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APP
userphoto
未登录

开通VIP,畅享免费电子书等14项超值服

开通VIP
鲁西奇:他们出生,他们受苦,他们死亡

本文是在《何草不黄:〈汉书〉断章解义》出版后,为了回答读者提出的一些问题,于 2015 年 9 月中旬,应澎湃新闻编辑之约而写的访谈体文章。

:您说到了人,似乎有些抽象但却又是活生生的人。在《汉书》讲义中,您实际上讲了几种人,从皇帝(汉武帝与王莽)、官僚(循吏、酷吏与能吏),到游侠儒生与编户齐民。您强调自己试图把晚年的汉武帝看作一个落寞的老人,在丰功伟业的盛宴 之后,如何去反省自己。显然,您在试图揭示作为皇帝的汉武帝的“人性”。您在分析酷吏、循吏以及游侠儒生时,也同样着意于分析其人格的缺陷或魅力。

更为重要的是,您在《汉书》之外,花了一章的篇幅,去讲汉代普通的百姓,那些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您综合使用传世与出土文献的材料,努力复原他们的家庭、生计、身份、负担及其相互间、与官府间的关系。您利用居延的材料,说到居住在昭武乡万岁里的孙时一家;孙时,槖佗延寿燧的燧长,20多岁;妻子孙第卿,21岁,身份是大女;女儿叫王女,3岁;妹妹叫耳,9岁。王女和耳的肤色都比较黑。一个西北边地军人家庭的形象就显现在我们眼前。结合您其他著作中的论述,我猜想,您在试图把人(当然包括有身份的人)当作历史叙述的主体,去想象并构建“人为主体”的历史叙述和历史阐释。您可以谈谈在这方面的思考吗?

:我们这一代人,至少中间的一部分,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逐步走出“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的历史叙述、阐释与分析框架。当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们开始进入学术领域、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时,基本上是以王朝国家或民族国家作为历史主体的,自然而然地,大多采取了断代史的模式。

就我自己来说,大约在2001年前后,开始对这种研究理路产生了疑问。最初的疑问来自田野的经验。那时我在做地理考察,虽然关注的重心是地理因素,但不可避免的,会与人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步认识到:国家,无论是王朝国家还是民族国家,对于地方民众的生活来说,很可能是一种“外部力量”。在很多时候,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民众与国家的疏离或对抗。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以及生活的历史。我开始想:我学习与研究(还以之为职业)的历史究竟是谁的历史?谁需要这样的历史呢?一句话:我在做什么?

带着这样的问题,我开始关注以科大卫、萧凤霞、刘志伟、郑振满、陈春声等先生为代表的华南学者的研究以及人类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我才大致弄明白华南研究的基本理路。我理解华南研究的目标,不在于探讨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官府)与社会(地方或地域社会、民间)的二元或多元体系形成与演变的过程及其文化表达,而更在于破除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去探寻历史过程的人,如何经营自己的生活,如何与他人交往,因此形成不同的社会;在形成社会的过程中,历史过程中的各种人,如何把国家机制及其文化引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并利用它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服务。

刘志伟老师说:如果我们的历史认知是从人出发的,那么,国家、官府与社会、民间,都不过是由人的行为在人的交往过程中形构出来的组织化、制度化单元,这些制度化的组织,当然影响并规定着人的行为和交往方式,但在根本上来说都是人的历史活动的产物和工具。而如果历史的主体是人,那么我们就可以相对自由地由人的行为去建构起一个“人”的历史学。

受到这些启发,我逐步认识到:所谓“中国历史”,应当是发生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历史,是千百年来生活于其间的“人” 为了生存与发展、追求美好生活而不断“适应”并“改造”其所处的环境、摸索并建立适合自身生存与发展需求的社会组织与制度、创造并不断“改进”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的历史,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国家的“中国”的历史,更不仅是王朝国家或民族国家的历史,也不仅是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是人的历史,中国人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学,就应当是叙述、分析、阐释这样的历史过程的学问。

沿着这些思路,结合自己的研究,我慢慢地去思考, 把人作为历史的主体、以人的行为与思想为核心线索去叙述、分析、解释历史过程的可能性,以及实施路径。我摸索的重心,是怎样把这些理念落实到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去。

