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红真、叶君、赵牧等 | 关于萧红研究

《南方文坛》

2022年第3期

目录

季红真 | 萧红与戏剧

叶君李慧军 | 恋人·情人·姐妹——视角差异与萧红生平叙述的三种样态

赵牧邓奕 | 被缚的女性？——论萧红《生死场》中的性别启蒙困境

萧红与戏剧

文 | 季红真

在萧红短暂的艺术生涯中，戏剧活动是重要的部分。她从少年时代就参加了募捐性质的话剧演出，成名之后还参与创作过两个剧本。尽管她从事的都是外来的新式戏剧的活动，但民间传统的戏剧是她最早接触的戏剧形式，也是她早年生活世界有机的组成部分，有形无形地影响着她的戏剧观念，是她艺术修养的重要来源。所以，她的戏剧观念带有中西合璧的特征。而且中外戏剧在交叉渗透的融合中，影响到她其他文体的创作，形成自己独特的叙事方式与表意策略。

一

萧红出生成长的黑龙江呼兰城是一个民间戏剧活动很昌盛的地方，从家庭型治病禳灾的萨满小戏（跳大神），到敬神与人神共娱的野台子戏，都是民众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就连正月十五跳秧歌，也是化装演出，演员要扮成各种角色，也是原始戏剧的形态。现代商业演出的戏剧在呼兰也很繁荣，因为呼兰是黑龙江最古老的城市，处于南北交流的中心，作为哈尔滨的门户，是各县运粮的必经之路。故城内店铺林立，舟船辐辏，客商云集，娱乐业也由此兴起，戏园子和说书馆也是供市民文化消费的设施。据她母系亲属的回忆，萧红小时自创的一个游戏是以嘎啦哈（即羊拐）摆成城墙，以自己剪的纸人去破城，她对姥爷说，摆的是天门阵，自己是穆桂英，能破天门阵。可见，她有可能很小就观看过传统戏剧，以女英雄为自我镜像，以戏剧故事为原型，模仿英雄传奇，创造出独出心裁的游戏。长篇小说《马伯乐》中，有陷入困顿的马伯乐自伤自赏地吟唱《四郎探母》的情节，可见传统戏剧是她艺术修养重要的部分。作为移民地区，还有其他剧种随着方言流传过来，比如，《呼兰河传》第四章有粉坊的工人闲时唱秦腔的情节，内容是比穆桂英传奇还要古老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段子，秦腔作为最古老的戏剧形式和最古老的传奇内容高度耦合，带来关内民间特殊的历史记忆，这些记忆是北部边陲的原住民所生疏的。萧红关于自己家人的叙事中，没有相关的情节，但据她的亲属回忆，其祖母“跳神赶鬼，无所不信”，童年萧红极可能在家里也看到过相关的演出，但祖母死的时候她只有六岁，就是亲历也印象不深，《呼兰河传》中记叙自家房客老胡家维持一冬的彻夜鼓声则强化了她对萨满小戏的记忆，所以成为她观察民间精神生活首选的项目。

▲萧红：《呼兰河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

在故乡民间的传统戏剧活动中，她的角色是观众或听众。比如，正月十五跳秧歌、七月十五盂兰节等仪式感极强的民间盛会，也带有戏剧从起源到基本功能的古老形态要素，她从小到大很可能不止一次地躬逢其盛，所以留下深刻印象；秋收之后的野台子戏是昼夜进行，据她初中同学傅秀兰回忆，曾在午休期间搭伴去看过，亲临现场的热闹与混乱使她的叙事充满了丰富的人间声色与生活细节，对于夜晚戏散之后旷野萧疏景象的凄凉感受与逼真描写也透露出她是有过夜间观戏的经历。

这些民间戏剧活动和民众的信仰世界高度重合，与婚丧嫁娶的制度互相渗透，成为她从童年到少年时代生活世界中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文化记忆，与这些戏剧形式相关联的各种民间信仰，也影响着她的命运，形成心灵深度的创伤。比如，《呼兰河传》中记叙祖母死后的丧礼，从报庙、缝孝服、装米罐、炸打狗馍馍，到吹喇叭、搭灵棚、奔丧的亲属哭丧、和尚道士敲敲打打地做法事，一系列的仪式都带有戏剧的想象和表演性质。还有第五章，萨满巫师和道士驱鬼辟邪的仪式，也都有戏剧性的效果，前者是一旦一生对答如流的对手戏，后者则是一个人使出浑身解数的独角戏。第七章中冯歪嘴子弱小的儿子为难产而死“大庙不收、小庙不留”的母亲打着简陋的小纸幡送葬的情节，则是她在祖母、祖父、母亲之死叙述的仪式中最震撼人心的一段，简单、安静而庄严肃穆。这些素材进入她的艺术世界，就和乡土人生戏剧性的曲折命运血脉相通，成为她叙事的隐形结构方式。

二

萧红与戏剧关系的第二个阶段，是由观众成为演员。

1925年，萧红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适逢五卅运动爆发，她响应“县沪难后援会”的号召，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游行、讲演、募捐。7月末，呼兰学生联合会在西岗公园举行了募捐义演，萧红在反对封建包办婚姻的话剧《傲霜枝》中，饰演一个小女孩儿。据说她虽然舞台经验不足，但演得还是很逼真，对人物感情掌握得还适度。这是她最初登台演出，由观众变成了演员，和戏剧的关系也由传统戏剧改为外来的“文明戏”。这是双重的转身，传统剧目也变成了五四以后兴起的新剧目，戏剧活动一开始就是她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方式，或者说是新的戏剧形式开启了她投身新文化运动的最初门径，具有思想和艺术双重启蒙的意味。甚至早于文学写作，因为，呼兰学校严格遵守黑龙江教育厅的语文教学体制，以文言为教材，小学生也要以毛笔文言写作文，第二年的六月，萧红轰动全校的作文《大雨记》，以听同学讲述的五月三日暴雨之夜，一户贫苦农民父子跌入水坑溺水身亡，只留下一个寡妇的悲惨故事为题材，就是用文言写的。从观众到演员、从文言到白话的双重转身，也是她命运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她成为剧中人，挣扎在旧文化的罗网中，奔逃跋涉在战争的烽火里，彻底转身为旧制度的“二臣逆子”，以独立的姿态行进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沿。

这是她唯一的一次正式登台演出。1932年夏天，她被未婚夫从北京带回哈尔滨，回到呼兰不久就被带到阿城张家大本营，在封闭式的豪强地主庄园中被软禁半年之后，趁着“九一八”的混乱，在姑姑和小婶的帮助下，匆忙搭乘一辆往阿城送白菜的马车，在严寒中辗转到达哈尔滨，又遭遇亲戚闭门、好友搬走，被一个老妓女误为同类收留过夜才免于冻死。好容易住进堂姐妹的中学宿舍，取得学籍却无力支付费用。在战火逼近、学校提前放假之后，和未婚夫住进道外东兴顺旅馆。未婚夫家执意解除婚约且断绝经济，两个家族对簿公堂，未婚夫临阵变卦背弃承诺致使张家败诉，她一气之下跑回呼兰继母梁家，未婚夫追到呼兰，把她带回旅馆，从此靠赊账为生，欠下大笔钱款。哈尔滨沦陷后，未婚夫神秘失踪，她被老板扣作人质，并威胁要把她卖进妓院。她于临盆在即的极度困厄中投书《国际协报》文艺版主编裴馨园，得以结识舒群等一批左翼文学青年，并与萧军迅速结合，在洪水倾城的混乱中逃出封闭的旅馆，生下孩子被迫送人，几经曲折住进商市街二十五号的小耳房，从此走上左翼文化道路。

萧红在病痛贫穷中参加了募捐画展，1933年元旦开始以白话小说被文坛认识接纳，后来还在金剑啸创办的“天马广告社”当副手。1932年夏天，地下党员金剑啸“发起维纳斯画会”，同仁聚集在一起谈文论艺，严冬来临的时候，萧红提议成立一个剧团，受到积极的响应，有十几个人参与商讨剧务，但三天就结束了，因为他们聚集出入的“左派名士”冯永秋“牵牛坊”的家在道外，日本特务已经在那里抓了不少工人，怕引起日伪当局的注意。1933年春夏之交，地下党哈尔滨道外区宣传委员罗峰和金剑啸又组织了一个半公开、半秘密的抗日文艺团体“星星剧团”。萧红是主要演员，他们排演了三个短剧，她在女作家白薇的独幕剧《娘姨》中饰演一个病妇。在民众教育馆排练了三个月，因为拒绝馆长配合日本和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的“九一五”纪念日演出，而被取消了演出场地。后来又联系了一家电影院，事情还没确定，一个主要演员就被捕，假释出狱后失踪。土肥原专程到哈尔滨，严格规范新闻出版等宣传领域的检查制度，剧团只好暂时偃旗息鼓。

这是萧红最后一次参与戏剧表演活动，此后她再也没有以演员的身份登台。但这次未实现的戏剧表演梦，使她比较系统地了解世界戏剧的前卫思潮，舒群通俄文，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等戏剧大师的理论与实践不会陌生，对她会有助益；也会受到金剑啸等成熟艺术家的技术指点，后者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大学教育系图工科，曾经在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当演员，受过专业的训练，得中国最早的话剧大师们的真传。萧红这一次深度参与话剧舞台表演的实践，亲身体验了这个剧种舞台假定性的规范模式，积累了话剧艺术的知识与经验，为她以后戏剧活动的又一次转身打下了良好的经验基础。

三

1938年1月27日，萧红和萧军、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一行人，受山西民族革命大学之邀，坐在铁皮的运兵车厢里，赴临汾出任艺术指导。到达临汾不久，丁玲带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从潼关抵达，没几日，崔嵬、塞克、贺绿汀等人，同“上海文化界抗日救亡演剧一队”也辗转来到临汾，与“西北战地服务团”汇合。2月间，日军攻陷太原之后，兵分两路进攻临汾，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决定疏散人员。他们在临汾待了二十天，就匆匆上路，随丁玲的西战团向运城转移。3月1日，他们到达潼关，本拟由风陵渡过黄河去延安，但丁玲接到八路军总部的命令，直接到西安，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他们在潼关短暂停留之后，很快就向西安进发。就是在这一次名家聚集的艺术之旅中，萧红完成了自己与戏剧关系的又一次转身。

▲萧红：《八月天》，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

她遇到了著名的话剧艺术家塞克，他也是从哈尔滨出来的，和萧红算得上半个老乡，还是金剑啸的好友，当年就是他推荐金剑啸到上海求学，朋友的朋友自然相见如故人。而且，在上海他们已经互有耳闻，彼此欣赏各自的性格与才华。塞克可称为话剧达人，科班出身，当演员一炮而红，组织醒狮剧社自任导演，还是《流民三千万》和《铁流》的编剧，此外还写新诗歌词，当时四处传唱的《抗日军歌》就出自他的手笔，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夜店》和许多苏联歌曲，成为中国救亡歌曲和新音乐运动的重要领军人物，可谓艺术全才。两个人在战火和硝烟中见面，格外激动，说笑谈艺，欢乐异常，这对于她对话剧艺术的理解无疑是一次难得的提升机会。面对沿途一片慌乱的逃难景象，丁玲提议这些作家、戏剧家为西北战地服务团写一个剧本，到西安后演出。他们一口答应下来，边讨论边凑情节，理出人物，分出场次，由几个战地服务团的团员记录。他们表现了一群老百姓在日寇的血腥屠杀而家破人亡之后，拿起武器抗击侵略者的伟大的复仇与牺牲精神，以及遭遇的种种苦难，取名《突击》。到西安以后，由塞克整理出剧本，为一出三幕话剧，交西战团日夜排练，连演三天共七场，场场观众爆满，也得到不菲的票房收入。三幕话剧剧本《突击》刊登在1938年4月1日出版的《七月》第十二期上，署名为塞克、端木蕻良、萧红、聂绀弩。萧红由此进入了编剧的行列。

