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时期
的东北医学统制
——以满铁医疗卫生机构
为中心的研究
王玉芹
摘 要：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殖民者在中国东北设立了满铁。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移植殖民统治台湾的经验，在东北开启了殖民医学，设立了诸多医疗卫生机构，建立了完善的医疗卫生统制体系。然而，这些殖民医疗卫生设施是满铁推进殖民地经营的重要手段，自始至终都是为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政策服务的。医疗卫生被殖民者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考量，其真实目的是保障和维护东北在住日本人的健康，掌控东北地区医疗卫生大权，怀柔安抚中国人，减少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反抗斗争。
关键词：满铁；殖民医学；后藤新平；医疗卫生；殖民地经营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抢夺了沙俄在“南满”的铁路权益，并设立了满铁，后藤新平凭借老资格被举荐为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相信依靠军事占领只是“霸道”，文明的利器应是创办学校、医院的“王道”，即在东北以铁路、教育、卫生和科学研究为中心，推进“文装的武备”。为此，殖民当局在东北则只能通过包括公共卫生事务在内的快速现代化成就展示，以证明其殖民事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后藤新平及其后继者们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颁布卫生行政法令、设立制度化的卫生行政机构、创办技术设备先进的医院、医科大学和研究所、改善公共卫生等，在东北开启了殖民医学。
一、满铁医疗卫生统制体系
的确立与实施
“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医疗服务网络体系，这一体系主要由诊疗机构、医育机构、研究机构和保健所等组成，其地域范围涵盖满铁附属地和关东洲。
1. 开设医院
满铁开业后，在其铁路沿线设立了很多医院，规模较大的医院有满铁大连医院、奉天医院、长春医院、哈尔滨医院、辽阳医院、铁岭医院、安东医院、鞍山医院和营口医院等。到1925年，每一个满铁附属地市街至少有一家正规的现代化医院，其医院总数达到16个。[1]其中日本人最为称道的是设立最早的满铁大连医院，日本人号称其为“东洋第一”。满铁大连医院设立于1909年，前身大连病院。设内科、外科、小儿科、皮肤科、泌尿科，后增设眼科、耳鼻喉科、妇产科和牙科等科室。医院设立时从业员39名，至1927年3月增至488名，不包括分院。[2]为了满足日本殖民统治需要，满铁又设立了沙河口分院、金州分院和同寿分院。除开设分院外，为维持医院的正常运作及为侵略战争服务，大连医院还建有很多附属设施，包括图书馆、护士养成所、护士宿舍和接生婆讲习所等。在附属地外，也有满铁系统的吉林东洋医院、哈尔滨医院和奉天医院。满铁所属每一所医院都具有野战医院的功能，同时医院所需所有医疗器械都由陆军管辖的药品库提供。
位于大连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本社
2. 设置医学教育机构
为确保逐渐增加的“满洲”在住日本人的健康，殖民当局将医师的培养列为首要急务，并设立多所医科大学，包括“满洲”医科大学、盛京医科大学和新京医科大学等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满铁系统的“满洲”医科大学，殖民者欲将该校打造成殖民医疗政策的根据地。该校建于1911年9月，是我国东北最早的高等医学校，1922年3月升格为大学。《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指出了该校成立的目的：“在'南满洲’普及医道是满铁的文明使命，也是安抚中国人的要诀，所以应尽早成立医学校。”