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亨索伦家族的旗帜
作者｜孙一洲
《弗里德里希大王》
在二战后的西方，歌颂战争英雄渐渐不再是历史研究的主流，还原这些史诗人物的微观侧面甚至阴暗角落才是学术领域的正确导向。而在亿兆子民和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眼里，世界上一些地方的历史故事总脱不开小打小闹的嫌疑。这一点在军事史中尤为明显。评书画本构建的军事传说是个人武勇的闪光结合人多势众的陪衬，百万大军、千里奔袭才配得上说书人的韵律。至于近代欧洲或日本战国那些寸地尺天间的争雄，经常在互联网上被半是戏谑半是沙文主义地称为“群架斗殴”，从王侯将相的韬略变为地主村长间的纠葛。
从威风凛凛的腓特烈大帝变成弗里德里希大王，弗里德里希·霍亨索伦·冯·普鲁士在汉语世界中名称上的降格意外契合了中西方视角下各自的主旋律。弗里德里希的军事思想很大程度上是由他本人于死后出版的《七年战争史》和克劳塞维茨的论述所奠定的，很难说没有拿破仑时代德意志人的民族自尊心作祟。要构建出一位更加立体的“大王”，军事成就就只是其人的一个方面。这本传记的作者就能相对平视地看待传主，甚至略过了军事史大书特书的几场战役，就是为了反映弗里德里希个人及其治下普鲁士的社会生活。出于同样的原因，作者也没有遵循严格的编年顺序，反而彰显出弗里德里希性格和命运中的那份坚定或顽固。
1942年纳粹德国拍摄的电影《伟大的国王》中弗雷德里希大王
另一厢，坊间一直传有英帝国的帝号承袭自莫卧儿帝国的稗官野史，因为根据权力仪轨的制度史考据，帝号代表着统治力的至高无上和权力来源的神圣性。1701年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之所以选择以普鲁士的名义称王，主要是因为另一块辖地勃兰登堡属于神圣罗马帝国。本着天无二日的原则，不应该有另一位国王。不过这样的理解本身就浸透了千年帝制传统，欧洲语境下的the Great都是对统治者历史地位的肯定，不能用治下疆域直接度量。腓力二世和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帝国号都称日不落，却没有被尊为大帝，显然和历史机遇有关。在这个意义上，也许翻译成大帝、大王还是大众点评都无伤大雅。
在成为“在普鲁士的国王”后，困扰霍亨索伦王室最大的问题就是勃兰登堡和普鲁士这两块主要领地互不接壤。血债累累的近代史把普鲁士和军国主义一起钉上了耻辱柱，不过在立国之初，先军政治确实是出于四战之地带来的不安全感。北德平原无险可守，混居着德意志与斯拉夫族群，更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惨遭瑞典部队来回蹂躏，用了几十年才恢复了民力。后人心目中的弗里德里希大王主要来自他死后商人们贩售的酒杯、钟表、鼻烟盒等周边产品，总是穿着朴素的制服，仅仅以黑鹰勋章的星星为点缀。这事实上更接近他父亲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日常状态，1725年后，这位“士兵国王”就只穿过一件上校军装。可普鲁士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和大北方战争中都只是配角，他在位近三十载未逢大战。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让他把战争热情投入到日常生活，把自己严苛的为君之道延伸到家庭教育中，用鞭笞士兵的方式教育子女。弗里德里希的姐姐威廉明妮回忆，老国王在得知她包庇弟弟逃跑后，直接照着脑袋把自己的长女打到不省人事。
弗雷德里希·威廉一世
