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很可能将成为一段时间的新常态，我们称为后疫情时代。在这段从抗疫到正常社会回归的阶段，我们需要用更长的时间治愈这一段创伤。这段时代的痕迹，终会被时间冲淡，但藏在集体潜意识里的东西，会给这个社会带来深刻的改变，虽然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意味着后疫情时代终将过去，但之后的一切都将变得大不同。德国知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说，“后”这个词缀意味着一种难以名状、茫然无措与逡巡不前。后现代性、后工业化、后启蒙主义等等，表明一种我们常说的“过去未去，未来已来”的代际叠加状态；或者是一种被过去和未来同时抛弃，只留下孤零零的现在——既想走出过去，又不敢完全面对未来，在时间荒原的沼泽地里茫然四顾。中国的后疫情时代，恐怕就是处于当前这么一种暗昧幽深、错综复杂的过渡状态。疫情三年，倾全国之人力物力财力鏖战，病毒基本被打败，但仍有众多残余流毒流窜。这里的流毒，并非仅指新冠、德尔塔、奥密克戎等生物病毒，还有在与病毒对抗过程中，激发出的人性里面最隐秘的部分。人心惟危，是善是恶，在大事件比如战争面前会被放大。由此，人们也看清了一些东西，发现了繁华背后的脆弱与贫瘠，看到貌似强大的实则弱小，而貌似弱小的实则强大。有些变化是肉眼看见的，由此而感到窒息；那些看不见的力量正在至暗的角落里酝酿，并不被人察觉，但最后终究会成为文明社会的主导。看不见，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所谓道心惟微。我们这一代人将因此长留特有的时代创伤，并在自我疗愈的过程中完成蜕变，走向成熟。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要在不凡的、峥嵘的，甚至是危机重重的岁月里激发潜在的能量。最伟大的管理是危机管理，力挽狂澜于大厦将倾，卓越的领导力才会塑造。从此以后，事业的创造不要再奢望时代红利给的“贝塔”，而是全力转向自己奋斗而来的“阿尔法”。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命运，我们这代人已经享受了四十年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的时代红利，接下来可能要习惯一段“伟大斗争”的岁月。茨威格说，“我们活该遇到这样的时代”。他那一代人经历了欧洲20世纪初的工业繁荣、政治自由和生活美好，然后陡然直下，又不得不面对人类最残酷最至暗的时间，一战和二战。1942年，流亡在他乡的茨威格无法走出时代的创伤而选择了自杀。我们可能需要用比我们想象的更长的时间才能走出这场战疫，而需要更长的时间走出这场战疫带来的创伤。一段与病毒，更多的是与自己做抗争的伟大历史。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段伟大斗争的历史。后疫情时代的复杂之处在于，疫情处于即将结束但是不知道该如何结束的状态，本质上并非科学意义、流行病学意义上的结束，而是政治学、社会学、卫道士学意义上的结束。德劳塞维茨认为，一个成熟的军事家，在战争的开始就要想好如何结束。或者说，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如何更好的结束。而我们这场战役，即使在所有的人都打了疫苗，世界上其它所有的国家都走向了结束，我们也仍然无法结束。现在是夏天，天然的阳光在阻挡着传染性极强的病毒。如果现在这几个月不想办法结束，那么等到冬天来临，可能要面临更加严重的“疫情”。这会让我们的后疫情时代看上去永无止境。因此，必须要在这几个月的黄金窗口期结束这场战疫，否则等到冬天来临，又是草木皆兵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时要重视这场战争所带来的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创伤，尽早进入疗愈状态。有些创伤会带来成长，也有一些创伤会带来扭曲，但终究会回到人类文明进步的大方向。不用多少宏大叙事、大话空话，对具体的个人来说，生活就是具体的，是日常的工作学习、吃穿住行、柴米油盐，教育医疗养老等等。若越来越多的个体面对现实的民生问题，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难问题。在这些现实问题面前，再宏大的话语建构，都会被解构被虚无化。毕竟，老百姓并非仅仅靠话语活着。因此，越来越多的稳增长政策在发力，就是看到了这一点。对个体来说，就业非常重要，一个工作岗位对于个体尤其是年轻人的意义，不仅是可以定期得到养家糊口的货币工资，还是一种社会价值的认可。