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我们的挚友何塞·里韦列斯——
1-
堂吉诃德如同那件皇帝的新衣。
无数的人都在拿那架风车当做比喻，数不清的例子都在把某个人物形容成堂吉诃德。全世界的读者、译者、解释者都起劲地喊：看见啦！这衣服简直是漂亮极了！
他们看见什么了？
若作者心藏着危险的本意，他的文本在被误读同时，也被一个个世纪地传续和扩展。这种事，不知究竟是大幸还是不幸。由于本相被成功地蒙面，获得安全的亡灵在暗暗窃笑。
但是初衷、即真相还该发掘么？
一个勇敢的小孩瞪圆了双眼。他没看见。他再次睁大眼睛，更大地睁开眼，还是没看见。无数次地睁大眼睛辨识——后来他痴迷了，不眠不休地睁大眼睛，常年累月地盯着那个骑士。他用显微镜看、用放大镜看、以全部的世界知识与私人体验看、从天真儿童看到白发飘拂——终于，他自信地宣布：
“不，他没穿你们编造的新衣。赤裸的堂吉诃德，是这样的。”
这个勇敢的小孩或老头，就是我的朋友，西班牙的何塞·里韦列斯（José Ribelles）。
这本书，《堂吉诃德在巴塞罗那：“两个西班牙”的矩阵》，就是这位二十一世纪吉诃德先生的风车挑战录，凝缩着他从童颜到白发的人生。
2-
我估计，在体制大锅里吃惯了的西班牙教授们不会理睬何塞·里韦列斯。当然他们也很难承认：倒是在亚洲有人会注意这种异端之声。
因为亚洲的误解已在清算。
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开始了军国主义的征服时代。战争中让七八万士兵送死攻克旅顺要塞的将军乃木希典（Nogi Maresuke）夫妇为明治天皇（Meiji Emperor ）殉死，轰动一时。作家佐藤春夫（Satō Haruo）当时二十一岁，他为这一自杀写诗悼念，以堂吉诃德比拟乃木：
“君之死诱我以高贵的泪，日本伟大的堂吉诃德哟！”[1]
堂吉诃德怎么能成为侵略扩张的日本帝国军人象征呢？！
——须知：佐藤春夫还是进步作家，他严厉批判过日本的右派文人政客石原慎太郎。
中国人的误解更深。在中国人心目中，堂吉诃德只是一个古怪的逗乐、象征的万金油、满处贴的漫画。
这么说也许是冒犯？在中国，幼儿园小孩和大学教授对堂吉诃德的观点没有多大区别。知识分子把堂吉诃德解读为一种挑战者、对不可能的挑战者。而这种解读其实和军国少年时代的佐藤春夫理解并无二致。它抹消了那个形象体内暗藏的——悲怆的抗议与寄托冥冥的正义。
其实对误读，塞万提斯早有预言。
早于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二百多年（这一数字仍须细加考证），他就把古老的皇帝新衣故事翻写成剧本《奇迹剧演出》。那齣戏，剥皮掌嘴地讽刺了十六世纪大征服之后人们自称“看见”的东西。
它是一部伟大奇著的陪衬。
（为什么住在山顶）
剧本描写的是一场时代导演的睁眼说瞎话。剧中的江湖戏团对观众不敢说真话这一点深知三味，所以大胆演一场不花钱的戏，一会儿说公牛来了一会儿喊天下雨了。有趣的是他们怎么胡勒，津津有味的群众就怎么附和[2]：
班主：嗨，你们当心，在萨拉曼卡把个脚夫顶死了的那头公牛冲过来啦！嗨，趴下！嗨，趴下！
（大家乱哄哄地匆忙趴下）
贝尼托：这公牛魔鬼附体啦！它一身墨黑，后腿内侧是白色的。要是我没趴下，它一下子就把我冲倒了。
卡斯特拉达：是呀，爹！我想我会三天也定不下神儿来。我瞧它两角都快顶着我了，那角尖得像锥子似的。