[3]该校除进行医学教育外，还进行与此相关的调查研究工作，同时致力于日本和朝鲜移民保健问题的研究，并发行刊物。1940年，该校成立了开拓医学研究所，动员全校教授及医务人员进行移民保健研究和实地生活指导。为出色培养“开发满蒙”和为侵略战争服务的医务人员，该校千方百计收集人体标本，从证人证言和实物都可证明该校曾进行过活体解剖。同时，该校还采取去墓地收集、接受奉天监狱死尸、赴死刑场解剖等残忍手段收集人体标本，并将收集到的人体标本大量运往日本。据南满医学堂第一届学生崛江宪治回忆：“在用于1904、1905年鼠疫大流行搭建的临时板房里，武田先生（后调入京城大学）教授解剖学，因为没有骨学教材，四名日本学生和一名中国学生分成组，夜里冒着零下五六十度的严寒和危险，挖掘北陵墓穴，中国人学生和日本人学生都用功学习，竭尽忠诚。”[4]此外，为向日本移民“开拓团”提供医师，1939年，关东洲厅以旅顺医院为基础开设了旅顺医学校，1942年根据日本文部省命令该校改称旅顺医学专门学校。为向日本屯垦移民提供医师，分别在哈尔滨和佳木斯开设了开拓医学院，前者附属于哈尔滨医科大学，后者在佳木斯新建校址和附属医院，1941年改称佳木斯医科大学。
3. 设置卫生科研机构
满铁卫生研究机构主要包括卫生研究所和兽疫研究所。满铁卫生研究所建于1925年，主要生产牛痘苗和菌苗，供日军和满铁社员及日本移民使用。所长依次为金井章次、儿玉诚和安东洪次。1938年日本关东军接收该所，1939年该所划归731部队管理。此后，遵照731本部命令，该所“更多的是从事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及副伤寒杆菌、斑疹伤寒立克次体和多种病毒（天花、脑炎等）及跳蚤、蚊子、虱子等微生物、昆虫的大量培养方法和环境对微生物的影响的研究，直接为日本进行细菌战服务”[5]。在研制细菌武器的过程中，满铁卫生研究所同731部队本部一样，也极为残忍地使用活人作细菌试验。据担任过关东州厅警察部长的潮海辰亥供认：“1944年2月至3月间，哈尔滨石井细菌部队所辖的大连细菌研究支队（即大连卫生研究所），要求我批准用赤十字社大连病院的活人作细菌试验。我记得曾批准过一次，将一个（中国人）作了细菌试验。”[6]这些被残杀作为“实验材料”的中国人，绝大多数是抗日爱国人士、抗日游击队员和无辜百姓。满铁兽疫研究所设立于1925年10月，所长是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博士葛西胜弥。建所后，研制成功牛疫、猪霍乱和炭疽的血清预防液、家禽霍乱血清、结核菌素、鼻疽检验液等十余种生物制品。1938年，满铁兽疫研究所由伪满大陆科学院接管。除上述两机构外，日本设在“满洲”的医疗卫生研究机构还包括新京千早传染病研究所、长春卫生技术厂和陆军兽医学校等。
满铁长春医院
4. 开设保健所
日本侵略者由于不适应东北气候，很多人患上结核病，而且死亡率极高，大多患者都回日本内陆疗养。1920年，日本殖民当局成立了“满洲结核预防会”。1927年，在时任满铁卫生课长金井章次倡议下，决定在大连小平岛设立了“南满洲保养院”。该院开业后，患者众多，很多患者等待住院。鉴于此，1937年满铁再次投资300万日元，新建了一批结核疗养所，包括南满洲保养院分院、奉天保养院、抚顺保养院、新京保养院和哈尔滨保养院等。[7]1938年3月先后开院，入院患者立刻爆满，经常出现有病人无床位的问题，于是，满铁又利用沙俄在东北建立的病院建筑，在吉林省新站设立了新站保养院。满铁经营的普通医院也收容结核病患者，满铁直接经营的医院和保养院共有1000张结核病床。然而，无论是满铁医院还是疗养院，其药价和各项费用都是极其昂贵的，因此绝大多数就诊患者都是满铁社员或其家属，能够前来就诊的中国人，主要是汉奸和有钱有势的阔佬，至于普通中国百姓是难以进门的。殖民当局是按照日本利益设定这些医疗卫生设施的功能，满铁通过这些设施，进一步掩盖了殖民侵略的本质，同时也加强了文化侵略的力度。
二、满铁医疗卫生机构为
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
服务的特性
满铁医疗卫生机构是为完成日本国策使命在殖民地设立的殖民医疗卫生机构，这就决定了其自始至终都为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服务的特性。