1940年9月25日，适逢鲁迅六十年诞辰（虚岁），在文协香港分会倡议下，香港各个文化团体发起，以“国难方殷，正宜发扬鲁迅精神”为主旨，积极筹备纪念活动。时在香港的萧红、端木蕻良夫妇，正计划着撰写纪念文章，文协负责文艺宣传的理事杨刚，受文协之托找到萧红，建议她写一个剧本，排练演出纪念鲁迅。萧红推脱不过，只好勉力受命，好在有端木蕻良的鼎力相助。端木蕻良在南开中学读书的时候参与过话剧运动，在《南开双周》上发表过剧本《斗争》，又发表过一系列关于鲁迅的论文，两个人合作也算珠联璧合。端木蕻良想起在南开上学的时候，曾经看见过一位外国哑剧大师的表演，建议萧红以庄严的哑剧形式来表现鲁迅一生的奋斗。这个构思受到文协同仁的赞同，后来冯亦代撰文专门肯定了这个设想：“它以沉默、严肃、表情动作的直接简单取胜，最适宜表现伟大端庄、垂为模范的人物。”端木蕻良用两天时间为她拟出提纲，两个人互相切磋、补充后定稿。为了适应演出，丁聪和徐迟又进行了改编，最后搬上舞台，收到了“传达鲁迅的崇高”，“予观众一种膜拜性的吸力”的效果。10月21—31日，四幕哑剧剧本《民族魂鲁迅》在《大公报》上连载，署名萧红。

至此，萧红算得上是一个成熟的剧作家了，只是天不假年，她没有继续发展的时间了，但从小到大的戏剧活动，渗透到她其他文体的写作中，成为重要的美学资源，影响到她的文体形式。

四

从观看、演出到编剧，萧红的戏剧活动滋养了她的文学创作，起到了重要的结构功能。而且她具有文化人类学知识谱系的背景，特别是在鲁迅身边的见闻熏陶，激发着她丰富的联想。当时鲁迅正在写作《故事新编》，也是以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谱系，寻找民族原始精神的古老文化空间，完成自我的镜像确立，在外来暴力的威胁中激发民族抗争的心灵能量，其中的一篇《过客》还是诗剧的形式。这对萧红是一次飞跃式地促进，因而善于把不同文化中的文体形式进行功能的类比归纳，以白话的形式而能复合中外文体的共通形式与基本功能，适应了表现中国民间情感方式与民族古老灵魂的艺术意图。

▲萧红：《生死场》，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

戏剧是表演的艺术，话剧则更是以人物的言语动作推动情节发展的艺术形式。这对萧红小说创作的直接影响是她大量的小说都是以戏剧观众的视角进行叙事。比如成名作《生死场》原名《麦场》，是夹叙夹议地交代情节，所有的议论都是旁观者的角度，而且常常由居高临下开始，以仰视结束。比如第一节《麦场》，叙述完农民在大雨即将来临之前的忙乱嘈杂景象之后，是一句总结性的形容“农家好比鸡笼，向着鸡笼投下火去，鸡们会翻腾下去”；第三节《老马走进屠场》，王婆几经曲折地把老马卖进屠场之后，伤心欲绝地得到了一张马皮钱，回到家里就作为地租被地主家的人要走了，萧红的结语式议论是“王婆半日的痛苦没有代价了！王婆一生的痛苦也都是没有代价”；第四节《荒山》，叙述二月荒山上逐渐出现备耕的人，形容道“农民们蛰伏的虫子样又醒过来”；第六节《刑罚的日子》，叙述完金枝由于成业的不节制而早产之后，是互文性地叙述牛马在夜间的发情，总结性地归纳：“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农家”“农民们”“王婆”和“在乡村”，所有的主语和状语短句，都提示着叙事者的外来者身份，是一个乡村生活的旁观者。这种戏剧观众的视角几乎是她早年乡村叙事的基本视角，而且不限于外来者，乡土人物本身也经常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叙事，比如，短篇小说《出嫁》，就是许多人在封闭的庄园炮台上听着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的送亲响器声，从枪孔里远眺从庄园外路过的送嫁车队，看到的只是枫叶和马鞭上的红缨，关于新嫁娘的种种情态和故事，则是叙事者转述其他旁观者的讲述。

与旁观者视角共存的还有听众的记录形式，比如，《牛车上》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是一个离开乡下外祖父家返回城里自己家的外来探亲者，搭车的是外祖父家远亲女佣五云嫂，她要到城里看望在豆腐坊当学徒的儿子，而且是每年只去两次中的一次；赶车的则是“我”外祖父家的远房舅父，因当过兵、性格粗暴而使所有孩子惧怕。第一人称的“我”在缓慢的旅途中，几乎是睡眠状态，时断时续地听着他们一来一往地对话，偶然醒来发现他们各自情状的变化，由此交代了双重的故事情节：记忆中1921年枪毙了二十多个逃兵的地方大事，由此引出的深层故事是五云嫂的丈夫作为逃兵的头领被就地正法，连最后的一面也没见到，五云嫂与所有逃兵家属所经历的悲惨时刻心灵的惊颤体验，以及此后独自抚养幼小儿子的艰辛困苦生涯。表层的故事则是叙事者“我”每次在朦胧中醒来，看见五云嫂与远房表舅车把式之间精神情感状态的变化，而且是逐渐深入递进，在断断续续听到的简短而含蓄的对话中，见证了两个人由暧昧而逐渐明朗的情感发展过程，以及最终没有定局的尴尬停顿。车把式的身世也在简短的对话中清晰，作为亲历了那一年逃兵事件的幸存者，共同的历史记忆使坚硬粗粝的老兵被五云嫂的悲苦命运所感动而生出柔情。一直独自一人漂泊在外，因为贫困而无法返乡，和故土家人早已失去联系，面对五云嫂的情感试探，他只能以饮酒掩饰自己内心的纠结。“我”在朦胧中听着一来一去的对话，几次偶然醒来时发现他们异常的状态，每一次都是情感的深度递进，见证了他们逐渐完成情感的默契与陷入没有承诺的开放式结局中，最终结束于车把式和迎面而过的马车夫的彼此招呼中：“好大的雾！”“三月里大雾……不是兵灾，就是荒年……”很有“却道天凉好个秋”的留白式意境。这是戏剧观众视角的一个变体，而且是和观众视角互为补充，适应了叙事者与当事人之间特定的亲属关系，也适应了叙事者情窦未开的青涩少女懵懂的心智水平，视听知觉的全面调动，带给小说真切的拟原生态的魅力。这两个传奇人物以不同的方式标记着共同的历史刻度，又以共同的人生经验酝酿着新的传奇。正如诺思洛普·弗莱所言：“传奇是所有小说的结构核心，它直接来自民间故事，它比文学的其他方法让我们离小说的意义更近，它被作为一个整体，被视为生灵的史诗和人类作为一种追求的对自身生活的观照”。^①

▲［加］诺思洛普·弗莱：《世俗的经典：传奇故事结构研究》，孟祥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这样的戏剧观众视角几乎是萧红最习以为常的叙事方式，听众的叙述策略则是更切近小说本性的叙事方式，一如本雅明对作家“讲故事人”的定位，应该是比戏剧要古老得多的叙事样式。戏剧只是以表演的形式模仿重复故事的情节，而听众的叙事策略则是模仿故事的叙述者。而这两者在戏剧中几乎混融一体难解难分，在无声的小说叙事中则被分离出来，适应时空的自由变动而将旧的故事容纳在讲述者的新故事中，表达作者的伦理意愿，《牛车上》深层的传奇是悲剧性的，表层未完成的传奇体现着喜剧性，寄托着叙事者期望两个亲历的历史见证人修复历史创伤记忆建立新生活的期盼。而且这也是很适应女性作家的一种角度和策略，女性的活动空间是相对封闭的，而女性的话语空间也常常是狭小的，加上几乎没有话语权，最多的时候都是充当听众的角色，更不用说一个不谙世事的女孩子。从中可以看到萧红还原少年经验的自觉，成为她艺术表现的基本准则，就是在散文中也经常以返回心理现场的记忆而把读者带入具体的情感氛围中。比如《祖父死了的时候》等记叙自己情感经历与内心活动的文章。

戏剧交代情节的主要方式是靠对话完成，这也是萧红使用频率较多的一种叙述技巧，最典型的是《北中国》中新派乡绅耿大先生的家庭变故是由两个锯树工人的对话开始的，锯树已是家道败落的象征性行为，而长男从军抗日，耿大先生在日伪的骚扰中因长期忧虑而陷入精神衰弱，不停地投寄没有地址的信……直至被家人禁闭在后院凉亭而中煤气身亡，都在外人的观察和私密的谈话中悄悄发展，这一叙事的开端契合了表现日伪严密统治下社会状况的险恶以及主人公的精神压力和最终崩溃的过程。其他如《生死场》金枝与嫂子、母亲、王婆的对话，都是交代她悲苦命运的重要环节，也是乡土女性集体经验的表达。

五

萧红在运用戏剧观众视角的时候，是根据文体的需要借鉴中外戏剧的形式。

一般来说，她的短篇小说对民族民间的小戏形式多有倚重，比如《牛车上》两个人的对手戏几乎就是一生一旦的互问互答。但五云嫂显然在故事叙事中占有更多主动权，老兵车把式则是被她的情感节奏带着走，这就很像跳大神的萨满小戏中大神巫婆和二神男子之间表演的分工合作关系。一直到流传至今的二人转也还是沿用着这样的戏剧表演程式，女为主男为辅，这和边远地区母系氏族的强大遗存有着文化史的根源。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黄河》里羁旅途中的叙事者“我”所耳闻目睹的壮年艄公和年轻的八路军战士的往来对话，也是类似的结构，这是在战争的历史情境中，男性成为主体的在场性决定的，但一壮一少的组合仍然有着民间萨满小戏的结构特征，也可以归入传统戏剧中的生与末，而且是一个年轻英俊的武生和一个劲道沉稳的末。民间唱本中普遍存在的独角戏形式也是萧红自觉运用的叙事方式，比如她写于香港的短篇《梧桐》以东北流亡到四川的章家老太太一个人的经历与独白结构全篇，表现民众盼望胜利的焦虑心情，而人物言语的极尽絮叨与颠三倒四的非逻辑组织方式，符合她近乎神经质的精神状态，也符合一个生活范围狭窄的老年家庭妇女的性格特征，这简直就是《王婆骂鸡》的变体。而且在多个人物的故事叙事中，情节的发展也常常是以独角戏式的独白推向高潮。如以日军强修铁路为背景的《旷野的呼喊》中，破坏日军铁路、抢劫日军马匹物资的青年村民被日军杀害之后，他年老的父亲陈公公奔向旷野的呼喊，在一片死寂的村庄中回荡。又如《汾河的圆月》中，儿子死于军中、儿媳改嫁之后，陷入疯癫的瞎眼婆婆，不停地探问儿子回来了吗，每夜独自唠叨着走向汾河边……都是同一民间小戏的类型。