也许不符合教科书印象的是，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这副蛮横做派，非但不是容克地主的化身，而是容克们的暴君。“我要摧毁容克的权威，我要实现我的目标，使我的君主权威稳固如青铜铸造的岩石。”他打破了父祖的合作态度与刑不上大夫的贵族潜规则，对容克们严刑峻法，甚至派出武装民兵围捕贵族子弟，强迫他们从军，接受社会规训。普鲁士相对偏僻的区位让军官和县长成为统治机器的关键，两者都受国王垂直管理。这个机制的效率明显高于法国和奥地利的对手，但也不用夸大普鲁士体制的优越性，因为裙带关系、贪污腐败、推脱阻挠和无能失职在任何时代都与官场密不可分。在尚且小国寡民的普鲁士，这套机器也需要历代君主事必躬亲才能维持运转，没有垂拱而治、高谈阔论的余地。普鲁士国王要像中世纪国王一样经常四处巡视，协调农业生产，甚至要主理平民的婚丧嫁娶。后来弗里德里希的宠臣冯·霍伊姆伯爵就钻了空子，打听君上出巡的路线，事先安排下属定点驱逐流浪狗和乞丐，粉刷路旁的房屋并当天借给了农民漂亮的衣服。
脸谱化的戏说历史喜欢把暴君和昏君混为一谈，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显然属于前者而非后者，因为他并没有打着宽人严己的小九九，而是身体力行，节衣缩食。他为自己建过的唯一一幢建筑是猎人小屋。受过父亲毒打的威廉明妮公主作证，她的父王认真考虑过退位去当乡绅。后见之明的社会科学喜欢夸张进步和传统的对立，可彼时的普鲁士根本没有值得夸耀的文治武功可保守。王国的两块主要领土一块是购买，另一块是继承获得，连王冠也要靠国际政治中跟风站队。普鲁士的军事传统像所有源远流长的传统一样，一开始都是错进错出的权宜之计。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没有战事也意味着普鲁士部队的主要职能是充当仪仗队。老国王唯一的癖好就是校阅军队。没有太多军事经验的他痴迷于人高马大的形象，甚至专门为大个子士兵提供动作迟缓的马匹。当1740年弗里德里希第一次将这些骑兵带上战场的时候，奥地利人发现这些不幸的载具完全是在向手中的斩马刀插标卖首。
弗里德里希·威廉更知名的轶事就是他招募了一支平均身高两米的巨人掷弹兵团，给自己充当卫队。坊间传言，他会派人从欧洲各地诱拐或绑架身高伟岸的巨人充军，连身材高大的女性都有可能被绑来和这些巨人结婚，以繁衍新一代巨人。重要的不是这种机械又病态的审美暗合后世纳粹的残忍雅利安人种学，而是老国王像很多口头上的战争狂人一样，军事素养非常堪忧。十八世纪的战争已经是阵列和枪炮的天下，一支过于显眼的缓慢部队可谓是移动的活靶子。弗里德里希大王继位后便解散了这支巨人军团，让他们的历史角色仅限于曾经每天在柏林的王宫前踢正步。这帮巨人的花销是其他军团的四倍，却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个子工程。由此可见上位者哪怕极端自律，也会让取之尽锱铢的公帑如泥沙一样倾泻在冠冕堂皇的开销上。
霍亨索伦家族的国王和王位继承人的关系就像最初的国土一样彼此互不相交，父子兄弟叔侄之间总是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倾向和脾性。弗里德里希·威廉对当时如日中天的法国古典主义呈现出“我蛮夷也”的盲目自信，杜绝一切“西方文化”渗透到宫廷中。可文化之于封锁，恰如暖风之于高墙。哈布斯堡最杰出的军事家欧根亲王见面后就发现，王储弗里德里希满脑子法国人的观念。这种差别主要是基于两代普鲁士君主各自的教养和禀赋。独断的老国王不喜欢议事讨论，往往要求下级呈送书面报告供他裁决。可奇怪的是，他到十岁时还不能认全字母表，去世时留下的遗嘱也不忍卒读，大小写混用，连王宫所在的波茨坦也拼写错了，他麾下官吏要执行这些意识流般的政策，难度可想而知。弗里德里希大王却堪称文武双全的一代天骄，不但著书立说，有专著、诗作和曲目传世，还是一位颇有造诣的长笛演奏者，甚至上战场都要携带自己心爱的乐器。