1. 积极支持“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遵照关东军司令部指示，满铁长春医院立即腾出多张病床，准备大量药品和治疗设备，收容在前线战斗负伤的日本官兵。9月19日清晨5时，按照铁岭卫戍医院要求，满铁长春医院立即提供汽车和司机，完成了正在交战中的宽城子至铁岭卫戍医院之间负伤士兵的运送。同时组成紧急救护班，向铁岭卫戍部队多次提供药品和绷带。9月19日下午5时，长春医院收容重伤者3名，晚8时收容南岭战场负伤士兵3名，20日收容负伤士兵36名。长春医院共收容负伤士兵42名。[8]9月21日，根据铁岭卫戍部队长的建议，将正在收容负伤士兵的满铁长春医院第6病栋和第3病栋，作为铁岭卫戍医院长春分院，收容负伤士兵，直至11月13日。满铁长春医院院长、护士长及三名护士作为卫戍医院的战时工作人员，负责负伤士兵的治疗看护。满铁长春医院在诊疗前线负伤士兵的同时，还组织两次施疗。第一次从1931年11月11日至12月11日，地点是长春西四马路吉林陆军医院；第二次从1932年4月15日至5月15日，地点是大经路民众学校。为减少更多中国人对日本的反抗，施疗者将施疗时间和地点等做成广告牌四处张贴，同时做成宣传单，发放给朝鲜人居留民会和普通学校学生。两次共诊疗5871名患者，共投放5813剂药品。[9]1935年3月，为救治关东军从苏联手中接收“北满铁路”时负伤的士兵，根据地方部长指示，满铁新将医生1名，药剂师2名，护士12名，中国人勤杂工5名，分别派遣至绥芬河医院、穆棱诊疗所、阿什河诊疗所、双城堡诊疗所、昂昂溪医院、哈尔滨精神病院、哈尔滨中央医院、牙科治疗所等。至6月23日，只有5名中国人勤杂工回到满铁新，其他医护人员都转诊到满铁哈尔滨铁路医院。此外，满铁大连医院还积极参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七七事变”后，该院在大量收治日军伤病员的同时，联合满铁其他医院，组建一支规模庞大的武装侵华医疗部队，全面担当华北驻屯军伤病员的救护和华北派遣社员的卫生防护。
2.“七七事变”后，满铁医疗由“殖民地医疗”向“战时殖民地医疗”转变[10]
事变前，为了确保东北在住日本人健康，满铁非常重视东北公共医疗卫生建设，体现了满铁“殖民地医疗”特征。随着“七七事变”尤其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东北在住日本人成为日本殖民当局充实后备兵力资源的补给源泉。日本学者浦城满之助曾说：“在产业开发、国防强化、民生振兴的同时，确保人的资源是满洲国的基本政策。”[11]满铁医疗卫生完全服务于日本“战时体制”，服务于日本对外侵略国策，将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在了如何完成战争上，因此以地方农村为中心的医疗卫生事业明显混乱和停滞。为了强化医疗卫生统制，将医疗人才和医疗物资等医疗资源配置到与战争密切关联的场所。第一，强化对医疗技术者的统制。“七七事变”后，鉴于前线急需大量西医，满铁不仅整备抢夺过来的医疗教育机构，创办新的医学院校，缩短学制，进行医师、护士的培养，而且改造和利用现有医师、中医和药剂师等，同时增加日本教员，实施带薪加班制度，致力于实地医疗技术者的快速培养。1939年以后，不仅年轻教员，而且医科大学的毕业生甚至在读学生逐渐被送上战场。据伪满医科大学毕业生回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年轻的教员逐渐减少。1943年以后，高年级的日本人学生也逐渐被招募进入军队，还未毕业就提前成为军医了。”[12]对医疗技术者的强化统制和战争优先的人员配置体现了满铁战时殖民地医疗的显著特征。第二，强化对医疗物资的统制。医疗物资是国民健康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物资。“七七事变”爆发后，殖民当局医疗物资需求大增，满铁将药品、医疗器械和器具的输入、配给等实施一元化管理，卷入战争统制的轨道。第三，强化对医疗行政权的统制。“七七事变”后，殖民当局卫生行政转为以保健保民、人的资源保护为中心的战时国防体制。因此，满铁医疗卫生行政机构也进行了反复扩充，实质反映了满铁医疗行政权逐渐被强化。
3. 为日本殖民统治培养医师