▲萧红：《后花园》，译林出版社，2015

在中长篇中，萧红则更多借鉴西方戏剧的形式。最典型的是《呼兰河传》的后三章，可以看作三个独立的短篇，分别讲述了三个人的故事，也完全可以看作一幕三场的戏剧。因为所有戏剧性的情节都发生在张家老宅的院子里，场景是统一的；所有的群众演员也是固定的，都是张家的亲属、佣工与左邻右舍，属于熟人社会。戏剧观众的视角与听众的叙事策略结合得天衣无缝，而且明显是巴赫金所谓复调的叙事方式，每个人物都有独立自主性，可以充分诉说自己道理，成为一套话语体系的承担者，而且三章都是对话的结构。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没有发现萧红直接接触过巴赫金的理论，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她在哈尔滨左翼文化圈中的朋友多有俄文方面的专业人才，比如后来翻译了《静静的顿河》的金人，她完全可以通过他们谈艺的片段获取巴赫金复调诗学的基本理念。间接接受的可能就更大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的译介者是鲁迅组建的同仁刊物“未名社”中留苏归来的韦素园，巴赫金的理论是有可能随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一起流传过来的。1929年巴赫金发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彼时韦素园正在西山疗养院养病，病房墙上贴着陀氏的画像，可见他对陀氏的推崇，应该会不断收取关于其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萧红1934年底到上海之后，很快就进入鲁迅的核心圈子，也可以在那个尖端文学圈谈文论艺的交流中了解到巴氏的理论。而且她的长篇都写于鲁迅逝世之后，对复调对话与杂语的叙事方式的运用也在这个时期。不仅如此，鲁迅很可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被翻译成中文之前，就通过其他语种（德文或日文）阅读过他的著作，作为白话小说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就是以文白同体、诗文互征的复调叙事展现对话的结构。萧红在早期的阅读中，也可以获得启发。总之，从直接的理论到对前人实践的揣摩，混融的影响方式使她的小说创作一开始就进入前卫的艺术潮流。就是在她晚期的短篇小说中，也普遍运用了这种对话的复调叙事方式，最典型的是《后花园》中的冯二成子与寡妇老王，他们各自承担着男性和女性最基本的话语体系。男人的超越性思维在一个贫穷磨倌单恋的爱情梦想破灭之后，开始质疑世人普遍的价值观念，其思维的穿透力近似《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包尔康斯基公爵负伤之后躺在森林中的沉思；而寡妇老王对她的关爱与开导则使他从激情中沉静下来，回归像大地一样朴实自然的日常生活，泰然地接受命运的重重打击，日复一日在简单重复的劳作中度过平凡的一生。其他，如《小城三月》中翠姨和哥哥无法交集的两套话语体系的现实错位导致的人生悲剧，也是历史急剧变动时期无奈人生的悲情传奇。

此外，布莱希特间离效果的戏剧理论也在她晚期作品的形式中大量出现。比如，《呼兰河传》中祖父与“我”、冯歪嘴子的谈话，就有对各种邪恶话语体系的间离效果。《马伯乐》中以人伦常情解构马家父子以及他们所关联的新型工商资本阶层的新式伪善和吝啬逐利的本性，也具有明显的陌生化的间离效果，而且是犀利地嘲讽。布莱希特在两次大战期间正当时，作为左翼剧作家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介绍到中国，影响了中国话剧的发展，萧红完全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相关的理念。从早期演剧的实践，到后期编剧和小说写作时的形式借鉴都可以看到布莱希特戏剧观念或隐或显的影响。特别是鲁迅通德文，和国际左翼艺术圈有着广泛的联系，尤其推崇德国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也会连带着注意到布莱希特的戏剧体系。萧红早年身处哈尔滨左翼文化圈时，五方杂处的国际化大都会迅速传播的国外文化艺术的先锋思潮使她近水楼台先得月。《生死场》对凯绥·珂勒惠支版画的借鉴是显而易见的，同属一个语言文化圈的布莱希特戏剧及其理念也会以各种方式被她接触吸收。《生死场》旁观者疏离的议论与概括性的评价，明显体现着间离的效果。而这部作品一开始就受到了史诗的评价，也都透露出作家与批评家相近的艺术话语的关联域，布莱希特突破三一律的编剧方法，以史诗剧自由舒展的叙事方式表现多方面多层次的现实，在《生死场》中可谓显而易见。比如男性的生产和话语空间、女性的生产生活空间、城市女工房为中心的都市底层贫民女性的生活和话语空间，等等。20世纪世界前卫艺术和中国民间传统的艺术形式的交融，是萧红的创作一起步就体现出来的风格特征，先锋戏剧是其中的重要部分。而布莱希特是在中国京剧的启发下，使自己间离效果的理论发展成熟；萧红早年民间戏剧的积累与对世界先锋戏剧形式的自觉借鉴也就顺理成章。早在和塞克等合作编写《突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戏剧形式和布莱希特史诗剧理念的融通结合，人物分类涵盖了中国旧戏剧的所有角色类型，生末净旦丑搭配均衡，同时又是时空移动的三幕结构，从逃难、突击到回家，象征性地概括了中国抗战可能或理想的阶段性内容，因而具有史诗剧的特征。鲁迅也曾谈起自己写小说对旧戏剧形式的自觉借鉴，可见象征表现的手法是20世纪中外前卫大师们的艺术共识。《民族魂鲁迅》的结构就直接运用了布莱希特倡导的史诗剧结构形式，但作为哑剧又和中国皮影戏有类似之处，皮影戏去掉旁白和配唱就是平面化的哑剧，人物形象的夸张简单也和哑剧有相似性。尤其是进入鲁迅笔下的那些病态国民性的人物，特别符合皮影戏机械单调的动作特征，而仅仅用四幕就概括了鲁迅从少年到老年的一生奋斗，也由此象征性地聚焦了从晚清到民国民族文化激烈震动的历史时段民族精神的风范。而起源于宗教剧的哑剧和中国用以纪念伟大人物的墓志文，有着相似的特征和共通的功能，即“有褒无贬”的内容、庄严肃穆的形式与“吸引膜拜”的功能。按照本雅明对古代艺术以灵韵而被膜拜，现代艺术以机械复制而用于展示的功能性区别，《民族魂鲁迅》以动态的哑剧形式无疑兼有着因灵韵而被膜拜和以形体复制而具有展示（更确切地说是展现）的双重特征。

▲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季红真：《萧萧落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行文至此，已经超出了小说与戏剧的论题，但没有脱离萧红小说和散文基本文体的功能特征，“凭吊历史、超度亡灵”。归根结底，人类的历史进程与基本问题是相似而相通的。特别是在一个新兴的现代工商文明以铁血的暴力向全球迅速扩张的时代，全球文化的大交融带来艺术形式的相互渗透与借用，就是必然的现象。各种艺术理论，从复调诗学、交往对话理论、史诗剧、间离效果……一直到各种流派主义，都是人类面对现代性兴起的生存现状，为探索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努力，而寻找的艺术表现形式。而萧红特别善于以功能为通道，将古今中外戏剧形式与容纳着诗文传统的白话语体在类比中嫁接，以实现对人类艺术最基本功能的理解——终极的价值追问。

这也是中外文体大变动的艺术史进程的相通之处。历史文化的发展带来思想观念的发展，推动艺术形式的革新，带动了文体的大变动，形式翻转腾挪之间，基本的功能却绵延不绝。在中国“诗尽而史出”，在西方史诗也正是由神话故事向悲剧的过渡形态。中国起于民间的简单神话故事以传奇性转身为文字叙事，再返身为表演说唱传奇的时候，已经由口头的叙事经历文人整理创作、表演性平话，到以演出为主的戏剧。而且中外戏剧最早的起源都是祭神的仪式，只是进程有差异，随着印刷术兴起普及、阅读人口的增长而昌盛的小说，则一开始就保留了所有文体的特征和文学关注人类生活命运的基本功能，只是由神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再到普通人故事的题材变化，但都脱离不了命运、生死、离别、归来、情爱、生殖等基本主题。萧红深谙个中枢机，在古今中外艺术样式的融通中，延续起人类永恒的价值追问。这使她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古今中外同构的仪式场景，最典型的是《生死场·十三节·你要死灭吗》中，村民们在家破人亡的生存危机中，民族国家的意识开始逐步觉醒，最终汇聚到集体盟誓的仪式场景中：“人们一起哭向苍天了！”这与索福克勒斯的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中的场景何其相似。而《呼兰河传》中，小团圆媳妇婆婆和有二伯的大段独白，堪比莎士比亚《王子复仇记》哈姆莱特大段独白中的自我辩难“生存还是死亡”？归根结底，是全球化的视野与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谱系，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抵制进化主义学派而兴起的以田野考察为主要方法的相对主义的功能学派，启发了萧红中外古今比较而又在基本功能的变动流转中，以新起的白话小说续写人类永恒梦想的智慧。用诺思洛普·弗莱的话说，根源在于：“小说是对传奇的现实替换，它自身并没有什么特有的结构特征。”^②萧红正是将急剧动荡时代才会大量涌现的普通人由于历史苦难而经历的传奇故事，纳入传统叙事方式稳定的形式结构中，并接通中国戏剧与西方戏剧的仪式功能，将历史的书写与形式的创新融为一体，由此中外戏剧的形式在她的小说中起到了支撑结构的重要作用。

（季红真，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本文系山东省人文社科奖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20-NDWX-09）

【注释】

①②［加］诺思洛普·弗莱：《世俗的经典：传奇故事结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16、6页。

恋人·情人·姐妹

——视角差异与萧红生平叙述的三种样态

文 | 叶君李慧军

八十年前，作家萧红在香港弃世。人们始终不曾忘记那个命途多舛、客死异乡的东北女子。关于萧红的研究始终是现代文学界的热点之一；吊诡之处在于，人们对其情感经历的兴趣，远甚于对其文字的关注。关于萧红生平的叙述据统计有近百种，在现代作家中恐无出其右者，只是值得一读者不过四五种而已。萧红的人生传奇、情感苦痛，很大程度上成了今人茶余饭后的谈资、精神消费的对象，这一点更体现在几年前关于她的影像叙述上。无论是从传记研究，还是出版、传播等诸多层面考量，萧红生平叙述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不同的观照角度与叙述动机，本源性地决定着萧红生平叙述的样态，而“恋人”“情人”“姐妹”，是八十年来萧红生平叙述中已然形成的三种看取角度，随之而来亦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文本样态。

