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
文 / 朱浒
按照风行说法，创办招商局是李鸿章一手策划的行动，而盛宣怀自投入李鸿章幕府后，备受李鸿章信任，李鸿章亦着意将之栽培为洋务事业所需人才，所以这可谓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在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的问题上，风行说法的基础并不坚实。
首先，这个说法的论述依据，主要来自于一份二手资料，即盛宣怀之子盛同颐等人于1919年刊行的《诰授光禄大夫太子少保邮传大臣显考杏荪府君行述》。盛宣怀去世三年后刊行的《行述》，是对盛宣怀与洋务事业结缘的最早概括和表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研究者来说，这是了解盛宣怀在参与筹办轮船招商局之前活动情况的最宝贵资料。
其次，除了《行述》作为二手资料的属性之外，其所叙述的“事实”和叙事逻辑之间，也出现了难以自圆其说的疏漏。由于此前尚未有人揭示过这种“事实”与逻辑之间的关系，这里有必要对《行述》所述盛宣怀从入幕到筹办招商局的历程，进行一番详细考察。
清代轮船招商局
按照《行述》的结构，这一历程被分为三个齐整的环节。第一个环节描述了盛宣怀从同治九年夏初入幕直到随李鸿章前往直隶的情况。根据这里的表述，盛宣怀在这一阶段活动的主题是从军而建功。
首先，他在湖北加入李鸿章淮军的基本背景，就是李鸿章受命“由鄂督师入陕，防剿回逆”。李鸿章也是在军营“帷幄需才”的情况下，才委派盛宣怀担任“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之职。
其次，盛宣怀在淮军中饱受历练，先由湖北入陕西前线，又因“天津教案事起，畿疆戒严”，遂在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后随之奔赴直隶。按照《行述》的说法，盛宣怀此时对军务十分着意，据称甚至达到了跟淮军名宿郭松林、周盛传等人“讨论兵谋”的程度。
最后，盛宣怀从军之旅的成效也十分显著。也就是在入幕后一年左右的时间，他便从候选直隶州被保举为“知府道员，并赏花翎二品顶戴”，这的确是相当迅速的职位晋升。
而在接下来的第二个环节中，盛宣怀本来一帆风顺的从军之旅戛然而止，《行述》的笔锋突然切换到了同治十年直隶大水期间，他转而受父亲盛康之命劝捐赈灾之事：“辛未，畿辅大水，大父倡捐棉衣振米，命府君诣淮南北劝募，集资购粮，由沪赴津散放。是为府君办理振务之始。”
这段文字虽然只有短短45字，但细究其中隐含的转折，不免令人生发疑问：盛宣怀为什么要突然就此抛弃发展很好的从军之路呢？因为在此次办赈之后，他再也没有尝试过在从军之路上的发展了。
在办赈业绩之后，《行述》叙述的第三个环节的话题，又转入了对盛宣怀参与筹办招商局活动的介绍。在这段文字中，中心意旨是浓墨重彩地渲染盛宣怀在筹办过程的中心地位和作用。
首先，这里强调盛宣怀是轮船招商一事最终落实的重要建议者。文中指出，同治六年、七年曾国藩等人虽曾“有劝谕华商置造轮船、分运漕米、兼揽客货之议”，但“日久因循，未有成局”。直到同治十一年五月间，盛宣怀向李鸿章、沈葆桢两人提出“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接洽地步，俟商船造成，随时添入，推广通行”的建议后，李鸿章亦“深韪其言”，才正式定议创设轮船招商局。
其次，《行述》又暗示，盛宣怀在筹办活动中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担任招商局首任总办的朱其昂。因为按照这里的说法，李鸿章接受盛宣怀的建议后，即命盛宣怀会同朱其昂“酌拟试办章程”，而这份章程“上之江浙大吏，交相赞成，于是南北合筹，规模渐具”。可是这里留下的一个明显疑问是：盛宣怀为什么没有成为轮船招商局的首任总办呢？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行述》作为儿子们描述父亲生平事功的文本，具有自身特定的基调。具体说来，对于盛宣怀从入幕到入局这一过程的叙述，简直可以说是盛宣怀凯歌行进的三部曲，即从军历练而晋升，继而办赈有功，其后又强势介入筹办招商局事务。在这种基调之下，盛宣怀的每一步都毫不例外地被描绘成人生赢家。
