”。许广平对蔡元培为鲁迅所做的一切极为感谢和崇敬，特别撰文赞扬说： “至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内传颂，鲁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鲁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岂徒私人之感幸。”原载《名人传记》5期，《作家文摘》6月4日，有删减
张家康，文史作者。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会员。福建《党史月刊》特约作者。著有《新青年 时代巨变中的人与事》（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了诸多文章。这些文章中，多篇被《新华文摘（网络版）》《新华月报》《作家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和《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解放日报》等文摘报刊和栏目转载。一篇获《作家文摘》主题征文三等奖。三篇获华东地区党史期刊优秀文章二等奖、三等奖。多篇被一些丛书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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