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 家
黄裳(1919-2012)，原名容鼎昌，笔名黄裳、勉仲、赵会仪。当代散文家、高级记者。1919年生于河北井陉，原籍山东益都北城。曾在南开中学和交通大学就读。1944 年被征调往昆明、桂林、贵阳及印度等地任美军译员。后任《文汇报》记者、编辑。有著作《笔祸史谈丛》《旧戏新谈》《榆下说书》《妆台杂记》《珠还记幸》《来燕榭读书记》《来燕榭书跋》等行世。
朱佩弦
这是朱自清先生给我写的一首诗。原作共四首，这是第一首，全诗收入《犹贤博弈斋诗钞》中。
1948年，报纸早被封门，副刊也不办了。但早已开始了的收集时贤手迹的工作并没有停止，我买了一盒笺纸放在住在北平的吴晗那里，请他随时留意约人写字。请朱先生写字是我特别提出的请求，搁了很久才写好寄来。几天后又接到吴晗“朱佩弦今午逝世，心境极不快……”的信，这是1948年8月12日的事。
今天我还能够清楚记得这消息给我带来的震动。当时住在北平的名作家、名教授多得很，但朱先生是不同的。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中间，他的“分量”是非常重的，这事到今天还值得沉思。
我没有认识朱先生的机缘。一篇《背影》是中学时就当作课文读过了的，也是从那时起，知道并敬佩着这位作者了。朱先生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但他的诗我却读得很少。他的散文给后辈带来的影响真是非常非常的大，从他的文字中读者认识了他这个人，也懂得了他是经过了怎样的途径打动并征服了自己。朱先生是个平凡的人，是一位教员，从中学教到大学，除了偶然写点小文章以外，就是编教科书，编讲义，后来还作一点考证、研究的工作。他只活了五十一岁。50年代印成的《朱自清文集》一起有四册，成绩不算小，但他最好的东西还是散文，在《文集》中占的分量并不大。能用这么精致、少量的作品奠定了自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很不容易的。那原因我想应该是，通过文字，读者非常容易就接近了作者，了解了作者，而且一些都没有拘束地和他成为熟人，并喜欢了他。朱自清实在是个非常天真、平易、正直、真诚的人。
他身上的“分量”在他生命最后的一两年中急遽地增重了。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在劫后的北平，在那么复杂、残酷的现实斗争中，病弱的他加紧迈出了艰难但踏实的步子。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个诚实的作家身上有着怎样惊人的勇气。他成了向新时代、新社会不停步前进的知识分子的象征，使人信服的象征，因而他有了自己的“分量”。
正因为他平凡，所以他有更大的代表性，所以他伟大。
他向全社会说出了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在那个时候应该说的话，没有半点装饰、虚夸。
很有意思的是“五四”以来的许多新诗人晚年都写起旧诗来。朱先生是喜欢宋诗的，这无论在他的作品还是教学中都可以看得清楚。即以这首诗而论，明显地表示了他的迟暮的焦虑心情。但不是消极的，实在是很积极的。
关于朱先生晚年的心情和精神境界，叶圣陶先生在《谈佩弦的一首诗》里写得很清楚、很深刻。文章写于1948年8月18日，在朱先生逝世后六天，收入新近出版的《叶圣陶论创作》中。这里不必多引，只将朱先生的原诗抄在下面，这也是一首好诗。
中年便易伤哀乐，老境何当计短长。衰病常防儿辈觉，童真岂识我生忙。室人相敬水同味，亲友时看星坠光。笔妙启予宵不寐，羡君行健尚南强。
这首诗和这里的一首写的几乎是同一种心情。
1974年底，叶圣老填了一阕《兰陵王》，怀念朱佩弦。起因是俞平老信中提起了当年在杭州时的往事。叶老说：“佩弦之逝已二十余年，览此（指俞信）感逾邻笛，顿然念之不可遏……”就在这种心情下填了这阕词。词经与俞平老反复斟酌商定。叶至善有《书后》一文详记其事，结尾说到俞平老特别欣赏的一句是“君辄沉沉醉凝睫”，说，“初见此句即激赏之，以为神似。”
这些是只有老朋友才能说得出来的话，不是没有得见颜色的后生晚辈所能想象的。
浦江清
抗战中在昆明，偶然看到开明书店出版的《国文月刊》，颇有兴趣。当时也是一个几乎无书可读的时代，特别是在流离转徙之中，军马倥偬之际，手头有这么一本杂志，可以通过它重温一些古典诗词名篇，确是值得高兴的。在这里，我看到过江清先生说李白、温庭筠词的文字，细腻绵密，印象颇深。战后归沪，又读到他考证花蕊夫人《宫词》的论文。有一天偶然碰见施蛰存先生，知道他们是同乡旧友，就转托施先生要了一张字来，写的是“拟杨西庵小桃红采莲曲”。新中国成立后不几年，就听说江清先生病逝。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浦江清文录》，由吕叔湘先生辑校并作序。所收全是论文，没有作品，因此就觉得这一页散曲，格外值得珍重了。