第一个问题,是哪些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找到这些人?历史过程中的人,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怎样落实它呢?我们知道,进入历史学家视野或者说在历史文献中得到记载的“人”,绝大部分是从国家(王朝国家或民族国家)的立场予以界定并描述的,所以,我们必然要从其“国家身份” 入手。

我们分析汉高祖、武帝的“人”的一面,当然要先看他们皇帝的一面。剥掉其皇帝的外衣,才能看到他们的躯体;透过其威权的势场,才能洞察其心理、情感与思想。但即便剥掉他的皇袍与光环,他也还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因为他的“人性”被“皇帝性”所覆盖了。我会说:皇帝不是人。虽然有些极端,但意思是明白的。同样的,官僚和准官僚也不是人,因为其行事与思想的根本原则,是官场规则或政治理性,而不是人性。《汉书》讲义中的编户齐民,也主要或首先是“民”,而不是“人”。我们现在要从这些“人”的国家身份——皇帝、官僚、侠客、儒士以及 编户齐民——入手,将他们“还原”为“人”。

当我看到汉武帝发愁(虽然是为怎样做皇帝发愁)、后悔、怕死,我相信(没有充足证据地相信)他这个时候是人,不全是皇帝。同样,那位告别妻子、挟剑而去的侠客也是人,唠唠叨叨地让百姓种菜养鸡的龚遂也是人(不全是渤海太守了)。至于肤色较黑的王女、耳和孙时、第卿,就更是人了。

更具体地说,在研究过程中,我试图首先弄清楚历史过程中的一些人或人群,他们的国家身份是如何获取的,具有怎样的意义,然后去窥视其在国家身份的背后作为“人”的真实状况。而最好的办法,显然是看他们在获得特定的国家身份之前的“自然人”(一个不合适的表达,但我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表达方式)的状态。

在《释“蛮”》(刊《文史》2008 年第 3 期)、《“越”与“百越”:历史叙述中的中国南方“古族”》(刊《东吴历史学报》第 32 期)《中古时代滨海地域的“水上人群”》(刊《历史研究》2015 年第 3 期)、《楚秦汉之际的“楚人”》(刊《早期中国史研究》第 8 卷第 1 期)等论文中,我一直尝试用不同路径,去观察那些未进入或尚未被全部纳入国家控制体系中的各种人及人群,看他们的本初或自然状态。至于我所看到的和描述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他们的本初或自然状态,那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除了国家力量所未及、逃亡等可能的形式使历史过程中的人可能未获得、脱离或暂时脱离“国家身份”之外,还有一种脱离方式,那就是死亡。在死亡面前,人基本上是平等的,而死亡使人程度不同地得以脱离其国家身份。关于死亡的构想以及死亡的处理方式,可能使我们能够观察人的部分本来状态。在关于买地券的研究中,我注意到这种可能性。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叙述、分析并解释人的历史,亦即从哪些方面探讨历史过程中人的生存、生活、认识及其所组成的社会。对于这个问题,这些年我想得比较多,在《人为本位 :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种可能路径》做了一个初步总结。

我认为:生存、交往、控制与求知,可能是人最基本的四种欲求,也是人的历史的基本出发点:因生存欲求而产生了生计方式,进而形成了经济形态;因交往愿望而产生了关系网络与组织,进而发展为“社会”;因控制而产生权力,由权力的分配与争夺而形成政治、产生国家 ;因求知欲望而产生了学问,并进而形成系统的知识、技术与思想。同时,死亡与不从,作为生存与控制的对立面,也可以说是生存与控制的衍生物 :生死相倚,控制与抗拒共存。因此,死亡与不从,也是人的历史的基本要素。面对死亡的恐惧而形成的个人生命体验与意识,处理死亡的仪式,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以及建基于其上的信仰和宗教,乃是人类历史的重要方面;而不同形式的不从或抗拒,则以革命或改良的方式推动历史前进,也是历史进程的 重要环节。

因此,如果我们站在“人”的立场上,从“人”出发,以历 史上的“人”为中心,将历史看作为人类群体生命的体现,叙述并分析其历史过程,那么,生存—生计—经济、交往—关系—社会、 控制—权力—政治、求知—学术—思想、死亡—仪式—宗教以及  不从(抗拒)—革命或改良—进步等六个方面及其过程,就应当  是历史叙述与分析的主要内容。

