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号的独奏，引出一段悲壮的葬礼进行曲。几乎20年前，英国著名指挥家西蒙·拉特尔爵士指挥就任柏林爱乐乐团后的第一场音乐会，重头作品是古斯塔夫·马勒《第五交响曲》。当年也是这部作品，把我引进了马勒的音乐世界。
听完一部马勒的作品，仿佛五味杂陈。单是马勒《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就让人感到犹如坐过山车那样，从绝望到希望，从抑郁到狂喜，都是转瞬间发生的事情。美国著名指挥家伯恩斯坦解读马勒之所以受欢迎，也是因为突出其极其突兀和神经质的气质，让他的音乐跟20世纪的生活非常贴近。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极其不愿意接触马勒的音乐。毕竟现实生活就已经够烦了，听到马勒那种大开大合的音乐，也实在烦上加烦。直到新冠疫情暴发后，马勒的音乐才跟我重新引起共鸣。
在告别马勒和重逢马勒之间，我自己的心境已过万重山。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自认为自己的生活不需要马勒。最近两年，新冠疫情暴发，世界仿佛变得疯狂，而这一切仿佛都在马勒的音乐世界中有所提示。
那些平时感到无病呻吟的情感细节，仿佛又让人觉得情真意切。马勒音乐一个让人感触甚深的特点，是让人感到一种倒抽一口冷气的孤独气息。马勒曾经说过“我是三重的无家。在奥地利作为一个波希米亚人，在日耳曼人中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世界上作为一个犹太人，到处我都是闯入者，永远不受欢迎。”作为犹太人，马勒把身上的这种不安全感和缺乏归属感，化作不时渗透于各乐章中的凄凉意境。《第一交响曲》第三乐章那种滑稽但是又凄凉的犹太葬礼进行曲，曾经在香港动画片系列“麦兜”中出现，既感到滑稽，但又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凄凉和无奈。一段犹太葬礼进行曲跟高楼林立的香港街景有什么关系？我也许不能直接道出，但却总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和冷漠，从一百年前的奥匈帝国到现在的现代大都市，人类始终被孤独感纠缠。
“马勒的音乐自成一个世界，但不能说他就是在说自己的故事。当然他自己的感受肯定也会被融进去。”柏林爱乐乐团在最近推出的马勒交响乐全集中，有这样一部纪录片，其中一位指挥家这样说。
结合马勒本人，一个重要的解读参考是马勒的犹太人身份。他老是觉得自己跟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20世纪初的奥匈帝国境内民族主义思潮泛起，人与人之间除了以宗教为分割线之外，还有语言和风俗习惯。在今天看来，现代意义的匈牙利族、捷克族、斯洛伐克族、德意志族、塞尔维亚族等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欧洲民族，也只是有两百年左右的历史。
在这个民族国家形成并崛起的过程中，犹太人的位置实在是无法安放。这些两千多年前就被迫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颠沛流离的人群，在很多地方都自成一个圈子。他们执着于两千多年前的语言和信仰，然而为了能够在异国存活下去，又不得不吸纳其他文化。到了20世纪初，各民族主义开头之际，这些生存在夹缝中的犹太社群便成为了被攻击的对象。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血腥的排犹主义骚乱频发。反犹思想继续酝酿，最终导致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种族清洗的悲剧。
也仿佛在冥冥中产生了某些不祥的预感，马勒的《第六交响曲》（悲剧）似乎预兆着即将来临的20世纪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第一乐章那种诡异又严峻的进行曲，仿佛是一队骷髅军队在接受阴间检阅，然后最终走向死亡。在马勒去世后不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
当然，马勒也不是所有交响曲一直跟灾难和孤独打交道。实际上，马勒篇幅最长的两部作品《第三交响曲》和《第四交响曲》，更大程度讲的是自然和纯真之美。在《第四交响曲》，你可以通过音乐的世界，走向欧洲总部的崇山峻岭，平静的湖水和森林中昆虫的鸣叫之妙。而在这些曼妙的世界中，马勒不时提醒我们危机四伏，阴暗的死亡角落就在咫尺之外。在出现疫情的时候，我曾经骑着单车在郊外狂奔十几公里。在阳光下，封城时期人们仿佛重新开始跟自然对话，学会在自然环境下享受自我。可是马勒的音乐提醒着我，在自然中解放自我只是一个临时的状态，而最终还是得回到那个让人焦虑又脆弱的新冠疫情现实世界。
本文发表于《广东艺术》杂志2021年第5期
文/何任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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