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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裤子的云》:被“神话”的马雅可夫斯基

海子曾写过一首诗——《马雅可夫斯基自传》,诗中写:“一切噪音进入我的语言/  化成诗歌与音乐   梨花阵阵/  在我弃绝生活的日子里 /黑脑袋——杀死了我 ”。正如诗中所描写的那样,马雅可夫斯基1930年4月14日开枪自杀,死时年仅37岁。至于写下此诗的海子,想必大家都知道,1989年3月26日在山海关附近卧轨自杀,年仅25岁。

马雅可夫斯基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1893年7月19日——1930年4月14日),苏联诗人、剧作家,20世纪世界诗坛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代表作长诗《列宁》从正面描写列宁的光辉一生,描写群众对列宁的深厚感情。他的喜剧讽刺了小市民及揭露了官僚主义,并在戏剧艺术上有创新。由于长期受到宗派主义的打击,加上爱情遭遇的挫折,1930年4月14日,诗人开枪自杀,身后留下13卷诗文。

我可以温柔得让你挑不出毛病

不是男人,而是一朵穿裤子的云!

“穿裤子的云”是一个奇怪的意象,云应当是自由飘荡,穿上裤子的云像是对自由加以束缚;此外,云是纯洁无暇的,“裤子”用来遮挡身体的下半部分,在当时那个年代,“裤子”显然隐喻的是难登大雅之堂的词。若是我们再发散思维,云朵于高空飘浮,裤子之下是双腿,双腿之下是踩着土地的双脚,一个悬于天空,一个脚踏实地,立体的空间感,矛盾又统一的意象于词汇之中冲撞。与此同时,这种矛盾又统一的双重性不仅存在于诗,也传递给写就诗的马雅可夫斯基。但如此讲,似乎是搞反了诗人与诗的因果关系,因为当我们解读诗歌时,不可避免地要与诗人发生关系,摒弃诗人只关照诗的内部,所探讨的,发声的,显像的,更可能只是看似真实,实则虚幻的海市蜃楼。既如此,我们须得走近诗人的一生,看是什么驱动诗人的内心,促使他写就诗篇。

1893年7月19日,马雅可夫斯基出生,在他12岁时父亲去世,全家移居到莫斯科。1908年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因从事地下活动而三次被捕。在狱中他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并开始尝试写诗。1912年,出版了俄国未来主义派的第一本诗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这本诗集既是宣言,宣扬着与传统割裂的精神,也昭示着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一批未来主义派诗人开始登上舞台。

那么何为“未来主义”呢?

所谓未来主义,是现代主义文学中表现最激进反传统的流派,于20世纪初出现于意大利,随后流行于俄、法、英、德等国的一个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流派,在俄国取得的成就最大,俄国未来主义诗人分成两大派:以谢维里亚宁为首的自我未来主义和以赫列勃尼科夫、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立体未来主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马雅可夫斯基。俄国的未来主义者主张抛弃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抛弃当时流行的俄国象征派诗歌,号召创立新的实验性写诗方法,致力于恢复“词自身”给人的新鲜感受。他们打破传统词法句法,特别强调词语的音响,主张诗人有任意支配语言、任意造词和派生词的自由,以求把词语从僵化的传统语言和象征主义的神秘意义中解放出来。

1915年,诗人结识了莉莉亚·布里克和她的丈夫奥西普·布里克,并在莉莉娅丈夫的帮助下出版了长诗《穿裤子的云》。后来,马雅可夫斯基和莉莉亚、奥西普夫妇住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奇怪的三人家庭。

马雅可夫斯基(右)与 莉莉·布里克、奥西普·布里克夫妇

《穿裤子的云》这首长诗是诗人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丰盈的意象,诗句间满布的生命力,对社会的批判、反讽,对革命的热忱,源源不断的情感涌动,词语和情感的转换与激烈程度极具冲击力。诗中如此写道:

我的灵魂没有一丝白发
也没有老头儿的温情和想入非非
我声如炸雷,震撼世界
我来了——挺拔而俊美
二十二岁。

从这几行诗,我们就足以得见诗人为自己塑造的自画像:伟岸英俊,桀骜不驯。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马雅可夫斯基积极投身革命。之后,他参加俄罗斯通讯社工作,创作了数以千计的巨幅宣传诗画,张贴在街边橱窗里,被称为“罗斯塔之窗”。

上述简单回顾了诗人的生平,无疑是客观的,因其是既定的过往历史。那么,接下来的内容则多是笔者自己的主观看法,或许偏颇,或许对诗人有所冒犯,但,笔者的观点是,马雅可夫斯基是被“神话”的诗人。