镇长：（旁白）糟啦。谁都瞧得见，就我瞧不见！可我也得说我瞧见了，要不面子都丢光了。
戏团：那群在那边跑着的老鼠，是挪亚方舟里留养的老鼠的直系后代。它们有的是白色的，有的杂色，有的起斑纹，有的蓝色，可都是老鼠！
女儿：哎哟，天哪！抓住我，要不我准会跳窗！老鼠！恶心！……多大的一群！我的奶奶哟，怕有一千多只。
班主：这些从云端猛降下来的雨水，来自成为约旦河源头的清泉……
女儿：啊，多美妙的雨水哟！爹，快戴上帽子遮着点，别让雨淋着了。
贝尼托：雨淋湿了我的后背，都透到脊梁骨了。
卡帕乔：淋得我比一根针茅草还湿哩。
镇长：（旁白）见鬼了，怎么谁都给水淹了，可就没有一滴雨打到我头上来？
这是一个伟大的构思。它稍微掀动了一下蒙面的厚布，让我们一眼窥见了塞万提斯使劲掩饰的巨匠脸孔。它更如同预言一般，否定了后日人们可能对《堂吉诃德》实行的、皇帝新衣式的读法。
无疑，塞万提斯的异端性，超出了正统知识人的想象。
（把心撕碎了唱）
3-
就像中国古典名著《红搂梦》的第四回是“全书的纲领（毛泽东语）”一样，《堂吉诃德》的纲领藏在第九章里。
在第九章里，作者在托莱多的市场发现了一卷阿尔哈米亚文（即被迫改宗天主教的穆斯林用阿拉伯文书写的西班牙语）书稿。
书名是《堂吉诃德·德·拉曼查的历史》，作者是“熙德·阿麦特·贝嫩赫里”（Cyde Hamede Benengeli，汉译若用“赛义德·哈马德·本·安赫里”也一点不错）。塞万提斯一直不露真面目，第九章又跳出来一个隐身摩尔人自称作者，一部《堂吉诃德》的作者，一开头就已经是双身蒙面。
肯定这儿藏着秘密。
而作家预先切断了通道，解开秘密谈何容易。
他蒙面隐身，剔除了谜底，但在字里行间埋下了大量线索。他等着未来知音的破译。而那个追逐真相的孩子何塞·里韦列斯，朝着“新衣”的每一个针脚锲而不舍，直到七十多岁。
究竟怎样才能揭破秘密？
何塞的方法论是：不同于小偷间谍式的“人类学家”，要以自己的内心情感和神秘体验，追求对堂吉诃德的接近。或许心的接近是最好的研究道路，虽然它难得实证的、更难得体制的确认。
晚年的何塞公布了他的毕生之作，公开了他发现的、塞万提斯埋在《堂吉诃德》里的伏笔隐线。
我无力评论何塞的全部解读。更多的例子，本文也不想涉及。
在这篇小序里我只打算提及其中的一个线索——必须说，当我第一次读到何塞对这根最粗的线所作的分析时，确实有石破天惊的感觉。
（张承志速写：马德里公园的戏剧女神，《她的面具》）
4-
这根伏线，就是堂吉诃德的“情人”杜尔西尼娅。
确实遍观全书，杜尔西尼娅潜伏在每个情节，特别是所有的关键之处：
大战风车时——“他一面虔诚地向其心上人杜尔西尼娅祈祷，求她在此紧要关头加以保佑，一面以盾护身，手托长矛，策马飞奔，扑向面前第一个风车，用长矛刺向车翼[3]”,不仅如此，“那夜堂吉诃德根本没有睡着，一心想念着意中人杜尔西尼娅。他说书上讲过，骑士们露宿荒山密林，一连几夜都不睡觉，以思念自己的意中人，所以他也套用照做。”[4]
何塞·里韦列斯提出：“永远被爱恋”的、“每走一步都要念她”的、“永远不出场”的、并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在《堂吉诃德》全书中，并不存在一个叫杜尔西内娅的真实女人。
不存在，所以见不到。终于到了杜尔西尼娅的家乡托博索，桑乔被派去传情送信，但他不知所措，因为他“跟主人一样，根本没见过她。”
（并不存在一个叫杜尔西内娅的真实女人）
人们能理解这样的逻辑么——并不存在一个叫杜尔西内娅的真实女人。