除了上面所说的一些论文之外，还有他早年所写的一篇《八仙考》，我也是很有兴趣的。这文章中说到吕洞宾，江清先生说，有没有吕洞宾这个人，很难说。其传说是先虚后实，先有传闻，后有身世记载和著作的。这就基本上否定了吕岩这个人物的存在。可是我确曾看到过他的诗文集，还是明初黑口本，钱唐丁氏旧藏。不过没有买。当时的想法是，吕洞宾也会有诗文集，不免过于荒唐了。这“交臂失之”使我至今还觉得可惜，终于失去了拜读神仙大作的眼福。
我请徐森玉先生写过一张小条幅，用的是一张乾隆高丽笺，丰腴的书体正像森老自己。可惜这墨迹后来失去了。使我吃惊的是，森老写的正是一首吕洞宾的七绝，那后面两句是“白酒酿成因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我懂得他的意思，当时我正在拼命买旧书，弄得狼狈不堪。森老是过来人，深知藏书家的种种故事，他是在劝我不必附庸风雅下去了。那上面一句，也是很有点先见之明的。后来，我就曾被指责，经常与朋友在一起吃吃喝喝……这确是非常严重的一件“罪案”，可大可小，可拉可攀，聪明如吕洞宾也将看不透那发展和结局。森老写下的这首“仙诗”很有点预见性，吕洞宾也确不愧为一位值得佩服的神仙。
《八仙考》里还有一位是韩湘子，倒是实有其人的。三十年前我又买到过一本《清虚迂谈蓝关三书》，是嘉靖黑口刻本，刻于四川重庆。这是一本道士写的书，前两种没有什么意思，后一种《蓝关记》，则是写韩湘故事的小说，非常有趣，好像研究小说史的人都不曾提到过。想作一点研究，从《八仙考》之中得到不少资料，不过研究终于没有写成，后来连收集的资料也失落了。
研究神仙的事情，不仅繁难，实在也不大容易为常人所理解，也许看起来有些像看过《少林寺》影片就决心上嵩山拜师学艺之类人物的行径吧。不过我想“八仙”不同于其他形形色色的神仙，他们和中国老百姓的关系是密切的，是为人民所创造，因而也为人民所熟习、喜爱的理想人物。如果想真正深入了解几千年来普通中国人的心，恐怕就非懂得他们对“八仙”的感情不可。我自己，是对他们抱着不坏的感情的，至少觉得比四大天王、哼哈二将更可亲近。
对有兴趣并傻里傻气地收集资料、寻根究底研究“八仙”的江清先生，也就觉得和通常的学者很有些两样了。
但我对他的生平，可实在知道得很少。写信去向蛰存先生打听，回信说手边正好有江清先生的一份自传，可以借给我做参考。这自传没有写成的年份，看样子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改造期间所作，中间有许多自我批评的话，并非十分有趣的读物。不过提到的历史事实总是实在的，所反映的知识分子在苦难的旧中国走过的艰难道路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读罢还是不能不使人怃然。
江清先生1904年12月26日生于松江。父亲经营小商业，家境不裕。江清先生在中学成绩优异，由私人资助入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从吴宓、梅光迪、陈去病等学习。1926年由吴宓介绍到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任助教，帮助陈寅恪先生工作，受其影响，多读“东方学”书刊。1929年转至清华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职位逐渐升至讲师，教中国文学史，这段时间，读了大量的古典文献。1933年去欧洲旅行，与冯友兰同游意大利、法国、英国，在伦敦博物院看司坦因盗去之文物甚久。1934年仍回清华任教。比较接近的师友有陈寅恪、吴宓、钱稻孙、朱自清、俞平伯、王了一、赵万里、向达、贺昌群、王庸等。“'九一八’事变，清华师生激起爱国热潮。上海'一·二八’之役，我追随陈寅恪先生等之后，发出一个要求蒋介石'切勿阳战阴和，以欺国人’的教授会所不肯通过的较为激烈的电报。其他在政治上一无表现”。
1935年与张企罗订婚，次年结婚。1938年任西南联大教授，与朱自清等创办《国文月刊》。1940年休假回沪，闭户著书。曾应郑振铎邀在暨南大学任教，后来又辗转去昆明教书，战后回到北京清华。自传里曾引用闻一多批评他的话，用以证明自己是一个“不问政治”埋头读书的人。
像江清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是颇有代表性的。他在大学里教了三十年书，教中国文学史的时间最久，曾有志撰写一本《中国文学简史》，到底未能实现，只留下了十来篇论文。许多年过去，人们似乎已经不大记得起这个人了，这是想想都会感到有些寂寞的。
江清先生逝世于19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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