位于柏林林登大街的弗雷德里希大王雕像
士兵国王所能想到的最好消遣就是一堆军官抽烟、喝酒、说脏话的“烟草会议”，在儿子六岁时就送给他一支配有火炮的整编连队。他看到了儿子居然展露出文艺的才华，大有恨铁不成钢的架势，根本无法容忍这些“娘娘腔”的爱好。日本有过一个创意小品，身为黑社会老大的父亲发现儿子极其叛逆，一心求学上进。弗里德里希·威廉对王座继承人的育儿之道大致类似，不但像教官一样詈骂殴打，还像教导主任一样查抄捣毁了儿子的藏书窝点。年轻的弗里德里希不堪羞辱，策划了一次失败的出逃。此后直到父王驾崩，长期受到侍从的贴身监视和督导，用填鸭式的军训、狩猎和豪饮培养大男子主义。事实上，王子偏爱男性的程度较之乃父不遑多让。比如1746年，弗里德里希发现他和弟弟海因里希亲王在争夺同一位漂亮的侍从约翰·弗里德里希·冯·德·马维茨，造成兄弟反目，事后还为了宽慰弟弟，说那位娈童“肌肉松弛，还有淋病”。当年弗里德里希·威廉曾为了恫吓出逃未遂的儿子，当着他的面将他的男性密友冯·卡特中尉斩首，堪称取向矫正的前身。
七年战争中的普鲁士军队
可惜这样的雷霆手段也改变不了一个人的底色。公允地说，弗里德里希·威廉虽然粗鲁，但对妻子分外宠溺，对婚姻也比较忠诚，膝下子女众多。父王在世的时候，弗里德里希煞费苦心地向他的父母展示自己的婚姻完全正常，可刚一登基就和王后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分居，早早断言自己不会有子嗣。1748年，王后想参加在夏洛滕堡举行的庆典，甚至要卑微地向王室总管弗雷德斯多夫求情。顺便一说，这位弗雷德斯多夫正是国王的贴身男仆和终身宠臣，只有在国王出征时青睐一个英俊的骠骑兵，才被短暂逐出过帅帐。1757年，为了躲避奥地利一支军队，王后途经波茨坦，第一次见到她丈夫兴建了十年的无忧宫。伊丽莎白·克里斯蒂娜王后平静地接受了这段形式主义的包办婚姻，更加虔诚地皈依宗教，甚至更加仰慕自己传说般的丈夫。
哈布斯堡君主国历史上的唯一女性统治者玛利亚·特蕾莎
可惜，弗里德里希大王既不稀罕妻子的品行，更不尊重妻子的信仰。作为新教国家，国王也是境内路德宗和加尔文宗在名义上的教会首领。十七世纪后期开始，正统的路德宗已经日趋僵化，爆发了虔敬主义运动。老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深受影响，指定由虔敬派教徒担任随军牧师，让普鲁士的军旅文化染上了很强的宗教气息。弗里德里希大王对宗教权威就缺乏敬意，他刚继位时，就曾用武力轻易压服了美因茨大主教选帝侯和列日的采邑主教，加深了他对神职人员的轻慢。直到晚年，有一位路德派牧师当面斥责弗里德里希不敬畏上帝时，他只是冷冷嘲讽对方讪君卖直，根本无意成全教士的主动殉道。他甚至驳回宗教法庭，批准了一名男子想和寡居姨妈结婚的请愿，可见他无论于公于私都丝毫不在乎礼教大防。离经叛道的启蒙哲人拉美特利，在他的庇护下写出了伤风败俗的《哲人特蕾莎》，是十八世纪最畅销的情色书籍。无忧宫的大门上挂了许多辱骂他的大海报，他命人把海报往下挪一挪，以便过往的人们能看清海报上的内容。个人素养、瞩目成就和专制权力给他带来了不假外物的自信，根本不需要男性气质或忠贞信仰来装点门面。