一

1941年12月8日香港战役爆发，原本准备返回内陆的作家骆宾基，在端木蕻良（以下简称端木）的请求下，留下帮忙照顾病中的萧红。骆宾基日后自述，自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晚上起，只有他陪伴萧红直到逝世，共四十四天^①。骆宾基小萧红六岁，因与缠绵病榻的女作家独处时间过长，让有些人生出男女关系的别样想象，他亦被视为萧红生命中的最后一个男人。萧红逝后，骆宾基和端木辗转来到桂林，借住在作家孙陵处。孙陵日后撰文，两人一天发生激烈争吵，骆宾基爆料萧红生前对端木的移情别恋和冷漠怀有深刻的怨恨而对自己示爱。骆、萧是否有恋情发生，旁人无从知晓，然而近年新出的资料又似乎对孙陵的说法有所印证。战争初起，萧红、端木、骆宾基转移至思豪酒店后，端木曾离开过九天左右。这大有在战乱中抛弃病妻之嫌的举动，让端木数十年来遭人深深诟病。日后面对当年为何离开的各路质询，以及对其“负心之举”的各种批评甚至谩骂，端木至死不作任何回应。在他离世十三年后，后任妻子钟耀群对来访者哭着说出个中原委：当年端木偶然发现了骆、萧的私情才一怒之下离开，然而到底不忍丢下就又回来了^②。虽然逝者已逝，但可以明确的是，陪伴期间及至萧红逝世之初，骆宾基对萧红应该怀有一份特殊的情感，或出之于单方面想象，或已然得到回应。“恋人”视角事实上内在决定着骆宾基其后对萧红生平展开叙述的态度以及文本面貌。

骆宾基著《萧红小传》完成于1946年11月中旬，距萧红弃世四年余，次年分别由重庆中原出版社、上海建文书店出版。这部八万余言的小册子问世后立即引起广泛关注。即便在战时，建文书店版亦多次重印，新中国成立后更有多种版本行世。出自萧红最后人世逗留见证者之手的文字，自然容易赢得读者信任，至今它仍是萧红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恋人”视角处处流露出作者对传主的理解与体察，主观解读的印记极其明显。萧红生性不愿敞开心扉，对自己和家族的谈论甚少，导致一些重要的个人信息至今阙如。即便骆宾基在特定情形下与其长时间独处，但从文字来看，他对萧红生平的了解着实非常有限，《萧红小传》更多参考了聂绀弩、许广平等萧红生前好友的回忆。

▲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或许源于骆宾基更在意传达自己对逝者的知解，从而达成“一个人的纪念”；抑或受限于写作当时的条件，无暇对萧红身世甚至生日稍作查考。《萧红小传》关于萧红早年逃婚、落难以及家族等重要信息，要么出于臆断，要么源自讹传。问题在于，这本小册子是关于萧红生平较为正式、完整的初始叙述，极易让读者形成难以改变的原始认知。认知一旦形成，后来的萧红传记研究者，想要消除错讹的影响就非常困难。值得注意的是，《萧红小传》虽是对女作家生平的简述，但那基于宏大叙事的立场却极其分明。“抗婚”之举被提升到“反封建”的高度，无视“读书”这一萧红出走行为背后个人化的动机；述及萧红逝世，书中所使用的章节标题是“她掷下了求解放的大旗”。这一叙事立场，无疑为后来的萧红研究者过分基于宏大叙事的立场来解读萧红的生平和创作开了先河。

作者对萧红女性意识萌生、成型过程的描述，是《萧红小传》最为难得之处，具体体现于第十九章和第二十五章，字里行间包含着骆宾基对萧红在男权社会的遭际和其内心苦痛的体察。这或许是骆宾基对逝者涌动于内心的爱意在文字上的体现——敬爱、怜爱，或恋人之爱。因了这份爱意，他体察到萧红身为女性的悲苦并一一细致道出。仅就“性别之累”这一层面来说，直至当下在关于萧红的众多生平叙述中，似乎还是以《萧红小传》最为强烈、直截。骆宾基对传主这份基于爱意的体察，在新中国成立后数十年的萧红生平叙述里几乎再也难以见到，而时见男性霸权话语，这一情况直到近年才有所改观。关于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前后两段情感纠葛的叙述，《萧红小传》基本能持一种中性立场，“没有刻意美化萧军，亦不曾着力贬低端木”^③。他们在萧红生命中的进退，被平静描述为“相遇”和“分手”。萧红与端木的结合始终遭人诟病，从《萧红小传》的叙述分明可以看出，这是萧红主动选择，而非端木极尽谄媚追逐的结果。对比萧红生平的后续叙述者，骆宾基要客观、公允得多。

记录萧红在香港生活情形的文字比较匮乏，《萧红小传》的重大价值在于，作者作为目击者记录下萧红弃世前的种种情状，丰富了人们对她的了解。书中收录了两篇文艺腔十足的“谈话录”，日后有人以萧红当时喉咙插管的现实情形质疑其真实性。但萧红香港时期的生活鲜有记载，人们还是无法搁置这被质疑的文字。在我看来，“谈话录”的真实性应该不容怀疑，文艺腔或许是年轻的作者在萧红逝后传达爱恋与伤痛时的自然选择；而因了文艺腔背后那份情感的真挚与坦诚，骆宾基关于萧红生命终结过程的叙述并不矫情。如果再过数年，他仍有叙述萧红生平的冲动，自是另一番面貌。时日稍长，爱与伤痛亦会淡化，甚至被岁月彻底抚平、了无痕迹。二萧一起生活了六年，不见萧军留有关于萧红相对完整的叙述；端木跟萧红一起生活了四年，同样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骆宾基、端木都在北京市作家协会工作，一对冤家交恶数十载。巧合的是，萧军亦供职于斯，与端木同样恩怨绵长。作为三者的同事，作家刘心武感叹道：“三位跟萧红全有过刻骨铭心爱情的男士直到晚年也不能和谐。”^④晚年骆宾基更将大半生对于端木的恨意，借《萧红小传》修订之机昭告天下，在“修订版自序”里着力强调香港战役爆发后端木对萧红的遗弃。20世纪80年代，萧红已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骆宾基这些明显为了发泄私怨的言论，无疑加重了读者对端木普遍而深切的恶感。前文述及，端木确曾离开数日，但将其夸大为一去不返则全然罔顾事实，且与《萧红小传》正文叙述不符，该序更引发读者对萧红情感经历的关注。晚年骆宾基以萧红为媒介对端木发泄私愤远不止于此。在致友人信中，他抛出浅水湾萧红墓是衣冠冢之说^⑤，更是无中生有。1957年8月萧红墓迁至广州，浅水湾发掘现场所有人都见证了骨灰的存在，而且据端木回忆，骆宾基亦是当年浅水湾安葬萧红部分骨灰的当事人之一。

▲叶君：《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叶君：《从异乡到异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论，自然让人对骆宾基的人格生出疑问，并影响到《萧红小传》的可信性。只是修订版面世之后，新中国成立前的版本不易见到，且繁体、竖排之于年轻读者已成障碍，大多还是透过广泛流传的修订版来了解萧红，那些错讹以及撰述者大泄私愤的偏见亦随之播散。不得不说，关于萧红生平的初始叙述，意想不到地沦为其生命中两位男性爱恨情仇的发泄，其样态就这样决定于叙述者的“爱”与“恨”。直至今天，《萧红小传》对于试图了解萧红的人们来说，早已是美丽的诱惑，无法规避，采信于是，却又得多加小心。

二

“骆宾基对端木的'恨’，是否源于对萧红的'爱’，旁人无从得知。”^⑥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从事萧红研究，并持续数十年的美国人葛浩文，每每谈及萧红便深情款款，毫不掩饰地将其视为隔着时空的“情人”。葛浩文之于萧红研究的意义在学界早已达成共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关注并渐成热点，有赖于20世纪70年代葛浩文著《萧红评传》中译本问世，在书中他不无谦虚地写道：

我不敢说是我“发现”了萧红的天分与重要性——那是鲁迅和其他人的功劳，不过，如果这本书能够进一步激起大家对她的生平、文学创作，和她在现代中国文学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兴趣，我的一切努力就都有了代价。^⑦

葛浩文首次针对萧红的生平与创作完整地展开学理性探究，《萧红评传》自问世至今在中、美有诸多版本流传。面对萧红生平中的诸多悬疑，葛浩文完全以西方的学术训练方式加以应对，言必有据，在注释里罗列他人不同观点来支撑自身的结论，如果材料还不足以支撑，则不作妄断，只是将问题存疑。这是对同时期铁峰、陈隄等人诸多武断结论的救正。葛浩文对枝节问题的审慎，还有作出结论的自信，彰显良好的学术素养，而在当时的中国萧红研究界，这些却最为缺乏。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萧红身世的“养父说”甚嚣尘上，葛浩文在注释里罗列了始作俑者陈隄所凭之据加以质疑，除了态度审慎，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却一针见血，认为身世问题对萧红作品研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事实，而应在于萧红对她家世的了解与反映；换言之，萧红对父亲等长辈的不满是'不可疑’的，而这种心理对她著作确实有其影响”^⑧。如此富于理性的结论，至今仍令人信服。对萧红与萧军、端木蕻良的两段情感经历进行学理性观照，是葛浩文的萧红生平叙述最为人称道之处。20世纪80年代以后，众多萧红生平叙述者往往受自身对萧军或端木情感判断的左右，得出明显带有情绪性的结论，以致让人怀疑其叙述动机是否真正出于萧红。为了澄清萧红情感生活上的一些问题，葛浩文对萧军、端木、骆宾基等进行了深入访谈，留下屡被征引的大量珍贵资料。只是毕竟隔了近四十年的时空，被访谈者记忆的漫漶，或出于隐秘心理不自觉的讳饰，都会让真相不彰，因而对访谈资料的甄别就十分关键。葛浩文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审慎采信，始终保持中正立场。对于某些是非，其立场又极其鲜明，如关于萧红和端木是否是正式夫妻，葛浩文就果决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端木与萧红是否成为正式夫妇是件颇有争论性的问题。萧军、骆宾基及其他大多数有关人士皆强烈否定，但端木本人于1980及1981年两次向笔者表示肯定，同时也将婚礼细节，甚至于参加婚礼的人名都细述过。即使此后的端木和萧红之行为、言论偶尔不像一般的夫妇，但这都不够否定他们结了婚一事。^⑨

葛浩文对萧红生平基于学理性的叙述品格超卓，只可惜他对人对事的理性态度，对中国八九十年代萧红生平叙述者的影响非常有限。葛浩文对萧红重要作品的解读与评价，更体现了《萧红评传》的学理性；关于萧红的整体判断，亦与官方“30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的定调全然有别。《萧红评传》里的许多见解新鲜、超拔，只是当时没被充分看重而已。葛浩文认为《马伯乐》是“令人大为惊异的作品”^⑩，但同时亦指出“过分幽默的倾向”是“最大的毛病”；并进而预判如能完稿，萧红将“跻身于一流讽刺作家之林”，而仅就完成部分“只足以证明萧红何以能在短短六七年写作生涯中，成为一个相当成熟而具有多方才华作家的理由”^⑪。至今，《马伯乐》的成就仍然没有得到中国学界的充分认识，萧红那些天才的闪光，仍部分遭到掩抑。至于《呼兰河传》，葛浩文认为“文学评论家们在时空上距离战时的中国越远，就越认为该书是写作技巧上最成功之作。这一看法，即为此书不朽的最有力例证”^⑫。这些基于文本细读的结论，几乎不受中国意识形态时调的影响。正因如此，《萧红评传》即便今天读来仍让人觉得见解新鲜。