《穿裤子的云》这部诗集精选了诗人从1912-1930年期间的诗歌,从中我们能清晰地看到马雅可夫斯基诗歌创作的脉络和沿袭。简单划分的话,可分为早期诗歌和后期诗歌。早期诗歌更偏向于抒情性的自我表达,果敢地袒露自我情感,崇尚标新立异的诗美学,致力于“词自身”的创新。1918年,在《穿裤子的云》出版时,马雅可夫斯基在序言里就明确讲过:“'打倒你们的爱情’'打倒你们的艺术’'打倒你们的制度’'打倒你们的宗教’——这就是四部乐章的四个口号。”可见,要给彼时的诗人贴标签的话,应当只是“未来主义派诗人”。

以《穿裤子的云》这首长诗为代表的早期诗,算得上诗人早期诗歌创作的集大成者。除了前文提到的发出充满力量感的呐喊,昭示着自己生猛、年轻地出现于诗坛;在这首诗中,诗人也对诗歌从创作到最终成型这一过程的艰辛进行了剖析。他写道:

我先前以为——
做书,大概是这样:
诗人走过来,
嘴巴一张,
这个灵感附体的笨伯
马上就出口成章!
实际如何呢?——
在张口歌唱之前,
踱来踱去,磨起了老茧;
那愚蠢的想象之鱼
在心的泥潭中扭动得多么可怜!
直到用吱喳乱叫的韵脚烧开了锅,
把爱情和夜莺煮成了一锅粥;
没有舌头的大姐却在痛苦地痉挛,
想喊不能喊,想说没法说。

 (飞白译版本)

这一段还有另一重的反讽意义,他在诗中谈论诗歌,无疑是对陈腐诗意的嘲讽。如果说,上述是对“旧”诗歌中意象陈腐的嘲讽的话,那么,在1915年创作的《我是怎么变做狗的》则是对当时社会的嘲讽。《我是怎么变做狗的》很轻易让人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可以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通过变形的隐喻,对人被异化的命运悲剧进行了抒写。

摸摸我的脸:

是我的脸呀,毫不带假。

摸到嘴唇可有点不对:

我嘴唇之下

竟龇出——

獠獠犬牙。

赶紧捂住脸,装作擤鼻子。

小心地绕过警察岗亭,

急忙奔逃回家。

这一段精准刻画了人异化成“狗”样时的窘迫,接下来:在狂奔中竟未察觉/我的西装背后/拖出了一条/蓬松摇曳/大狗尾。这个穿着西装,露出大狗尾的“人”则淋漓尽致地进行了反讽,也加深了人异化之后的命运悲剧,被一群人追着打,无奈只得停下来,吠吠几声。

可见,这一切都契合了诗人“未来主义派”诗人的身份,主张创新,主张诗的新的实验性写作。

除却“未来主义诗人”这一标签,“楼梯诗”也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标签之一。诗人创新地创造了“楼梯诗”这一诗体,把每个长行切分为数量不等的几个“梯级”,“重音诗律”,使诗歌直观呈现出波浪化的节奏。

虽是创新但同时也是桎梏,这并不矛盾,如果说“楼梯诗”甫一出现是创造了新诗体,那臻至后期,为了“楼梯诗”而楼梯诗,为了寻找和试验新奇的韵脚而苦苦追寻,又何尝不是另一重桎梏呢?

做诗——

        和镭的提炼一样:

一年的劳动,

       一克的产量。

为了提炼仅仅一个词儿,

要耗费

      几千吨

            语言的矿。

《和财务检查员谈诗》中的这一段形象展现了“楼梯诗”的样貌,也表达了诗人为了找寻诗的韵脚如同居里夫人提炼镭一样艰难。但在笔者看来,这恰恰也展示了诗人为了韵脚而韵脚,为了楼梯诗而楼梯诗的无形束缚。

诗人后期的诗歌,从抒情性的诗歌转向公共的宏大主题,他积极投身于革命诗歌的创作,从个人(我)浪漫主义的抒情,逐渐让渡到公众(我们)的宏大革命诗歌。这一时期诗人的标签应当是“共产未来主义诗人”。

当然我们仍然要意识到马雅可夫斯基贯彻始终的“未来主义”,但后期的未来主义诗歌,为了“社会订货(一种基于外在的无产阶级需要的诗歌创作)”而创作的未来主义诗歌则显得平庸,政治含义大于作品本身的文学价值。它们烙印了那个时代的印记,也只属于那个时代。要知道,时代的印痕总会褪散,世事变迁,社会高速发展,为了“社会订货”而创作的诗歌,一旦失去了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最终免不了被淘汰,被遗弃的命运。