对照一下关于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的风行说法，很快可以发现，后世研究者在以《行述》为基础资料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行述》的叙事基调所引导。其间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研究者们大都将盛宣怀走向洋务之路前的办赈环节，视为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甚至干脆略过。而后文将说明，这其实又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疏漏。
然而，《行述》所展示的那种乐观基调，与其列举的三阶段经历之间，是否在逻辑性方面也丝丝入扣呢？按照时间顺序，盛宣怀从入幕到入局的历程，可以划分为从军、办赈和入局这三个首尾相继的阶段。而一旦仔细观察一下盛宣怀在这三个阶段之间的辗转腾挪，不难发现其中明显存在着蹊跷之处。
首先，盛宣怀从从军到入局的转向实在过于突兀。既然《行述》声称盛宣怀在军营中得到非同寻常的历练，其从军晋升之路又被说得如此顺利，却为何在参与办赈事务之后，彻底脱离了依靠军功荣升之路呢？如果李鸿章安排盛宣怀进入天津机器局之类的军工企业，或许还算是延续了军功荣升之路。招商局则不仅主要属于民用工业，更重要的是，这项事业在倡办期间备受争议，并不是一个前途明朗的热门领域。那么，盛宣怀究竟出于怎样的机缘，才会放弃一条平稳的发展道路，而突然转向一条未知的道路呢？
其次，盛宣怀发生道路转向的背景亦实在太过薄弱。按《行述》所言，盛宣怀入幕后最大的历练是军营文员，其次是办赈事务，则其何以能够突然出任洋务企业经理人的工作呢？这难道是李鸿章乱点鸳鸯谱的结果吗？经典研究曾明确指出，经营洋务建设事业的群体主要有三个来源，即官僚、买办和旧式商人。
盛宣怀虽然向来被视为其中官僚群体的代表，但以往从来无人能够证明，盛宣怀究竟有何资格成为这种代表。要知道，此时的盛宣怀并不像买办那样具备与西方接触的经验，也没有雄厚的商业资本背景，因此，李鸿章为何会垂青于他呢？众所周知，李鸿章指派的第一个筹划招商局事务的幕僚是林士志，而非盛宣怀，那么盛宣怀又如何能够超越林士志呢？仅仅从《行述》那些溢美之词的字里行间，实在无法发现盛宣怀最终实现超越林士志的任何线索。
尽管盛宣怀在身后留下了迄今规模最大的个人档案，但遗憾的是，能够反映盛宣怀在同治十一年之前活动情况的资料，却极度匮乏。直到新版《李鸿章全集》面世之后，追查这方面的情况才迎来了真正的转机。这部新版文集所收资料，远远超过了吴汝纶所编的旧版李鸿章文集，笔者正是在披阅新版文集的过程中，才发现了有关盛宣怀早期活动的关键线索。
根据这些线索追查，可以断定《行述》的叙事，从一开始就与事实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就拿盛宣怀最初入幕从军之路来说，其跟随李鸿章由鄂入陕、又由陕入直的过程，不仅远非《行述》中文字所渲染的那样一帆风顺，甚至一度连盛宣怀能不能继续留在李鸿章身边，都存在着极大的疑问。
就本人目力所及，盛宣怀的名字在新版《李鸿章全集》中第一次出现，是李鸿章于同治九年七月十四日给朝廷的一份奏片之中。这份奏片上奏时，李鸿章正在西安。该片的背景则是天津教案引发危局之际，朝廷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后，又密谕其率军从陕西起程，“驰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
由该片可证，《行述》关于盛宣怀入幕时间的说法大致不差。其中之所以称盛宣怀属于“丁忧人员”，是因其母于同治七年冬去世，故而未出守制之期。至于该片的中心意旨，是李鸿章奏请朝廷允准许钤身、盛宣怀和诸可权三人继续跟随自己前往直隶。由于李鸿章当初带同三人从湖北去陕西时未遇阻碍，所以继续携其前往直隶，似乎也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而，出乎李鸿章意料的是，带领这三人继续前赴直隶的请求，竟然遭到朝廷断然拒绝。根据吏部议复之后给出的意见：“许钤身系准调之员，惟带往直隶差委，与例未符，盛宣怀、诸可权二员所请调营差委，核与定章不符，应饬回籍终制。”朝廷遂允准吏部意见，下达了旨意，这无疑意味着盛宣怀等三人不仅无法待在直隶，而且必须离开李鸿章幕府了。