▲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2019

甫一问世，《生死场》就被鲁迅、胡风纳入民族国家求解放的宏大叙事之列，视为“左翼文学”的代表。自此，人们对萧红生平和创作展开叙述和研究时，“革命”“抗战”便成了自然加诸、无可置疑的标识。关于《生死场》的主题，葛浩文应该是最早的质疑者。他认为小说的反抗性自是毋庸置疑，“但问题是它反抗的是谁？又为了什么？”^⑬而从篇幅上直观统计，小说涉及抗日部分不过全书的三分之一，且与萧军《八月的乡村》明显不同。在论述中他对滥调时有驳诘并果断表达自己的看法：“那些眼光短浅的文学评论家竟把《生死场》前一百多页看成了准备日寇出场的序幕，读者细读《生死场》之后将会发现，这种论调是难以立足的。”^⑭葛浩文认为贯穿全书“唯一最有力的主题就是'生’与'死’的相走相亲，相生相克的哲学”^⑮。此番论述，或许是《生死场》问世以来，最早出现的完全不同于中国学界的解读。近二十年后，葛浩文的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解读，得到了一些海内外同行的回应与补充。摩罗沿着从文本篇幅进行统计、分析的思路，得出《生死场》是“一部断裂的文本”^⑯，书写的是20世纪20年代东北乡村巨大的生存困境；而在《重返〈生死场〉》中，海外学者刘禾更指出萧红所关注的是乡村妇女的生活经验，特别是“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残导致的死亡”^⑰。关于萧红文学成就的整体评价，葛浩文明确指出将她定位为“抗日作家”不但是个误会，更小看了她的文学贡献^⑱。这些观点完全超越了时调，即便在当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更多还是在“抗战文学”“左翼文学”的框架下，谈论萧红的创作，评价其文学史地位。萧红的生平与创作，新世纪以来成了论述现代文学女性意识流露，甚至女权思想生成的最具说服力的例证。而《萧红评传》早就女权主义之于萧红有过专门探究，葛浩文认为萧红“本身就是个在男性傲慢，虐待和一个以女性为玩物而非同等地位的社会制度下的受害者”^⑲；除《马伯乐》外，女权主义是萧红作品“最常见的题材”。

可以说《萧红评传》在另一维度上完成了对萧红生平的初始叙述。叙述者深厚的学术素养，理性光芒的照耀，异质性的观照眼光，当然还有爱与激情的加持，让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特质得以充分彰显。在萧红生平叙述上，《萧红评传》毫无疑问是里程碑式的存在。

三

“或出于潜在'恋人’视角，或与想象中的'情人’交流，骆宾基、葛浩文各自以自己的方式力图走进萧红的内心世界，完成对一个夭殇女作家的初始叙述与评价，他们的文字毋庸置疑都对后续萧红生平叙述产生了巨大影响。”^⑳20世纪80年代至新世纪之初，萧红生平叙述大量涌现。萧红生平的更多细节得以呈现，更多悬疑得以澄清。萧红离开哈尔滨之前的生活，在黑龙江本土学者铁峰的叙述里得到最大程度的还原；上海学者丁言昭则对萧红此后的经历，进行了客观而理性的呈现。丁言昭著《萧红传》在萧红生平叙述上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该书激情与理性相融注，遍访与萧红有过交集的文化人士，力求言之有据，不以想象、揣度填充资料空白之处，是中国大陆第一部带有学术品格的萧红生平叙述。

▲丁言昭：《萧红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丁言昭对萧红生平中那些未解“谜案”，尽量列举不同说法，并不轻易下判断以免生成误导，彰显专业性的同时，更显示出一种开阔的视野。但在另一方面，她又不吝于表达观点，如对萧红生命中的某些情形作出情理推定，或传达对其命运的理解。萧红离家出走，从此踏上不归路，自然是人生的巨大转折点，丁言昭基于自身的女性立场，对萧红此举进行了细腻、深刻的分析：

萧红自小缺乏爱，因此对爱的渴望是相当强烈的。当她懂事后，只要有人对她稍稍有爱的表示，她就会盲目地付出比对方多十倍的爱，她要在别人身上追回童年失去的爱，她要得到爱的补偿。但可悲的是，她不知道对方是否具有与她同样的爱的渴求，这就使她在以后的感情世界里连连受到挫伤，而不能自拔。^㉑

在我看来，关于萧红所持情爱态度的分析，这段文字或许不无偏颇，对萧红童年苦难亦有夸大之嫌。但作者对萧红的内心进行了代入式体察，对其情感悲剧根源的探究较为深切，更为可贵的是，她将萧红的情感悲剧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归之于自身性格，避免了牵强的意识形态视角。

武汉时期，端木蕻良出现在二萧的生活里，三人同在一个屋檐下，萧红对两位男士的情感变化，在丁言昭的叙述里尽量规避对人对事预设的偏见，第一次得以完整呈现。根据作家梅林所忆二萧间一些日常冲突的琐屑细节，丁言昭认定其中“内含着另一种深沉的意识”，是两人难以弥合的情感裂痕的外显，并表示虽无从断定三人各自真实的心理状态，但可以肯定的是“萧红不讨厌端木”^㉒。聂绀弩回忆萧红曾评价端木为“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对此丁言昭认为有两种解释：一是通过接触，萧红对端木性格缺陷有所认知；另则也可理解为这是萧红对端木没有明言的爱意的流露^㉓，而联系上下文，她更倾向后种看法。这自然是对萧红不足为外人道的婉曲心理的深刻体察。述及萧红送给端木定情信物，还有两人的婚后生活，丁言昭认为“不管两人后来的关系如何千变万化，萧红对端木曾有过浓浓的情谊，这是肯定的”^㉔。事实上，萧红与端木情感的萌生、发展过程以及后续争议，从同时代人的一些回忆文章里，大致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厘定。只是，大多数萧红生平叙述者对端木往往缺乏最起码的公允，罔顾事实，像丁言昭这样看待萧红与端木的情感变化，在萧红生平叙述里并不多见。

20世纪90年代末至新世纪之初，萧红生平叙述再次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热点之一，其间，集中新版或再版了一批萧红传记。季红真著《萧红传》毫无疑问是其中的翘楚。季红真对新出的文献和研究成果吸收比较及时，加上对梅志、白朗等人的访谈所得，融注其自觉的女性立场，并以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者的眼光加以观照，从而达至对萧红生平在当时来说最为完整的叙述。因而，该书在萧红生平叙述上亦具有标志性意义。萧红100周年诞辰之际，季红真对《萧红传》加以修订完善，推出《萧红全传：呼兰河的女儿》吸收了作者对萧红生平及其创作的后续思考，并对文献资料加以更新，并于次年又出该书修订版；而在萧红110周年诞辰之际，作者又有《萧红大传》问世，有人评价该书以“姐妹”视角还原萧红“大写的一生”。而早在二十多年前的《萧红传》作者自序《叛逆者的不归之路》结尾，季红真就深情告白：“萧红，我的姐妹！”^㉕在我看来，作为萧红生平叙述富有专业性的女性叙述者，丁言昭和季红真都自觉出之于“姐妹”视角，传达出同为女性的知解，彰显一种馥郁的“姐妹情谊”。这无疑是萧红生平叙述视角上的进一步丰富。

《叛逆者的不归之路》是季红真关于萧红的整体性认知，新见迭出。文中季红真对萧红生平存有疑问的一些问题，基于当时的认知可能，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今天看来，有些信息虽然不一定准确，但作者对某些问题的思考以及真率表述却为此前研究者所不能企及。她同样认为二萧结合“多少有点别无选择”^㉖，并进而指出二萧同居期间萧军“频频发生外遇，对萧红感情上的折磨是非常严重的”^㉗。萧军面对极度困厄中的萧红所亮明的“爱的哲学”以及日后对这一情爱立场的践行，无疑是萧红获得“拯救”之后人生苦痛的根源。之前的男性萧红生平叙述者，或出于对萧军的崇拜而刻意美化，或认为这些属于家庭琐屑避而不谈。真相不彰就无法让人真正了解萧红内心苦痛的深巨，更无从对二萧关系作出一份理性判断。季红真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对二萧情感悲剧的生成并没有刻意回避，而是以所掌握的材料加以真实呈现。《萧红传》中大篇幅引述陈涓公开信，揭示萧红1937年夏离开上海去东京疗伤一事的原委以及旅日期间所遭遇的更为深重的情感创痛。20世纪70年代末，萧军虽然亦曾自述那段“无结果的恋爱”，但萧红1937年初突然返沪到底遭遇怎样的情形始终不为读者了解，更无从理解她何以返沪不久又北上访友。季红真将访谈梅志所得真相首次发布出来，挑破了关于萧军以及二萧关系的浪漫神话，更为了解萧红的苦难提供了全新可能。这显然不是对名人婚恋八卦的关注那么简单，相反，却是力图解开问题症结的探究。作家也是普通人，其婚恋、家庭情感生活，本就是生平叙述无法回避的重要部分。季红真以学术态度对待萧红的情感生活，为萧红生平叙述新局面的打开起了重大作用。

▲季红真：《萧红全传：呼兰河的女儿》，现代出版社，2016

▼季红真：《萧红大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传记作者往往出于对传主的“理解性同情”不觉生成讳饰甚至美化，真相因此而被遮蔽。1938年秋，萧红在江津白沙镇所产男婴之死，在季红真看来“无疑是萧红生活史上的又一个谜”^㉘，此前传记对此大多含混带过或语焉不详。季红真在书中保留了梅志等人对此事的看法，更为重要的是，她根据对白朗养女金玉良的访谈，述及男婴出生与死后萧红的态度，似在表明男婴之死与萧红的意志有关。数年后季红真可能担心资料引述的指向性会引起人们对萧红形象的质疑，因而《萧红全传：呼兰河的女儿》再次述及此事则作了详细的注释，提供梅志、白朗口述当时的精神状态和过往遭际，并倾向于孩子没有死，旨在缓解人们由此质疑萧红形象的压力。当然，没有确凿证据支撑，审慎结论也不是什么坏事。不过，从中可以看出季红真叙述这一事件前后态度的微妙变化。

在《叛逆者的不归之路》中，季红真充分阐释了萧红的创作思想，明确指出“萧红无疑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作家”^㉙；并把捉出萧红与同时代其他作家在思想上的深刻差异，认为她的创作“游离在主流政治思潮与意识形态话语之外，并因此受到同时代人的质疑，乃至批评和谴责”^㉚。论者显然跳出了长期以来加诸萧红及其作品身上所谓“左翼作家”“革命文学”的范囿，发掘其更为广阔的人类特质，可以说是近年对萧红创作进行全面价值重估的先导。另外，季红真对萧红创作中所流露出的女性意识的自觉亦有充分认知，并以之作为解释二萧分手的内在原因。在当时这自然是非常新鲜、卓越的见解。季红真还从感知方式、表达方式、讽刺才能等方面，揭示萧红那卓越的文学才华，这些无不体现出作为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季红真将生平和创作结合在一起，对萧红所作的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将基于“姐妹”视角的激情与专业性完美结合在一起。

四

无论“恋人”“情人”还是“姐妹”，不同的观照视角自然有发现亦有盲视。但可以肯定的是，有品质的萧红生平叙述与创作价值评价，毫无疑问都源于对观照对象深沉的爱。爱，不是同情。同情恰是真相的敌人。只是，关于萧红生平数量巨大、繁复而驳杂的叙述，大多就陷于无爱的泥潭里，产生大量粗制滥造、没有价值的文字。至于那些心术不正的炒作就更令人鄙夷，不值一提。萧红生平被一些人无耻地肆意消费，这自然是她生前无从预料的更大的悲剧。以上三种基于“爱”的观照，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但显然还是赢得了读者的尊重。