那么人们能挣脱教育的洗脑，接受异端的发想，平等地思考——甜甜的杜尔西内娅，可能就是——“安拉”的替身么？
第一次知道何塞如是说时，我感觉如雪水灌顶，目瞪口呆。
这太不可思议，太令人震惊，但是又与苏菲主义（YSL神秘主义）的思路太过契合了……
我无法形容这种命中的一针见血，我也不能说何塞的立论已经确立，我甚至不能说我已经接受他的观点。我想再等几个旁证，我习惯的是考古学行规，最好何塞能再挖出几块陶片来——但我只觉蒙在全书的“杜尔西尼娅面纱”被一把揭开。
确实依然缺乏更确凿的实证主义证据。但苏菲即ysl神秘主义诗歌的规律，同样雄辩。
无可言传，惟“有过实践”的人才会恍然顿悟：
“被爱恋”、“被呼唤”、“为之不吃不睡”、“通夜地念诵”——这些无一例外，恰恰都是苏菲对真主的念诵（dhkr Allah）规则。
必须重复上面的概念：“永不出场、并非有血有肉、只被爱恋、她的美名总被念着”。
也必须强调上述的范畴，早溢出了文学的惯用词。它们挤在天主教的罩袍之下，一副苦恋的修士模样。但神父们一直皱着眉头，除了这异类的荒唐无稽之外，他的满嘴胡唚、他的“词语”——使神父们感到别扭。
这一“词语”，也使吉诃德与同样15-16世纪之交受迫害的塞法尔迪犹太人区别开来。原因就在对心上人之名“杜尔西尼娅”的呼唤。
（她在哪儿）
5-
问题转到“神的名字”。
“神之尊名”，是一个对无神论者来说听着耳生、感觉怪诞的生疏字眼儿。而“神名”以及关于它的宗教思维和使用规则，是一个普通的神学范畴与实践步骤。据我有限的阅读，这一问题最清晰的分析者，是在西方更负盛名的宗教哲学家井筒俊彦（Izutsu Toshihiko）：
犹太等教在圣经阅读之际，对神的真名不发音。希伯来语中把神之名以四个辅音YHWH来书写，加上元音读则为YaHWeH（引者注：日文读音略。中文译为“雅威/耶和华）,但犹太人诵读《旧约》时，对它决不念出。哪怕写本上写着YHWH，但不能把它读成耶和华，或以'我主’（adōnai）、后来则以he-shēm来读。……he-shēm正当英语的the Name。也就是说，不念出那个名字而替换称之为'尊名’。……总之，神之真名乃属禁忌。
而在伊斯兰，神名不是禁忌。何止不禁忌，愈是随时随地口诵以'安拉’为首的99个神的名字，愈是被视为深有宗教意义。……阿拉伯语中言及Allāh，对应的不是elōhīm（引者注：泛指的“神”），就含义价值而言它对应的正是YaHWeH。犹太教式地说，它是个被畏惧且不敢随便念出的名字；而在伊斯兰正相反，到处都把它挂在嘴上。这一点是伊斯兰教的一种性质特征。[5]
由于一神教的绝对尊崇，安拉的“永远不出场”乃是“她”的基本特征。“她”可望不可即，专门接受热爱与崇拜，因此才衍生了将“主”以女性暗喻的苏菲主义诗歌。
一个比较外露的“线头”、留给读者的绳扣，正是“情人、心上人”等女性称谓。这是一个格式化了的真主特指。从阿拉伯到波斯再到中亚，人人渐渐都一见便知。这一情诗格式不知浸透了多少民族的文化——如今，西班牙的何塞·里韦列斯说：活在十六世纪初叶的塞万提斯为了某种目的，采用了这一种叙述话语。
（十六世纪）
何塞·里韦列斯是一个注重感性、不喜理论的研究者。他并非自神名论的观点出发，而是被他自孩提以来的西班牙母语的感觉左右，愈来愈读出《堂吉诃德》一书的语言的“怪味”，也就是说，他不松手地抓住了这部书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花了一生，最后做出了自己的解读。