根据日本殖民统治的需要，从1909年起，满铁大连医院每年冬季召开医学例会、医学座谈会和讲习会，对满铁系统各医院在职工作人员进行业务培训。例如，1938年在大连医院分别召开第289次大连医学会例会和第84、85、88、90次皮肤科座谈会，1940年在大连医院三楼讲堂召开第296次大连医学会例会。此外，“南满医学堂设立发案于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是以教授日中两国学生医学，培养未来满蒙地区活跃医师为目的”[13]。1922年南满医学堂升格为“满洲”医科大学。该校从创设到闭学的34年时间里，共培养中日医师2680多名，药剂师300多名。其中中国医师1000名，药剂师70多名。可见日籍医师远远超过中国医师。多年从事“殖民地医疗史”研究的日本学者饭岛涉曾评价说：“与其说满洲医科大学是殖民地大学，不如将其看作设在满洲的日本医科大学。”[14]根据日本军方需要，该校毕业生被分配到东北各地以及南方。分配到东北的毕业生，有的被派遣到伪满洲国军医学校，有的成为满铁青少年义勇队开拓团常驻医生，大多数毕业生就职于满铁。以1928年至1935年间575名毕业生为例，其中430人就职于满铁各医务部门，占毕业生总数的75%。[15]同时，为了保证医护人员能够派遣到殖民者所需要的偏远地方或者重要部门工作，该校实行有条件的奖学金制度，只要毕业生在规定时间内、在指定场所进行工作，即能获取丰厚的奖学金。
“满洲”医科大学主楼
4. 对关东军细菌部队的支持
满铁医疗卫生机构曾给予关东军731细菌部队大力支持。设立于1925年的满铁卫生研究所，1938年以后划归关东军731部队管辖。此后，该所业务调整为主要制造血清和疫苗，供731部队本部和各支队研制细菌武器之用。据《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介绍：“该卫研所备有五六百个石井式细菌培养罐，在细菌室用于大量生产……”所谓石井式细菌培养罐，就是石井四郎研制的细菌培养容器，采用铝合金制作的方箱，取代了一般玻璃制作的罗式培养罐。“一个铝箱相当于数十只罗式瓶的容量，每个细菌战基地部队和支队，往往配备此箱数百只或数千只，因此，他们月生产可达数十或数百公斤的浓缩细菌浆液。”[16]满铁卫生研究所存放数百个石井式细菌培养罐的事实可以证明，研究所直接参与731部队研制细菌武器的罪恶活动。此外，伪满洲医科大学曾为731部队培养了大批为其“开发满蒙”和侵略战争服务的医务人员。据史料记载，731部队本部较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大都毕业于该校。如731部队著名专家中黑秀外一、肠道传染病研究专家仓内嘉久雄。731部队支队——大连卫生研究所所长安东洪次、731部队第二代部队长北野政次都曾担任过“满洲”医科大学教授。任教期间，该校地下室饲养着用于北野进行细菌实验的动物，该校成为他们进行细菌试验和活体解剖的魔窟。如果北野实验成功，100细菌部队附属单位长春卫生技术厂将根据其研究成果生产细菌。该校生理学教授绪方维弘主要研究以发汗为主的高温环境下体温调节生理学，后来根据“北满开拓的进展必然要求”，研究题目更改为耐寒体温调节反应，他与731细菌部队进行活体冻伤实验的吉村寿人关系密切，该校曾给予吉村在耐寒研究方面很多协助。731部队生理学专家、从事耐寒的研究正路伦之助坦言：“满洲医科大学的生理学教室也协助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研究。”[17]此外，731部队没有脑外科，据说与脑相关的试验“都运到满洲医科大学进行”[18]。
5. 对日本殖民医学研究的促进
日本殖民者认为，“疾病是日本殖民统治最大的威胁”。因此，满铁设立后，非常注重关乎日本国策的与满蒙开拓相关的保健卫生问题的研究。然而，满铁关于开拓地卫生问题研究是随着时局变化逐渐推进的。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卫生研究所和隶属于满铁的“满洲”医科大学就已进行“满洲”开拓卫生问题的研究。“满洲”医科大学卫生学和生理学教室主要进行与移民衣食住相关的研究，微生物学教室主要进行满洲流行传染病研究，病理学教室主要进行满洲地方病的研究。只是当时研究的范围局限于“南满”的气候和关东洲、满铁沿线日本移民的生活。“九一八”事变后，大量日本移民纷至沓来。满铁便多次前往移民入殖地和地方病多发地带，调查整个东北的风土气候，同时将流行性传染病、地方病的研究列为重要课题。满铁调查研究内容包括“满洲”日本移民住房、饮食、水质等，主要由满铁卫生研究所和伪满洲医科大学共同完成。“关于住房研究，由卫研的田中文侑和满大三浦运一完成；关于饮食研究，由卫研紫藤贞一郎和满大安部浅吉完成；关于水质研究，由卫研儿玉得三负责。”