（叶君，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李慧军，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广西民族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项目“萧红创作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19SKQD20）

【注释】

①骆宾基：《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第6页。

②章海宁：《萧红画传》，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300页。

③⑥⑳叶君：《萧红与生命中的他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4、7、13页。

④刘心武：《萧红的魅力》，《读者俱乐部》2008年第12期。

⑤㉑㉒㉓㉔丁言昭：《萧红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第282、26、182、186、213页。

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⑱⑲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第2、18、124、130、136、144、51、55、58、167、164页。

⑯摩罗：《〈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载章海宁主编《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139页。

⑰刘禾：《重返〈生死场〉》，载章海宁主编《萧红印象·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第86页。

㉕㉖㉗㉘㉙㉚季红真：《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第4、3、4、355、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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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缚的女性？

——论萧红《生死场》中的性别启蒙困境

文 | 赵牧邓奕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最具悲情意义的一位女作家，萧红无疑是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长线上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出走的娜拉”等“五四式”的女性启蒙主题，始终在她的作品中有所表现，但是，作为文学上“起手式”的《生死场》，却因为九一八事变的刺激、“东北流亡作家”的身份，以及由此而起的激进的抗日情绪，而给她“打开了踏着政治史的刻度进入文学史的时间之门”^①。在这些政治化的阅读与阐释中，萧红诸多作品中左翼的、救亡的、阶级革命的主题不断被发掘出来，而那些有悖于这些主题的内容，比如作为“出走的娜拉”，在经历婚恋的失败和生育的痛苦后，所基于女性的脆弱和敏感而体验到的“可怕的寂寞”，则变成了她人生和文学中消极、灰色、落后的面向。但毕竟有鲁迅的褒奖在前，加之悲苦早逝的命运，所以在总体基调上，萧红在左翼作家阵营内部仍是获得肯定的，她那些“被狭小的私生活的圈子所束缚”的“弱点”，以及相伴而来的“病态”，也都能得到有限度的理解和同情^②。萧红这幸与不幸的辩证法，不仅给过往的历史留下一抹温情，而且给她在新时期以来重获肯定埋下了伏笔。原先她作为“后五四”女性对于性别启蒙的关注，也直到这时才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生死场》在这个过程中，也成为不断重访的对象。其中当然不无“新启蒙”的推波助澜，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方法的介入，也无疑是居功甚伟。在“新启蒙”视野里，萧红被认为“跟激进的左翼思潮保持了心理的距离”，并为她找到五四启蒙理想的源头^③。此间因为女性主义的介入，“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重新受到重视，并发展出对女性经验的挖掘。其中“女体”“生殖”“动物”“苦难”就成为关键词。而在这种情况下，萧红作为一名“出走的娜拉”的自我形象，及其在婚恋生活中的诸多不幸，也与《生死场》中受难的女性形象勾连起来了。

▲萧红：《生死场》，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然而由此建构的萧红作为“后五四一代”的女性启蒙者形象，及其在五四延长线上对于女性命运的思考，却充满了一种内在的矛盾：她虽然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却又时常感叹“女性的天空是狭窄的”，并因此总是给她笔下那些怀着希冀的女性安排了悲剧性的命运^④。这当然有着复杂的时代政治因素。比如民族救亡的危机不但限制了对萧红作品中女性自我意识的解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她这方面的探求，所以如何在民族和女性天平的两端寻求平衡，就成为阐释萧红时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并因此而发现她作为“后五四一代”知识女性所遭遇的，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娜拉走后怎样”的难题。像这难题虽在鲁迅那里已有揭示，但萧红的作品中，却无疑包含了最为切己的体验。作为萧红的代表作，《生死场》就是这切己经验的产物，而其中的弱女子金枝，则又反映了她的观念，堪称她真实心境的代言人。在其中，萧红不仅“复写”了诸多像她一样的“金枝”们所经受的自然生理“刑罚”、男性权力欺侮、时代政治倾轧，而由此构成的文本“幻象”，尽管无法全部纳入“觉醒与反抗”的叙事链条，却也毋庸置疑地有着强烈的反抗性，而这深藏在爱恨交织情感中的反抗，不仅指向了日本侵略者，并且涉及自然的、性别的、阶级的多重压迫结构。所以，实在有必要以《生死场》及其金枝为中心，在众多解读的缝隙和越来越多的赞叹中，重构萧红不断面对的性别启蒙难题，以及她在探索女性解放路径时所不经意暴露的五四启蒙话语可能有的破绽。

一、“抗日”的主题与“金枝”的出路

在新时期以来的众多解读中，金枝因为游离了《生死场》的“抗日”主题而受到普遍的重视。但在原先由鲁迅的序言和胡风的后记所确立的民族国家视角下，她作为一名命运多舛的乡村女性，却因为没有办法纳入“觉醒与反抗”的叙事中心，而不免多少带有一些令人费解的成分。如果说叙写“九一八”前后哈尔滨近郊农民普遍的生活，在乡野人物群像中反映苦难的现实，还多少带有左翼革命叙事的痕迹，但它所讲述的，却又不是一个阶级革命的故事，其中的一次反对土地增税运动，竟因为一场小小的意外，就偃旗息鼓了，接下来还是生老病死的无望循环。像这样“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竟占去三分之二篇幅，当然会让胡风觉得“对于题材的组织力不够”^⑤，但到了后面，萧红终于还是让日本入侵打破了这些“愚夫愚妇”蚁子般的“为死而生”，而他们中的大多数，终于“悲壮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所以从叙事转折上，这大体算是完成了必要的铺垫。从这个意义上，小说从二里半家的山羊走丢了开始进入农民灰暗的生活世界，就成了一个别具匠心的安排。因为山羊的丢失而打破了生活中的平静，这似乎暗示他们稳定的日常中其实并不缺乏波折。但“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⑥，不仅是在鲁迅代为写序的上海，这哈尔滨近郊农村也如此，二里半竟因为找羊跟人打了一架，“那个红脸长人”并不理解他的急切，而只在乎“你踏碎了俺的白菜”；这当然不过是一个乡村生活的插曲，但也表明即使此后面对日本人的暴行，他们自会有各自不同的反应，“抗日”的主题无论如何都只能从外部植入。萧红在这个问题上应是遵从了自己的经验，但她仍然让日本入侵打破这一切，所以到最后，二里半因老婆孩子被杀，将心爱的山羊托付给老赵三，而一瘸一拐地奔赴抗日前线。这中间虽然是经历了多重曲折，并不断地旁枝逸出，但毕竟从开端到结束，都可以纳入由胡风强调的“抗日”主题所确立的叙事结构，而“就是为了这样的结束，使得当时的读者们争相走告，并使日后许多文学评论家们大声喝彩”^⑦。

然而金枝这个萧红着力甚多的角色，却没办法在这里得到有效解释。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金枝突兀但却又重要的存在，让胡风感到不满，并因此指责《生死场》存在诸多的“短处和弱点”。这些胡风所谓的“短处和弱点”，已在后来的阐释中被重复了很多遍，其中题材的组织、人物的描写，都显然因为“抗日”的前提：如果不被纳入“觉醒与反抗”的叙事链条，就被当作无效的、冗余的、散漫的，就是没有“向着中心的发展”的。但其实金枝从恋爱的幻想、欲望的冲动，到婚后的生产、婴儿的夭亡，再到后来流浪哈尔滨而受奸污，这些琐屑但却有着因果关系的碎片并不能说是“散漫的素描”^⑧。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感受她性格的变化和态度的转移，而且能看到日本人的暴行所给她造成的恐惧和压迫。但她的反应却终究溢出了“抗日”主题：参与抗日集会的寡妇都高喊“千刀万剐也愿意”的口号，她却选择独自去了哈尔滨，而当她结束流浪重新归来，并见证日军挑破怀孕女人肚子的暴行后，王婆问她对于日本人的态度，她的回答竟仍是含混的。萧红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金枝从鼻子里作出哼声”，而后才说“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这当然算是胡风所强调的对“抗日”主题的回应，但紧接着她又“转到伤心的路上去”，做了一个大煞风景的补充：“我恨中国人，除外我什么也不恨。”^⑨从金枝诸多“恨”的对象中，我们可以理解加之于她的痛苦根源是多样的，也并不难明白，她所置身的社会中存在多种对于女性的压迫力量。当时即将卷入“两个口号论争”的胡风，之所以跟鲁迅一起强调“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其中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担心为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的“国防文学”口号，会忽视左翼革命文学对阶级压迫议题的关注。然而在阅读《生死场》时，他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态度，以为金枝偏离了“觉醒与反抗”的情感反应模式，自然也就抹杀了他所意在强调的“抗日”主题，所以才不免态度坚决地指出，“到都市去也罢，到尼庵去也罢，都走不出去这个人吃人的世界”^⑩。

▲林贤治编注：《萧红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

其实萧红也知道这个结果。从金枝的出场来看，她似乎有着“明丽”而又“新鲜”的性格，但萧红却无意给她安排一个美好的未来。“口笛不住地在远方催逼她，仿佛她是一块被引的铁跟住了磁石”，而就为着这诱惑，她“绕过人家的篱墙，躲避一切菜田上的眼睛，朝向河湾去了”。这看起来实在是温馨的一幕，她心里也一定有着幸福的憧憬，但很快成业就从浪漫的化身而成“两只脚的暴君”。她刚刚激起的恋爱幻觉，也被野性的欲望所填充，“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下面”^⑪。众多的女性主义批评，刻意从这里发现男性对于女性的身体宰治，但却忘了萧红其实也肯定了原始欲望的正当性，所以在性爱的暴虐书写中特别指出“一切音响从两个贪婪着的怪物身上创造出来”^⑫。而此后成业跟婶娘的对话，也预示金枝对于恋爱的幻觉、欲望的冲动，不过是走入了一个亘古的循环。因为婶娘“年轻的时候，姑娘的时候”也曾着迷于这种古典的浪漫情调。“九月里落着毛毛雨的早晨，我披着蓑衣坐在河沿”，然而婶娘也一下子从这美好的幻象转入情感的交互场景：“可是你叔叔，他从河沿拉到马房去，在马房里，我什么都完啦!”即便如此，她还是乐在其中的。所以紧接着强调“我欢喜做你叔叔的老婆”^⑬，其潜台词中除了爱情的幻象，也还有对原始欲望的回味，而这中间，不过是用不断唤起的久远的恋爱记忆表达对于婚后现状的不满罢了。从这絮絮叨叨而又自相矛盾的中年妇女的叙述中，不难发现从恋爱到婚姻的转变中，男性对于女性身体上的暴力，只不过是他们凭着原始的欲望冲动共同推动的前奏，悲剧的开端其实在于此后生产中的焦虑与经济上的压迫，而男性在这个过程中，才因为身体的优势、传统的因袭和制度的保障，逐渐占据了宰治的地位。或正因为这个认识，萧红在小说中铺排了众多生殖的惨痛场景，但却总让未嫁的少女表现出明媚可喜的样子。她们似乎都怀着爱的期待，而同时对婚后的日常显露出恐惧的神色。事实上，“愁嫁”也正是萧红笔下诸多女性所共有的特征^⑭。在这些人中，金枝显然更多了些懵懂，而又承担着未婚先孕的压力，所以此后她虽也是陷入亘古的循环，但却少了必要的应对能力。“刑罚的日子”似乎来得特别迅猛，即使侥幸挺过生殖的关隘，却还是在焦躁而又暴虐的男人那里失去早产的孩子。此后金枝的状况应是每况愈下的，等她再次出现时就已成了寡妇，而从隐秘的叙事心理来看，这或是萧红有意让暴虐的成业承担罪责了，但摆脱成业的金枝，却也没在身心上获得解放，而是更进一步陷入从都市到乡村无边的恐惧、欺辱和压榨了。