弗里德里希大王如此鄙夷宗教和权威，除了自己不幸的童年经历，还受到了同时代法国思想启迪。他与伏尔泰和达朗贝尔通信多年，还参加并组建了自己的共济会。启蒙文化的正面是把宗教权威还给了人，其中强调感官的唯物主义和享乐主义暗合弗里德里希宫廷里柔和慵懒的华丽雅宴。启蒙运动的反面则是强调理性的精英主义，轻视生命力旺盛的庶民精神，又是弗里德里希个人性格和审美的真实写照。他参与设计的宫殿呈现出杂糅的洛可可风格，见客时穿着绣满银线的白色丝绸套装。在收藏艺术品和豢养艺人上，普鲁士国王也会和同时代诸侯贵胄相互攀比。他在文学和音乐上更加自信一些，但也更暴露他的品味越来越不合时宜。他在位期间正是德语文学的发轫期，可他在1780年专门用法语写了一本名为《关于德意志文学：可以批评的缺点、导致缺点的原因和改进的方式》的小册子，把德语文学形容成盲人试图描述色彩，尤其点名嘲讽歌德就是莎士比亚的拙劣仿品。他还鄙视新兴的德语市民剧，把小说剔除出文学的范畴。日耳曼史诗《尼伯龙根之歌》“连一枪火药都不值”，因为中世纪就是“愚昧的一千两百年”。二十世纪的历史学花了半个世纪，就为了证明这种粗暴的中世纪观是启蒙运动反对宗教的文宣。
弗里德里希身为北德意志人民的君父，崇洋媚法乃是公开的秘密。1743年复兴的柏林科学院从机构名、章程到官方语言都是法语，连主要成员也是法国人。在获悉自己的新任秘书迪厄多内·蒂埃博不会德语时，弗里德里希非常满意，因为德语会污染言辞的纯洁性。他甚至对一名本地女孩拥有美妙歌喉的传闻嗤之以鼻——“我的马唱咏叹调都比她强”。不得不承认，弗里德里希完美承袭了启蒙思想家的文人毒舌。模仿伏尔泰的《奥尔良少女》，他写于1748至1749年的长篇讽刺诗《守护神》对法国以外的所有国家开了地图炮，比如荷兰人笨口拙舌、英国人腐败懈怠、葡萄牙人渎神淫乱。至于随后在七年战争中临时易帜，拯救了普鲁士四面受敌困境的俄罗斯人，被他写成自从彼得大帝之后才会直立行走。
身为一代雄主，弗里德里希当然写过一些正经东西，最知名的就是1740年出版于海牙的《驳马基雅维利（或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考察，附历史和政治笔记）》。书中弗里德里希旗帜鲜明摈弃君权神授，主张君主应该平等对待臣民。该书最后一章讨论的内容如今值得摘录：“战争如此充满不幸，其结果如此不确定，其后果对国家是如此具有毁灭性，因此君主在发动战争之前应该三思。我说的不是他们施于邻国的不公正和暴力，而是他们的臣民所直接承受的不幸。发动非正义战争的君主，比古代的任何暴君都更为残酷和冷血。他们将有义务保护的无数人的幸福献祭给自身冲动的激情。”
与伏尔泰相谈甚欢的弗雷德里希大王
就在该书出版后不到三个月，弗里德里希乘着神圣罗马帝国主少国疑，悍然入侵了西里西亚，开启了传奇的军事生涯。这位在《驳马基雅维利》中指责侵略战争的作者甚至没有费心编造借口，热衷于歌颂自由和抨击教会的启蒙文人更不在意这种心口不一。伏尔泰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你会知道我的好朋友普鲁士国王的胜利，他反对马基雅维利的文章写得这么好，同时又立即像马基雅维利的英雄一样采取行动…”在1742年7月普鲁士签订《柏林条约》，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伏尔泰就急于推动造神的篝火狐鸣，率先为自己的这位国王朋友兼笔友冠以“大王”的称号。当年路易十四自诩太阳，也得不到伏尔泰如此尊崇。“反马基雅维利”的弗里德里希恰似马基雅维利笔下的切萨雷·波吉亚，知识渊博、精力充沛且专横傲慢，更不介意阴谋和背叛。霍亨索伦家族最后实现连通东西的野望，并不是靠兵戈，而是瓜分波兰的结果。在给昔日对手玛丽亚·特雷莎女皇的信中，普鲁士“大王”依然坦诚、刻薄而故我：“叶卡捷琳娜二世和我，绝对是强盗。我只想知道她会如何对神父忏悔自己的罪过？她取得波兰时哭了；她哭得越多，分得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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