[19]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殖民当局将近视、免疫、激素、维生素、放射线等都列为重要检查项目，采取各种措施增强国民体力，从中可以看出医学研究的军事化。满铁越发认识到开拓卫生的重要性，便在“满洲”医科大学内设置开拓医学研究所，旨在动员全体医务人员加强开拓民保健问题的研究及实际生活的指导。伪佳木斯医科大学也非常重视开拓地卫生问题的研究，“1940年8月进行开拓团卫生调查……1943年8月新建开拓医学研究所、1944年4月开设附属保健妇养成所、1945年4月成立开拓保健团和召开佳木斯结核讲习会”[20]。因此说，满铁医疗卫生机构和“在满各卫生机构一样，医学研究的目的是贡献于国策”[21]。
从以上可以看出，满铁医疗卫生设施给予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大力支持。
三、日本殖民医疗的实质
及对东北的影响
殖民医学的宗旨是为其侵略和殖民政策服务，这在保障殖民者健康的同时，又实现了殖民者在卫生方面的领导权，实现了对中国百姓的安抚。这种殖民性质的医学卫生事业，打破了社会发展规律，摧残了民众的民族自信心。
1. 保障和维护东北在住日本人的健康
满铁在东北开设的医疗机构中，没有一所是专门为中国人诊治疾病而设立的，有些医院根本不收治中国人。伪大连赤十字病院在1934至1937年间，门诊住院患者1.5万人中全部是日本人和欧美人，没有一名中国人。[22]日本人也毫不隐讳地概括殖民地医疗卫生特点是“日本人本位”、“利己的”。[23]
2. 操纵控制东北地区医疗卫生大权
日本殖民当局在对东北医疗卫生强力统制的同时，制定一系列医药卫生规定和管理规则，不仅对中国医务工作者进行严格限制，还限制中国人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正当权益。满铁制定的医疗卫生管理规则主要包括《医学进修规则》、《医师管理规则》、《会社公医规则》、《卫生研究所规则》和《保健所规则》等等。满铁发布的这些规则明文规定官公立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权、经营权和技术权必须由日本人掌控，中国人只做一些辅助工作。通过发布这些规则，满铁欲利用“法则”的形式，操控东北地区一切医疗卫生事务大权，而且通过限定各种“资格”，极大地限制了中国人从医的权利。
满铁大连医院
3. 怀柔、安抚中国人，减少对日本人的反抗斗争
日本殖民者踏进东北后，便遭到东北人民的强烈反抗。东北民众自发组建义勇军、“红枪会”和自卫军等团体，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斗争。在此情况下，为了怀柔、安抚中国人，日本殖民当局便积极着手改善东北医疗卫生条件，遏制疫病的流行，同时向内蒙古等地派遣诊疗班，极力宣扬日本文化。殖民当局极力讴歌日本医学对内蒙古地域居民的恩惠，然而满铁在内蒙古地域施疗的真正意图在于，“满铁系统的蒙古产业公司在购买蒙古牛马以及其他家畜之际，为防止当地人民的反对，必须怀柔当地的有力者。给予家畜输送沿途居民很多福利，使他们对公司持有好感”[24]。此外，殖民当局利用中医参与各种疾病防治活动，其目的是抑制中国人对殖民当局卫生措施的反抗。
日本当局借鉴殖民统治台湾的经验，在中国东北开启了殖民医学，设立了诸多医疗卫生设施。这些医疗卫生设施总体上较之中国原有医疗设施具有门类齐全、医疗技术先进等明显优势。然而，日本士兵与移民大量死亡是殖民当局开展医疗服务和改善卫生条件的重要动力，同时医疗卫生也是满铁推进殖民地经营的重要手段，因此这些医疗卫生设施在疾病预防、治疗之外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考量，自始至终都是为日本殖民侵略和殖民统治服务的。台湾学者陈孔立曾评价:“殖民主义进行开发和建设，其动机是卑鄙的，一切都是从殖民母国的利益出发，却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不得不为殖民地留下一些'遗产’。”[25]同时，日本医学家们在东北进行了医学犯罪，起到了日本军国主义邪恶帮凶的作用。
注释（向上滑动阅读）：
[1]曲晓范：《满铁附属地与近代东北城市空间及社会结构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