所以在这些恐惧、欺辱和压榨中感到幻灭的金枝，非但不能按王婆的引导而完全认同抗日的观念，反倒因为心思“转到伤心的路上去”，而将她的仇恨指向了“中国人”。王婆应该对此是深感诧异的，这是因为她并不知道金枝在哈尔滨的经历，而想当然地以为“哈尔滨一定比乡下好”。对王婆而言，她的前提是“村子里日本子越来越恶，他们捉大肚子女人，破开肚子去破红枪会”，但金枝在哈尔滨的遭遇中，却不仅对大街上的日本人心怀恐惧，而且受到了独身汉的欺辱。除此之外，所受到的压迫也一点不比村子里少。所以，到都市里去并不是出路，那么到尼姑庵去呢，却被告知那里的尼姑在“事变”之后，就跟着造房子的木匠跑了。这是一个饶有意味的细节，并在其中穿插了走投无路的金枝不忘提醒大肚子邻妇被日军开膛破肚的危险，以及五姑姑做义勇军的丈夫“死蛇一般爬回来”的情形。看似有意将叙事拉回到抗日的语境，但此外，萧红也以此确认宗教也不能提供救赎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胡风指出无论到哪里都“走不出去这个人吃人的世界”，然而与胡风不同，萧红也不认为抗日可以给金枝提供一条生路。所以，在萧红的认知和《生死场》所反映的现实里，日本人当然是邪恶的，但金枝所遭遇的苦痛，却并非全部来自他们。借用胡风的话说，“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是无所不在的，既如此，单单反抗日本人应无济于事。像这样的观念，其实在萧红那个时代的左翼阵营中是普遍存在的，而况她从中学时代就阅读五四一代作家的作品，受到五四新文学影响的同时，又积极参与左翼文化活动^⑮。众多评论家也正基于此，纷纷指出萧红在《生死场》里并非纯粹表达一个“抗日”的主题，而迷茫于像金枝这弱女子的出路，也贯穿在她创作的心理结构和文本呈现的现实苦境中。至于鲁迅和胡风何以会在民族国家视角下忽视作品中对左翼革命和女性启蒙的观照，则又从新时期以来“救亡压倒启蒙”论述中找到解释：不仅在社会舆论上民族救亡的危机，压倒了五四式的启蒙议题，而且这舆论的趋势也反映在《生死场》的阅读与接受中，并因此将对金枝的理解和阐释束缚在观念的锁链中了。

二、含混的“金枝”与“断裂”的文本

尽管金枝对于自己悲哀无助的命运的理解，是超越或消解了“抗日”的主题，但她悲哀无助的命运，却并不与抗日的内容相冲突。因为她承受的诸多苦难虽然并不是日本人施加的，但日本人的到来却无疑加深了她的苦难。自从天上飞来宣扬“王道”的飞机，路上不断穿梭“亲善”的汽车，“村中的寡妇多起来”了，但我们并不知道金枝是怎么成为寡妇的，而且萧红似也无意将成业的死跟日本人扯上关系。寄居到母亲家里的金枝显然过得并不舒心，这不单是因为更趋极端的贫穷，而且还有日本人造成的恐慌。在选择去哈尔滨碰碰运气之前，小说中曾出现一幕金枝母亲与王婆对话的场景：金枝的母亲“捉住两只公鸡”准备进城去卖，王婆拦住她闲话，她先抱怨“日子算是没法过了”，而后又向王婆“耳语”了一阵：“日本子恶得很！村子里的姑娘都跑空了！年青的媳妇也是一样。我听说王家屯一个十三岁的小丫头叫日本子弄去了！半夜三更弄走的。”金枝母亲与王婆都是老年妇女了，但她们所传播的这类见闻却显然并非是杞人忧天，因为接下来的一个夜里，王婆就险些被日本人抓走，是随行的中国警察给她解了围。那中国警察说：“谁稀罕她，一个老婆子！”随行的“中国人都笑了”。这不怀好意的笑中弥散着一股淫邪气息，并透露出一种人人自危的氛围。所以金枝的出走，跟日本人的到来有关，她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认识。临行前，她给母亲说：“这不都是小日本子吗？挨千刀的小日本子！不走等死吗？”^⑯她因此成为村上众多逃亡年轻女性中的一个。不但如此，她在逃亡路上“扮个老相”，并因为躲避日本人而滚下路边小沟的狼狈，这些都指向日本人的压迫。这些细节或不够生动，而且据葛浩文所言，萧红此前“也没有亲身目击日本侵略者的暴行”^⑰，但它确实有着强调金枝的苦境与日本人的暴行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葛浩文指出金枝流浪哈尔滨的一章“描述一个弱女子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中勉力求生的经过”倒也准确，但若以为“抹杀了作者在前部所激起的一点点抗日情绪”^⑱，就不免是带着偏见的皮相之论了。

▲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

这是因为葛浩文并不认为《生死场》是一部单纯以“抗日”为主题的小说，却又让人费解地单纯以“抗日”的标准评判这部小说最后三分之一部分。《生死场》当然不是一部单纯以“抗日”为主题的小说，但它确实又是关于抗日的，而这一点在小说的前后两个部分，都有着明确而又一致的贯彻。萧红以自己的情感和经验，理解并表达了家乡农民尤其是其中弱女子所面对的各种压迫，而日本人的到来不但新增了压迫的形式，而且加重了既有的压迫，并因此激发了他们的反抗，但如果反抗局限于抗日，却恐怕是远远不够的。这就是何以萧红选择在小说前面部分全景式地展示他们的生活，“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而不愿直截了当地将叙事线索都集中于“觉醒与反抗”的结构。即使在后面的部分，她仍借助金枝之口，质疑“抗日”之于女性的意义与限度。葛浩文的问题或在于，他认为萧红在《生死场》的前半部分充分调动了“个人日常观察和生活体验的素材”；而后面的三分之一，既千方百计突出“抗日”主题，但又没有相关经验，就只能够“以暴行的故事和谣言”这类并不足以采信的素材来“弥补此缺憾”，连自己“也没带多少感情”，当然“无法引起读者的共鸣”。比如小说中“总是从村民的聊天中常常提到孕妇被破肚以及年轻的妇女被带走、奸杀的传闻”表现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而“那些作恶的日本鬼子很少在书中真正露面，所以缺乏紧张的气氛”^⑲。这当然不无道理，但从这里却不难发现葛浩文先行认定《生死场》后半部分集中于“抗日”，并为此而希望感受其中的“紧张”和“共鸣”，而不能意识到乡村社会，偏偏最是擅长于传播种种“道听途说”的“故事和谣言”，即便这些“故事也谣言”是虚假的、夸张的、变形的，却也可能因为它们的四处弥散而让人们感受到真实的恐怖。事实上在传染病肆虐的时候，这些村民们也不断传播着“洋鬼子”给病人打针怎么可怕的流言，而这恰是他们表达恐慌的重要方式。所以，从传播“故事和谣言”这一点上，《生死场》后半部分仍大多基于“个人日常观察和生活体验的素材”，而表现了村民们在日军治下的惶恐不安。此间，“觉醒与反抗”只是他们生活的一个侧面，而更多的还是像小说的前半部分那样无望地挣扎于生与死的边缘。原来对他们构成压迫的“两只脚的暴君”主要是地主，如今则增加了日本人，而像金枝这样的女性更为不幸，无论日本人来去，她们都还在遭受男人的暴力。

很大程度上，葛浩文之所以强调《生死场》前后两个部分的“断裂”，是因为他仍受限于鲁迅和胡风的民族国家视角，而又以此作为辩驳的对象，认为并不存在他们所强调的“抗日”主题上的内在统一。在葛浩文看来，“抗日”主题是中途强加的，但他又以“抗日”作为标准衡量小说后面三分之一部分的审美价值，结果，这部分的审美价值反倒被“抗日”的有色眼镜遮蔽了。所以，他反对“把《生死场》前一百多页看成了准备日寇出场的序幕”的读法，相反倒认为这前面的部分才构成整个小说的中心，其中渗透了萧红“生”与“死”的相走相亲、相生相克的哲学^⑳，有意将她从“政治觉醒”和“抗日精神”的话语围困中解救出来，还原一个乡土的、女性的、诗意的、悲悯的文学形象。像葛浩文这样的企图，得到了极大的响应，不仅萧红的文学天才获得越来越多的肯定，而且从“断裂”的角度理解《生死场》，也逐渐成为一种主流范式。但它们之中的大多数，不是熟稔于理论术语的操练，就是执着于意识形态观念，等而次之的，则是在各种话术的迷障中将两者混搭在一起了。比如在“新启蒙”视野下，《生死场》的前面部分被认为表现了“生命意识的麻木”，这看似仍没脱离胡风的论调，但却站在肯定的立场上，而对于后面部分，以为教条而机械，则又在重复葛浩文的判断^㉑；比如女性主义的解读，不但将小说前后部分一分为二，而且将其中的人物按着性别一分为二，以为相对于投身抗日的男性，女性拒绝被“升华”或“移植”为民族主义主体，结果则又将有关阐释一分为二了：一部分是被置于对立面的民族国家视角，另一部分则认为萧红坚持了一种性别化立场，“该立场介入了小说表面上建立起来而实际上予以颠覆的民族主义话语”^㉒。葛浩文似乎对这些外部植入的价值立场不感兴趣，而更愿赞美萧红“不为题材所限的惊人之笔”，但这赞叹又引发《生死场》叙事美学的讨论，其中有论者从这种松散的结构中发现了它散文化、诗意化的特征，并将之作为理解萧红小说学的重要路径^㉓。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宋伟杰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所以归结起来，这些“断裂”论述虽是从葛浩文那里获得启示，但显然都将论辩对象指向了胡风“全篇现得是一些散漫的素描，感不到向着中心的发展，不能使读者得到应该得到的紧张迫力”的批评之语，并借以挑战他们所认为的“经典现实主义”审美原则。而且饶有意味的是，金枝的不幸遭际及其对于抗日含混的态度，又都成为这些“断裂”论者所热衷于选用的例证，并因此将之与萧红的人生经历关联起来了。事实上，在《生死场》中发现“自传性”因素并对之作出知人论世的解读，这是葛浩文最熟稔的方法。他之所以视《生死场》为一部“断裂”的文本，就是认为萧军、舒群、罗烽等男性友人的政治态度影响了萧红的创作，所以她才会中途强加了“抗日”的主题，而因为“萧红认为她所能写的与她或萧军认为他应该写的之间的距离”，即使在小说中以“抗日”为主题的后半部分，也呈现出“断裂”的表征。他所找到的证据，就是有关金枝流浪哈尔滨的部分，“描述一个弱女子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城市中勉力求生的经过”，跟“抗日”主题并无多少瓜葛，却因为掺杂了太多萧红个人的惨痛经历而有着“不为题材所限的惊人之笔”。与之相反，像老赵三在群众抗日宣誓中那段“不当亡国奴”的发言，就被视为一场“闹剧”^㉔。然而吊诡的是，有关金枝流浪哈尔滨的描写，恰恰因为在传达萧红个人经验上的成功，却又被认为“抹杀了作者在前部所激起的一点点抗日情绪”。像这成功与失败的辩证法，让一切又回到最初的结论上，即葛浩文一再强调《生死场》并非成功的抗日小说，它最好的部分是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在严苛的自然和社会条件下东北农民的生死劫难，这部分跟抗日没有关系，但后面的部分却错误地将主题限定在抗日上，所以总体上是失败的，然而在这失败的部分，却因为萧红自我经验的渗入，则又在它不怎么抗日的地方显露了她不为题材所掩的才情，有着感人至深的力量。