这种解读，像猜谜语——只几句就说完了。不消说，有的人听了不以为然，有的人则觉得醍醐灌顶。
确实在这一笔几句之上，大师塞万提斯恣意地随处泼墨。
他随手扯过肉麻泛滥的“骑士文学”，他断定这些玩意儿正好为他充当迷幕。他使用这一障眼法的功夫炉火纯青，因为一旦真地达到了深藏，无能的时代就难以破译它。
于是粗心的和不谙历史的我们读着：堂吉诃德总是独自或当众念诵着、在月夜之下和旷野之中崇拜着、彻夜不眠地遥望着、形影憔悴地苦恋着、孤身支矛冲向敌人时呼喊着、高声或沉默地念叨着，他千遍万遍地念着那个名字，那个被他写作“杜尔西尼娅”的名字。
确实唯因缺了这一笔点破，谁都没有留意：只要把“杜尔西尼娅”（Dulcinea，蜜人儿或甜心）这一名字置换成“主”(Rabb或Allāh)，就与一个沙孜林耶的、乃格什板丁耶的、或者嘎的林耶的苏菲修行者，和一个摩洛哥或巴基斯坦的、马来西亚或西班牙的穆斯林团体——念诵赞主颂词（即克尔）的情景与方法，丝丝相扣、毫无二致。
顺便说，第九章还故意添了一个书页边注：屡屡提到的杜尔西内娅据说能腌一手好猪肉，整个拉曼恰的女人都比不上——这段文字，或许是十六世纪肇始前后最深刻的时代注释。它闪烁着泪花，辛辣中的痛苦，简直无可言说。
（西班牙“摩尔与基督徒”娱乐游行的服饰）
6-
我的充数小序只举此一例。
当然，何塞·里韦列斯只是提出了一家之言，用实证主义的眼光打量，他的观点尚嫌单薄。
但我又似乎看见了老塞万提斯在冥冥之中的嘲笑神情。因为我多少次目击过何塞面带嘲笑，反驳与他意见相左的西班牙人。
也许唯有他完成了点破。但是用流行读法反驳他的人并非毫无道理，原因在于言语埋藏太深，深得像地下的岩石矿脉，或火山的岩浆。那么问题不在何塞，而在于作者塞万提斯。生于十六世纪初的那位古典作家，不知究竟为了什么，故意写得满纸荒唐言，一群疯癫鬼。以我的直觉——不是实证——说：他们是刻意的，他们需要遮蔽真意。
讨论十六世纪之初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是一个过份巨大沉重的题目。我的这篇小序不能承负如此之重。但是对何塞·里韦列斯来说，他就生活在那个国度，他就出身于那段历史。从某种意义来说他是“内部的人”，他有权视塞万提斯为自己的同类，读《堂吉诃德》如读自己的心史。
但显然塞万提斯没有在荒凉的拉曼查让矿脉多几处露出地表，没有给实证家留下多几个解扣的线头。问题依然只在于他，还有他的时代：那个十六世纪。
我们现在谈及的已是文学的悲剧，抑或良知的悲剧。
如果由于生逢其时，因着时代的政治恐怖和灭顶的话语制限，坚持表达的伟大作家选择了彻底的蒙面，并练就了精致的隐语。除了最低限的几点之外，他宁肯湮灭地底，也要警惕线头暴露——那么文学的悲剧就真正发生了。
隐语若是永远不能解读，那么本意和真心也就彻底埋葬。因此，隐语与湮没这巨大的两难，逼迫文学抵达了最深沉的境界。
（何塞的作者像）
它寄希望于考古学，等待考古学进化到发掘人心的时代。这是伟大作家的悲剧，也是天才作家的成功。
按照何塞·里韦列斯的理解，作家塞万提斯拥有突围的自信，他以为给读者提供的线头不仅足够而且密布全篇。确实，如果何塞的解读一箭射透，那么塞万提斯的启示就超越了十六世纪，他乃是政治语境下语言选择命题的实践极致。
7-
他（吉诃德或塞万提斯）——不用说与明治日本人想象的欧洲骑士道风马牛不相及，也和中国的殖民主义顺奴们膜拜的“西方经典”毫不相干。