[2]满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补卷，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刊行会，1964年，第142页。
[3]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1919年，第866页，藏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
[4]辅仁会·满洲医科大学史编辑委员会：《柳絮飞舞——满洲医科大学史》，辅仁会·满洲医科大学史编纂委员会，1978年，第654页。
[5]顾明义等主编：《大连近百年史》下，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87页。
[6]佟振宇：《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第121页。
[7]李娜：《后藤新平与东北殖民卫生统制体系》，《外国问题研究》2005年第1期。
[8]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室地方部残务部整理委员会：《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9年，第455页。
[9]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室地方部残务部整理委员会：《满铁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9年，第456页。
[10]“殖民地医疗卫生”是指为了确保殖民地人民健康和为维护统治在殖民地实施的医疗卫生。“战时殖民地医疗卫生”是指因为战争或者为了战争在殖民地实施的医疗卫生政策及相关措施。
[11]浦城满之助“今日の救疗問題”、“仁爱”1941年第2期。
[12]齐红深：《见证日军侵华殖民教育》，沈阳：辽海出版社，2005年，第257页。
[13]末永惠子：“帝国医療と医学犯罪——15年戦争期の満洲医科大学の医療活動と医学研究”、福島県立医科大学医学部人文社会科学講座内“総合科学研究会报”、福島県立医科大学総合科学研究会、2005、1頁。
[14]饭岛涉 『疟疾と帝国———殖民地医学と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広域の秩序』東京： 東京大学出版社、2005、128 頁。
[15]孙玉玲：《“满洲”医科大学与日军细菌战》，《东北沦陷史研究》1997年第3期。
[16]王玉芹：《满铁卫生研究所与731细菌部队》，《东北史地》2012年第6期。
[17]辅仁会·满洲医科大学史编辑委员会《柳絮飞舞——满洲医科大学史》，辅仁会·满洲医科大学史编纂委员会发行，1978年，第33页。
[18]末永惠子“戦时医学の実態”東京：树花舍、2005、57頁。
[19]江田宪治“満洲医科大学と“開拓衛生”、“三田学会杂志”第97卷2号、111-112頁。
[20]儿玉健次“十五年戦争と佳木斯医科大学”、“日本医学医疗研究会会志”2007年第7卷1号、20頁。
[21]松村高夫“満鉄の调查と研究”東京：青木书店、2008、362頁。
[22]孙秉岱、徐元辰：《帝国主义侵略大连史丛书》，大连：大连出版社，1999年，第138页。
[23]松村高夫“満鉄の调查と研究”東京：青木书店、2008、362頁。
[24]桥本乔“物語当年”、“満洲医科大学创立二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满洲医科大学1936，344頁。
[25]陈孔立：《台湾历史与两岸关系》，北京：台海出版社，1999年，第82页。
本文原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8期
作者简介：王玉芹，研究员，吉林省日本侵华历史研究中心（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研究中心）副主任，长期致力于满铁史、中日关系史、中国东北史研究。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