他（她）有自己的单位，岗位，自己的同事和客户，这是直接发放失业津贴所无法补偿的东西。就业的社会价值早就被社会学家所重视，尤其是对年轻人来说，如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没有正经的工作，那么无处安放的青春将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这个问题已经被一些动荡不安的国家所证实。后疫情时代，若社会处处充满伤痕，但官方的话语体系依旧在大叙事里铿锵嘹亮的循环，社会大众得不到慰藉，这样的反差带来的后果可能恰好相悖。单纯回到后疫情时代经济层面的创伤，我认为以下几个是在短期内很难治愈的：1，企业家的预期紊乱。若疫情总是反复，时常发生静态管控，企业的生产连续性被打断，订单没法按时交付，上游原材料无法按时到库，那么理性的企业家就会压缩生产，甚至是关门歇业减少成本和运营风险。至于何时重开，并非看疫情何时结束，而是看当前的防疫政策何时真正的转变。2，外资流入的减缓和外资企业的撤离。虽然统计数据显示外资流入依然稳定，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如很多地方招商引资的外资企业大部分都是香港某公司，内行一眼就知道这种类型公司的成色和猫腻）。如果海内外防疫政策不能接轨（实际上国外已经取消防疫，包括俄罗斯），外资企业家不能来内陆实地考察调研，就不可能真正的大规模在内陆投资。另外，已经在国内落地的企业，包括经营了十几年的外资企业，如果海内外没有办法顺畅通航，外资高管不能定期来华视察与交流，会干扰日常的经营管理，因此也会考虑转移海外。这些都是常识。3，整个房地产行业民营企业的债务危机。从现实角度看，疫情时期建立的双循环体系，外部循环主要靠净出口，内部循环主要靠房地产及其整个延伸产业链（土地财政 主要抵押信用）。疫情第一阶段（2020—2021上半年），由于中国率先恢复生产，其它国家因防疫国内供应链受到冲击，只能从中国大幅进口。加上全球央行印钱刺激的需求，导致中国的净出口出奇的好，外循环力度十足。这让政策层产生了可以摆脱房地产的错觉，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严厉整顿房地产，最终在三条红线加一系列整顿措施下，几乎所有的民营房企陷入债务危机。当前，由此触发的失业和财政问题还在发酵中，很多地区基层公共部门的收入捉襟见肘，连日常的支出都难以维系。在这种情况下，房地产市场前所未有的低迷，失业率也随之大增，财政再融资出现断层，导致风险开始向金融领域传染，其后果的严重性可能超出预想。4，社会大众对治理体系的信任裂缝。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央对防控原则有明确的指示，即把对社会民生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在对基层执行部门的考核中，还是以感染人数为主要指标，导致基层防控人员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为了防控而冲击民生的次生灾害，有些甚至发生重大事故。这些问题通过数字网络和自媒体在社会上引发舆情，导致社会大众对当前的治理体系产生不信任。这种信任裂缝在各种事件不断发生的累积下变的越来越大，要进行缝合也需要一段时间。5，防疫应急行为对法治体系的伤害。由于疫情防控是一种战争应急状态，很多行动为了保持机动灵活性以应对突发状况，无法完全控制在法律的框架内，造成了对法律程序和体系的破坏。这种行为多了，就会伤害到法治体系的根基，让人们对法律的持续性、严肃性、公正性产生怀疑。因此在后疫情时代，如何修复法治法律体系的伤痕，重新巩固法治中国的建设成果，也是一个异常重要的课题。6，数字防疫体系对个人隐私侵犯的可能性。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数字体系展现出了强大的能量，但同时也将个人的隐私数据暴露无遗。这些个人数据如何处理，产权边界如何界定，如何防止被滥用等等，都将成为后疫情时代急需解决的问题，否则会成为社会集体焦虑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隐患。当然，凡此种种问题，疫情也并非根本原因，疫情只是加速了问题和矛盾的暴露，从这个角度看可能并非全是坏事。一个发展中的社会，要想获得真正的进步，绝不可能仅是坦途。制度的变迁，社会的进步，文明的进阶，绝非天上馅饼，纸上谈兵，一定要在危机和大多数人的痛苦中，发现并突破认知和忍耐的边界，然后才能凝聚改革的共识。只有这样，才能不会浪费这一次集体创伤，才能对得起众多人在这次疫情中受的苦难。这可能是后疫情时代，我们这一代人唯一的安慰。【西泽研究院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