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列为后四大须生之一的京剧大师奚啸伯,生前曾多次来冀州演出,他最爱吃且百吃不大厌的是一种极具地方特色的小吃——冀州焖饼。一份焖饼放在他的面前,不用品尝,凭色味,就能知道是否正宗,可谓冀州焖饼的“超极粉丝”。
上世纪30年代中期,同为京剧大师的谭富英和奚啸伯还属于“同行是冤家”的关系,两人整天唱对台戏。一天,谭的管事拿着“谭富英”三个字的大片子去敲奚家的门,说我们谭老板想请奚四爷到家坐坐。奚说:“真不巧!我有个约会,得马上走。”当场谢绝。没隔几天,谭老板又请奚四爷到家坐坐,奚啸伯同样是婉言谢绝。第三次,谭老板又让人来请,奚啸伯有点招架不住了,便索性前往。到了谭家,谭点烟请茶,然后开门见山地说:“奚老板,您这一年唱下来,觉得累不累?”奚啸伯心里“咯噔”一下——“莫非这谭老板是要找茬叫劲了?”心里虽这么想,嘴上还是不紧不慢地说:“不累,不累。”谭轻轻一笑:“您说的不是心里话。我都累趴下了,您能不累?咱们俩唱了多少日子的双出了?您多挣钱了吗?还不是那么些包银吗?天天满座,钱都到哪儿去了?这里头的事您不懂,您是外行。叫我说,从今儿起,听我的,咱们俩合作,就唱一出,你我都唱个明白,跟那些拿我们赚钱的人对着干!”这下提醒了奚啸伯,连忙给谭作揖致谢。
此后,谭奚二人成了莫逆之交,并共同走向了事业的辉煌,常常被邀请到全国各地做商业演出。其中奚啸伯成了冀州码头李镇的常客。当时的码头李镇是方圆百里的水陆要塞,尤其是水路,上通滏阳河的上游邯郸,下达滏阳河的末端天津。这里每年“惊蛰”前后开航,至“大雪”停运,航期多达280多天。由于是码头重镇,在近两千多米的河岸线上,每天都有上百只船停靠,或装卸货物、或调察商机、或吃喝小住。据说当时码头李最有名气的是“五大楼”,即“万兴”“福合”“新丽”“月乐”这四大酒楼和街市中心的大戏楼。这里每年的农历五月和九月各唱7天大戏。那真是商贾云集、百姓齐聚。
码头李镇万兴楼的掌勺人是冀州区傅官村的刘立平(1889—1963),他不但炒得一手好菜,还能做出满汉全席,并且对做焖饼有其独到的手法。也正是他的焖饼获得了奚啸伯的“芳心”。凡来码头李演出必由万兴楼提供餐饮,张口就是“万兴楼的焖饼”好吃。而他下榻的地方恰恰在福合楼附近。因为万兴楼的焖饼出名,这可刺激了福合楼的老板,他逢人就说,我福合楼上的焖饼哪点比他万兴楼的焖饼差!因此,他总惦记着有朝一日能顶替了万兴楼。一天正下大雨,觊觎已久的福合楼老板认为契机来了,他想,下这么大的雨,我看你们怎么去万兴楼取饭。恰在此时,负责为奚啸伯订餐的伙计正站在门口看着天空中的大雨发呆,福合楼老板立刻明白了小伙计的心事。一边打招呼,一边朝他摆手,示意让他过去。这正中小伙计的下怀,于是小伙计就在福合楼为奚啸伯定了焖饼,不但少花了钱,而且还得到了小费。焖饼端到奚啸伯跟前,奚啸伯先是迟疑一下,后是小口品尝,刚一咀嚼,脸色就沉了下来。他筷子用力朝桌上一放,说:“不对味儿!这肯定不是万兴楼刘立平做的焖饼!”小伙计自知心虚早已躲开,在场的人们则是一脸尴尬,无言以对。此事经小道传播,更加使刘立平的焖饼名声大噪。后经人们演义,还编出了顺口溜:“码头李吃焖饼,呱呱叫的刘立平。福合楼想抢行,奚啸伯不吃丢一旁。”
自打那事以后,刘立平更加注重了焖饼的制作工序,并将这一手艺传承给徒弟杨占长(读音“常”,1928——2000)。杨占长是邢台市新河县人,1948年在码头李万兴楼出徒后掌勺,并定居镇上。1966年邢台地震波及冀县(今冀州),周恩来总理到冀县码头李视察,杨占长就亲自为周恩来总理做了“焖饼”,受到周总理的称赞。当周总理听说当年奚啸伯罢吃焖饼的事后,哈哈大笑,说:“我不会罢吃的,我是人民的总理,只要是人民做的饭菜我都吃。不过这给我们一个启发,凡事都要用真功,你做得好,自然就会受到人们的欢迎。你们冀县过去属古冀州,我看这焖饼应该叫'冀州焖饼’。”当时在场的领导记下周总理的指示,从此冀县的焖饼定名为“冀州焖饼”。改革开放以后,冀州经济迅速发展,“冀州焖饼”的名声也远播海外。至今已有俄罗斯、美国、日本、以色列等20多个国家的客商和友人吃过正宗的“冀州焖饼”。2016年,杨占长之子杨运华、杨运中两兄弟在冀州区和码头李镇主打“冀州焖饼”的饭店,被衡水民俗文化协会评定为“衡水特色民俗产业”。
【手艺】
做“冀州焖饼”,需用一个厚5到8mm的铁锅,或将普通铁锅的外部糊一层泥,目的是让锅受热慢、散热慢,不糊锅。所用的饼条也需分层细切,整个顺序是:“炝锅炒菜(肉)——加高汤(猪、牛、鸡骨混合熬制)辅料——翻炒后放饼条——盖锅入味、翻勺出锅。”无论是素焖、肉焖和黄菜焖饼(即鸡蛋焖饼),亦或是鸳鸯焖饼(一素一荤),均色泽黄亮,形体松散,香味扑鼻,口感松软,且不失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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