虽然朝廷之命不能违抗，但李鸿章为此三人前程考虑，很快设计了一条转圜之策。至于这个转圜的机缘，则是李鸿章于十月初推荐淮军宿将、前直隶提督刘铭传前往陕西督办军务的奏疏，得到了朝廷的允准。
于是，在接到吏部关于许钤身、盛宣怀、诸可权三人应“回籍终制”的意见后，李鸿章遂于十月二十四日上奏，称刘铭传“仓猝启行，正在需人之际”，而盛宣怀等三人“廉明耐苦，著有劳绩，实为军营得力之员，今夏随臣赴陕，于该省情形颇为熟悉”，故请朝廷准其三人“前赴刘铭传军营差遣委用，俾资得力”。
这一回，朝廷很快给予了“著照所请”的批示。这就意味着，虽然盛宣怀不得不离开李鸿章幕下，但终究可以延续其从军之路了。
蹊跷的是，就目前笔者所能掌握的材料范围而言，在朝廷允准李鸿章奏调盛宣怀转赴陕西之后，在总计将近十个月的时间里，始终再未发现有关盛宣怀行踪的直接记载。不过，综合若干间接情况来判断，盛宣怀转到刘铭传麾下而接续的这条从军之路，很可能没走多远。
至于支持这一判断的第一个理由，便是刘铭传此次督办陕西军务以惨淡收场而告终。同治十年正月间，李鸿章便向丁日昌透露，此时率军驻扎乾州的刘铭传，即已陷入了“进退狼狈，不知是何结局”的地步。
同年七月间，朝廷闻俄国有“代为克复伊犁”并派兵“窥取乌鲁木齐”之说，遂命刘铭传率部出关，“为收复新疆各城之计”。对于这一任务，刘铭传出于“出关以后，饷项军需，隔绝数千里，运道不通，何由接济”的极度担心，根本不愿接受，故而以病情加剧为由，决意告退。朝廷本想“赏假一个月，……病痊即行”，但刘铭传至九月初，仍以“痼疾难瘳”为由，请求朝廷续假三个月回籍调理。
朝廷对此亦无可奈何，只得同意刘铭传病退之请，安排曹克忠前往陕西替代刘铭传统领淮军各部，同时又命李鸿章负责善后。不料在交接军务之际，刘铭传又遭到“措置乖方，不顾大局”的参奏，被朝廷下令“交部严加议处”。总之，刘铭传此次督办军务可谓是劳师无功，如果盛宣怀确实始终在其军营之中，那么其前途的暗淡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另一个成为判断盛宣怀从军境遇的鲜明参照，则是此前与盛宣怀始终休戚相关的两人，即许钤身和诸可权的遭遇。刘铭传回师后，李鸿章不得不为当初跟随刘铭传入陕的人员做出一系列安排。李鸿章在同治十年年底给朝廷的一份奏片中，特地对许、诸二人的去路做出了安排。从这份奏片中可以看出，许钤身和诸可权确实都前往陕西军营效力了，最后也皆因无功可保而不得不“销差离营”。
而盛宣怀如果一直待在军营，恐怕也难逃这样的结局。这就意味着，盛宣怀此际的从军之路，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样一来，接下来立即浮现的问题是，该奏片中为何独独少了盛宣怀的身影呢？如前所述，许、诸、盛三人原先一直保持同步进退之势，那么盛宣怀此时为什么突然会单飞呢？又究竟飞到哪儿去了呢？
（本文节选自朱浒所著《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授权发布）
华文好书选读
《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
朱浒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年8月
对于盛宣怀的生平事业，学界向来重视以洋务建设为代表的实业活动，而甚少关注以赈务为主体的社会救济活动。本书则发现，赈务活动为重新理解盛宣怀事业生涯的整体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线索。本书通过系统揭示洋务与赈务之间的交织与互动，既描绘了盛宣怀在晚清四十余年中的奋斗与挣扎，也展现了其无法脱离的特定局势和条件，从而凸显了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的耦合性。本书的主旨，不仅在于发掘盛宣怀之所以成为盛宣怀的历史逻辑，即从实践出发来理解历史必然性、偶然性和人的能动性的统一，而且希望借此提出对晚清中国社会新陈代谢进程的再认识。
华文好书
ID：ihaoshu233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