本文几遍说过不予讨论，但也几遍提及十六世纪。读者即使不能接受何塞的解读，也应该感到了老塞万提斯不可理喻、假语村言和近乎恶意的叙述方式。无疑，他是十六世纪的一个伟大叛逆。
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十六世纪呢？不同的认识，将导致对这部名著的理解分歧。
那时，新兴的资产阶级刚从中世纪的封建贵族与高利贷商人中脱胎成形，终于在欧洲坐稳了江山。它对内实行高压恐怖，断然实行了驱逐居住绵延八百余年并给西班牙带来了丰饶文明的摩尔人与犹太人出境，设置宗教裁判所到处烧死宗教异端；对外则以帝国的名义跨海征服，残酷地掠夺并数以千万计地杀戮印第安人。从那时开启的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争论，至今深刻地影响着世界思想的走向。
简言之，作家塞万提斯在压顶的恐怖中，在极度的言论控制下，寻找到了最毒辣的语言和最诡异的技法。他使思想潜伏在地底，他在牢笼中审判国家，他以一部《堂吉诃德》对不义的时代实行了隐忍的批判。说得直白些，他为被那个时代抹杀了的无数悲惨的生命和思想，以嘲弄进行了复仇。
8-
体制豢养的学者们摇着头哈哈笑了，说我们走火入魔。
但是堂吉诃德这一形象本身的怪异和不可理喻，以及一册之中密集的信息（本文只涉及了一个），支持着顽强的怀疑。
他虽然永久地蒙面，挑逗我们的思路，但他无疑也有一个赤裸的本相。谁也不敢浪言自己全部读懂。只是揭掉蒙面、露出本相的契机，也许要等待一种世纪的扭转、和认识的颠覆时刻。
“堂吉诃德”永生不死。由于弱者和人民总是痛苦，被侮辱与被压迫的人总是无助。五百年来，如同十六世纪肇始的那个时刻，人们需要一种特殊的骑士，哪怕他输的一次比一次惨，只要有了他，人就没有输。
如今鹅毛笔挂在墙上。但如同堂吉诃德所暗示的，人的智力和人的精神都没有死。仍然会一个个涌现挑战不义的骑士，一个个企图仿效吉诃德，哪怕被新的宗教裁判所架在“慢火”（a fuego lento）上受刑，也不想认输的骑士。
同样，一生探索的何塞·里韦列斯和那个没看见新衣的孩子，在今天才更加令人尊敬。哪怕被体制学术排斥在圈外，哪怕声音微弱，唯有他们表现着人类的认知能力。
收入《三十三年半步》，青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此次刊出稍有修改
此文为何塞·里韦列斯：《堂吉诃德在巴塞罗那：“两个西班牙”的矩阵》一书序言。书题：José Ribelles:
'Don Quixote en Barcelona: Matrix de las dos Españas'
【注释】
[1] 佐藤春夫集，筑摩书房（Chikuma Shobo press），P.463。
[2]《塞万提斯全集》第四卷；p.116-117，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北京。本文引用时有删节。
[3]《堂吉诃德》，孙家孟译，北京十月出版社，2001年，p.62
[4] 同注3，p.64
[5] 井筒俊彦：「コーランを読む」、岩波現代文庫、2014年、第68-69页。本文为连贯引用稍有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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