这其中牵涉到一个诗歌创作理念的问题,在马雅可夫斯基看来,“最好的诗将是为共产国际的订货而写的,有为无产阶级胜利的目标,用新的、富于表现力的和谁都懂得的字眼而表达出来的。”也许在诗人看来,爱情、人生、战争、死亡等永恒主题已被人们写了太多,而要扩充、创新诗歌主题,就要涉入社会性题材。姑且抛却社会性题材本就不好把握,难以成就优秀诗歌这一迄今仍存的难题,让我们先就诗歌创作是应该以“我内在的需要”而写还是“响应时代的号令”而写展开思考。

就笔者个人的主观看法,诗应当是自然地流露,是个人内在的情感驱动,是为了认识自己,使黑暗发出回音,诗主题应当与社会性题材保持一定的距离。保持距离并非不为社会题材而创作,社会题材也是诗歌主题的一种,但诗人在进行这类题材的创作时,应当是由内而外的,遵从内心的真挚情感抒发,不应当沦为“政治喉舌”,不应当为了创作而创作。而且,我们每个人免不了被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当我们不能明晰自我定位,不能坚定内心,免不了随波逐流。

再让我们回到诗歌主题,那些永恒主题是否写无可写呢?显然不是。或许我们可以以小说家莫迪亚诺比较,纵然诗歌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题材。莫迪亚诺鲜有宏大主题的书写,他用近乎相同的材料碎片,投入万花筒中,每一次转动,都会产生一次新的组合。所以,并不存在写无可写的问题,关键是如何捕捉材料碎片并加以组合。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任何不放在时代背景下,从后来者的角度单拎出来展开分析的都是耍流氓。但这样的反驳又陷入“时代”的窠臼,因为笔者的出发点正是认为当诗人被裹挟于时代洪流之中时,所创作的诗歌会沦为当时“时代”平庸的附属品,发声器。

不过,有一点毋庸置疑,无论是马雅可夫斯基的早期诗歌还是后期诗歌,有个一脉相承的特征是,诗的内里蕴着剧烈的运动,气势浩荡,充满生命力。

 在前文笔者说:“这种矛盾又统一的双重性不仅存在于诗,也传递给写就诗的马雅可夫斯基。”人是复杂的生物,马雅可夫斯基自然也是复杂的,无论是作为未来主义诗人,声调洪亮、大胆创新的他;还是作为情人,温柔、敏感、善妒的他,正是这多个面向的相互影响,看似矛盾又统一,才让马雅可夫斯基成为独一无二的马雅可夫斯基。而或许这两个马雅可夫斯基如此矛盾反差如此之大,加上各种事件悲剧性发展的推波助澜,才最终导致诗人开枪自杀。正如茨维塔耶娃所说,“整整十二年来,作为一个人的马雅可夫斯基在不断地杀害自己内心中作为一个诗人的马雅可夫斯基,而到了第十三年,诗人站了起来,杀掉了人。”

在诗人自杀后的头几年,官方对他“冷处理”,他的死只是作为一个诗人死去,而到了1935年,斯大林说'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自此,马雅可夫斯基封神,成为人人皆知的民间偶像。但斯大林的这番评语的出发点是为了巩固政权,关于这背后的历史,感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找资料来读,笔者就不在此展开。在这样充满戏剧性的对个人地位的盖棺定论下,我们回过头来再看诗人后期的那些“社会订货诗歌”,又何尝不是一种讽刺呢?时代的滚滚洪流无可避免地裹挟着我们每一个人。

当然,我们不能极简地、一分为二地去评判马雅可夫斯基,无论是早期诗歌,还是后期的“社会订货”诗歌,其诗歌的内里都汹涌着澎湃的激情,荡涤着高昂的呐喊,饱含着无尽的生命力;而且诗人创造了自成一派的个人化诗风,尤其那些抒情性的诗歌,迄今仍在世界诗坛回荡着独属于马雅可夫斯基式的回响。而那些烙印着深刻时代印记的“革命诗歌”,为我们剖开了那个时代的侧面,借由此我们得以窥见那个时代的斑驳。因此,在笔者看来,或许对诗人最客观的评价,当如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所说:“他即使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算得上一位激进的文学革新者,一个能够产生惊人的活力、感染力,尤其是影响力的解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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