这样,我就大致搭起了一个简陋的框架,这个框架的背后,是欲望、需求、情感、梦想等“人性”的基本要素。十多年来,我的思考大致是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的,并试图逐步将之落实到 具体的研究实践中。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建立以人为主体的历史的架构,使之尽可能避开所谓“碎片化”的问题。我们去讲历史过程中的人,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群(群体的人),都只是历史过程中人的一部分,极少的一部分,每个人或人群都有自己的特征、利益诉求、行为方式,并因此而结合成不同的社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揭示这种多样性固然极具魅力,由此而形成的历史叙述虽然丰富却不免枝蔓零碎;而建立在多样性历史叙述的基础上,必然会提出多样而多元的历史分析与解释,历史解释的多样性与多元化则必然 会加剧这种研究的碎片化。那么,我们怎样塔建这种研究的架构,以使它不至于太过零碎呢?

我本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姚大力老师的提问促使我去思考。我目前大致的想法,是想以出生、受苦、死亡三个环节,作为构想人的历史的基本框架。他们出生,他们受苦,他们死亡,是句老套的话,却正可以看作人的基本轨迹。每一个人,每一代人,每一群人,以及人类总体,都无法逃脱这句老话的桎梏。我相信逐步的研究会给这三个环节赋予越来越丰富的内涵,比如出生,不仅是指一个自然人的出生,他的政治与社会身份的获取,都可以看作“出生”的过程。同样,受苦与死亡的内涵就更为丰富了。如果我们根据人在这三个环节中的生命轨迹来叙述历史过程,那是一种怎样的历史呢?有可能做到吗?我还完全不知道,但这种可能的前景对我有很大的吸引力。

有关中国历史的主体性、核心问题与研究路径的对话与思考。

这部作品中充满了历史学者的自我考问——何为历史?谁的历史?历史学是什么?历史可信吗?


更多同作者图书




本书运用“空间”的观念与方法,思考“空间”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分析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空间结构,可称为“空间维度下的历史分析”。全书分为“区域多样性”“核心与边缘”“城市与村庄”三大部分,分别讨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五条区域性道路”,“王朝的'核心区’及其变动”,“内陆的边缘”,“权力与城市空间”,“乡村聚落形态的演变及其区域差异”等主题。作者以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互动为视角,阐述幅员广阔、多民族统一国家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历史地缘结构的形成与演进,以及此种地缘结构对地区开发进程、经济格局之演变、文化区域的分合乃至国家政治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进而分析区域差异及多样性与中国历史总体发展之间的关系。







全书分五章,讲述了汉书的成立及其本原、成功的天子与失意的皇帝、霸王道的治理实践、侠客与儒生的世界、汉代农民的生活与社会。第一章,讲历史叙述的本原,探讨当时的人对于历史事实的认识。历史事实是唯一的,也是客观;历史叙述则是主观的、复数的。第二章,讲皇帝,力图通过历史文献和历史叙述,将神秘的天子拉下神坛,还原为普通的人,进而探讨皇帝的“人性”。第三章,主要讲汉代的官僚,特别分析了循吏与酷吏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体现的文化传统和政治现实,进而讨论了汉代“霸王道杂之”的政治策略和意识。第四章,讲侠士与儒生,“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仁与义均能在儒生与侠士身上看到,而一文一武作为某种势力恰恰是皇权需要消灭或者驯化的。第五章,讲普通百姓,“编户齐民”,他们不仅仅是簿册上的数字符号,更是活生生的人。有了人,才有国家,而不是相反。历代史书上基本见不到普通百姓的存在,本书仍然努力爬梳史料,力图描摹“民”的面貌。全书提供了我们理解历史,特别是“阅读”当下的一种框架或模式——供给读者一种认识自身、认识所处社会时代的可能。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
打开APP,阅读全文并永久保存 查看更多类似文章
猜你喜欢
类似文章
朱元璋为什么不删改他做过乞丐的历史?
侯旭东:研究国家的历史,为何要另辟新径?
啥原因?明朝万历28年不上朝没亡国
班彪乱世中写《汉书》
再版|鲁西奇《何草不黄》,仲伟民《茶叶与鸦片》
明朝的衰败自张居正始
更多类似文章 >>
生活服务
热点新闻
分享 收藏 导长图 关注 下载文章
绑定账号成功
后续可登录账号畅享VIP特权!
如果VIP功能使用有故障,
可点击这里联系客服!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