三、文本的“金枝”与“萧红”的难题

将个人经验的有无作为审美判断的前提，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葛浩文先行认定《生死场》后面三分之一部分是以“抗日”为主题的，并因为其在这一主题上的“失败”，而否定萧红观念上的“抗日”却是不无偏颇的。强行将《生死场》判定为“抗日小说”，与寻章摘句否定其内在的抗日意识，都可能有着想当然的成分，而知人论世的解读并没给葛浩文提供更为客观的视角，原因很可能就是他不自觉地陷入了“觉醒与反抗”的路径依赖。事实上，萧红在创作观念上受到萧军等人影响的传记材料，既不能从文本中否定萧红在小说后半部分仍保留了充分的乡野趣味，而且忽视了现实中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萧红的抗日意识，其实还跟她中学时代的经历有着联系。那是在1928年，南满洲铁道式会社计划铺设吉林和敦化之间的铁路，而当时的民间舆论普遍认为，如果这条铁路开通后可以直达朝鲜，日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发兵东北，所以，为了防止引狼入室，就有爱国学生掀起了抵制运动。萧红兴高采烈地加入其中，但游行却像演戏一样，不断变换抗议的对象，而她也有一种看戏的心态。即使游行队伍被警察开枪冲散了，她很多年以后忆及此事，念念不忘的竟是自己的影子在商店橱窗上的情形，而“那些受伤的同学们的照片，好像现在的报纸上躺的伤兵一样”^㉕，也给她一种疏离感。像这样的疏离感，既可以归结为“朴素的爱国情感”，也可以联系到金枝抗日的消极态度。金枝回答王婆的那段话，总被反复引用，但相比此中的愤恨，她在寻访尼姑庵时的茫然，可能更能与萧红共情：尼姑跟木匠跑了，她不知下一步该到哪里去，而一个大肚子女人站在跟前，她禁不住提醒她王婆说起的传闻，于是这孕妇抱怨不该听从母亲建议结婚，而她或想起了当初在成业那里所受到的诱惑，就在这时，庙后爬出一个满脸带血的男人，他是五姑姑家的，但接下来却是“五姑姑垂下头，和睡了的向日葵花一般”^㉖，这应是《生死场》中最为动人的场景之一，但它所涉及的主题，除抗日外却一言难尽。其中五姑姑和大肚子女人也都是伤心人，但最为伤心的却是金枝，因为她们正经历的，她已经历过了。她们要么有受伤的男人需要侍弄，要么肚子中的孩子还可期待，她却只能茫然着，不知道往哪里去。值此情景，金枝应不会有萧红那样的善感，但像萧红从报纸上躺着的伤兵而想起多年前“那些受伤的同学们的照片”，却可能正是金枝对于五姑姑和大肚子女人所经历的一切的感受。

所以，金枝和萧红隔着文本的空间实现了情感上的互通。在众多的解读中，金枝被当作了萧红真实心境的代言人，这当然是有道理的。葛浩文就曾在分析金枝的恋爱时，发现她是跟萧红一样都很容易被男性吸引：很多人在论及萧红的背叛家庭时，总将之与反叛传统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更可能跟她容易受到诱惑有关，“尤其是对于年轻、英俊、主动的异性追求，更是缺乏抵抗力”^㉗。金枝就是受了成业诱惑，但当她克服母亲的阻力和乡亲们的流言而结婚后，成业也像其他男人一样，对她变得冷漠、残暴和无情起来，而这正如萧红所遭遇的背叛一样。此后她在怀孕、生殖、苦恼于男性暴力、哈尔滨流浪以及遭遇孩子死亡这些事情上，也跟萧红相仿佛，所以叶君在详细考证萧红生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金枝“是萧红自我形象的投射”^㉘。像这样联系起来，当然是极具启发性的，但若追根溯源，则又是胡风最先作出有关金枝出路的判定，更犹如政治谶言一般预示了萧红的命运。当然，就《生死场》发表时的情形看，胡风对于萧红的文学还是寄予厚望的，他们私人关系上也还没有出现后来的紧张，所以，尽管不满于种种游离于“抗日”主题之外的枝蔓，但要求作品中的人物朝着“时代需要”的方向前进，这本就是左翼批评家们惯常的表达习惯，而他之于金枝应没有超出文本之外的影射。但有关于未来尤其是关于金枝一般弱女子的出路，萧红显然没有胡风那样的信念，而即便像她一般接受新式教育，几经波折逃出了家庭，勉强可以过上卖文求生的“亭子间”生活了，她仍时时迷茫于自己的处境，感叹男性的压迫，而当金枝看到五姑姑在男人像死蛇一样爬回来时，却像“睡了的向日葵花一般”垂下头，猜她心中所涌起的也许就是萧红对男性的抱怨。

▲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所以将金枝和萧红联系起来，就将阐释的动力归结到女性经验的强调上。以女性经验对抗民族国家，这可能是一个普遍的共识。聂绀弩曾经回顾他与萧红的谈话，说“你所写的那些人物，当他们是个体时，正如你所说，都是自然的奴隶，但当他们一成为集体时，由于他们的处境同别的条件，由量变到质变，便成为一个集体英雄了”^㉙。这不过是将胡风所谓“这些蚁子一样的愚夫愚妇就悲壮的（地）站上了神圣的民族战争底（的）前线”的文学批评用语，转换成了左翼阵营内热衷的辩证法套话了，但这样的套话，却不仅对于作家笔下的人物，而且对于作家本身提出了政治要求，希望他们完成从“个人英雄”向“集体英雄”的转变。萧红显然与这样的时代要求有着巨大的差距，而证之以《生死场》，她笔下的金枝就在这个意义上得到强调，认为同样作为弱者“性”的她，“毫无疑问首先对着弱肉强食的世间的不合理性（自然的'刑罚’、暴力以及其他）抱有强烈的抗议的感情”，而如此，借着金枝之口发出的萧红的抗议，就被赋予“与单一的'抗日’这一主题相抵触”的价值^㉚。从这个意义上，冒着“抹杀抗日感情”的风险而对于自己所感受到的众多跟男性、跟传统、跟社会有关的苦痛表达抗议的金枝，理应站在跟萧红同等地位的。然而孟悦和戴锦华，却认为她像乡民一样“心理结构尚未进入主体阶段”，“不仅被自然、被欲望，而且被历史、被传统、被因袭的观念”所限制，过着“没有主体的生活”^㉛。这也不过是借流行话语转述了胡风的判断“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的生殖，乱七八糟的死亡”，“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底（的）威力下面”。不同的是，胡风将改变的希望寄托在“觉醒与反抗”上，而孟悦和戴锦华则更愿意相信改变传统农村生产方式，使她以及像她那样的村民才能实现动物性生存向主体化生存的转变。

然而萧红可能不会完全同意这样的议论。孟悦与戴锦华虽是以女性主义的姿态重新审视萧红的作品，但她们却又抱持了启蒙主义视角，这一点与胡风的民族主义其实并无本质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她们都是作为自觉的知识分子，从高处看待乡土社会中的人物的，而萧红在跟聂绀弩谈话时，就曾指出鲁迅的小说之所以调子低沉，也是因为这个原因。鲁迅笔下的那些人物，“多是自在性的，甚至可以说是动物性的，没有人的自觉，他们不自觉地在那里受罪”。萧红对于鲁迅的小说当然是肯定的，并且认为自己开始也是这么“悲悯我的人物”，但她后来却改变看法，“感觉自己不配悲悯他们”，因为“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甚至发出“我的人物比我高”的感叹^㉜。像这样的感叹可能不必当真，但至少让我们明白，她对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已有所怀疑，她并不像孟悦和戴锦华那样相信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就可以改变金枝们的处境。实际上，若是细读文本，就会发现萧红其实在《生死场》中已经作出充分的暗示，比如老赵三从年轻时就一心想摆脱土地里刨食的命运并作出过多种尝试，可惜他这些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而金枝的男人成业也并非安于现状的人，他后来在摔死小金枝时所表现的狂躁，恰恰跟火车通行导致他畜力运输破产有关。这一点已为季红真所注意到，并尝试将之归入“东北近现代文化史进程”中加以考量^㉝。可见在萧红的视野里，现代化并不能改善金枝们处境，甚至于相反，可能会加重她们的苦难。小金枝就是在这时无辜而又可怜地失去了生命。不但如此，所谓动物性生存，可能存在于萧红对于那些村民们苦难生活的看法中，但她对于这样的居高临下，的确是有所反思的，这不仅表现在金枝对“抗日”的质疑中，而且这样的质疑也存在于王婆那里，像王婆这么要强的女子，萧红显然更多充满了认同，她对女儿冯丫头的复仇教育，就是这认同的一个重要表现。但不幸的是冯丫头后来牺牲了，这对她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时她却对通知女儿死讯的黑胡子一再发出质疑：“那孩子死的时候，你到底是亲眼看见没有？”而对于得到的答复，诸如“革命就不怕死，那是露脸的死”之类的高调，终究是将信将疑。像这样明确的自我意识，显然不能归入“尚未剥离动物阶段”的启蒙主义判词。但从那之后，“王婆什么观察力也失去了！不自觉地退缩在赵三的背后”，难得的女性意识的曙光熄灭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萧红就此拥有裁判的资格，而只说明她跟笔下的女性一样被“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压迫着，苦于找不到终极的出路罢了。

（赵牧、邓奕，广西大学文学院。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现代作家的'延安道路’及其当代意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2020BZW183；广西壮族自治区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政治·文学·社交：三维视野中的左翼文化圈——以萧红与华岗的交往为例”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YCSW2021004）

【注释】

①③季红真：《对着人类的愚昧——序〈萧红作品集〉》，《小说评论》2006年第2期。

②茅盾：《呼兰河传序》，载《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705页。

④李福熙：《论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3期。

⑤胡风：《读后记》，载萧红《生死场》，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第123页。

⑥鲁迅：《小杂感》，载《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第147页。

⑦⑰⑱⑲⑳㉔㉗葛浩文：《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第53、54、55、54、58、54、47页。

⑧⑩胡风：《读后记》，载《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147、145页。

⑨⑪⑫⑬⑯㉖萧红：《生死场》，载《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1，第136、67、67、68、127、1073页。

⑭陈千里：《〈生死场〉：女性对“家庭”的恐惧与颠覆》，《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⑮季红真：《萧红年谱（上）》，《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3期。

㉑摩罗：《〈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