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云不共此山奇——王利器
作者|张义春
出于川中名宿向宗鲁先生之门，学有本源，根柢深厚，平素勤勉刻苦博闻强记；虽一九五七年一九六六年拂逆横来，人所不堪，仍孜孜以求，手不释卷，所治遍及四部，尤长于笺注古籍。
——中华书局编审刘宗汉所拟王利器之墓志
在人们价值认定中，王利器是响当当好汉一条。但这样的认定似乎还有折扣。要把王利器的英雄看清楚，应该与钱钟书进行比对。王利器的能耐应该不在钱钟书之下。只不过钱钟书作了个叫《围城》的小说，让吃洋饭的夏志清捧了几把，所以，卖大白菜的也知道有个有学问的叫钱钟书，而王利器的文章都是些干货，不把《康熙字典》翻个散三五十过的很难弄明白他的道理，所以，我孩子那个常常为自己作为知识分子待遇低而不平的语文老师，也不知道王利器是个有学问的。
据内行透露，钱钟书的学问博大精深，但时有硬伤，且这硬伤还可以被那些偷着读白话《史记》的博士娃娃发现，但王利器的文章却针扎不进，水泼不入，那些已经把中国传统文化典籍背个乱熟的白胡子们，也对王利器心生敬畏，同时，王利器他自己就是挑别人毛病的行家，如果哪个不小心得罪了他，那绝对有你好看的。
钱钟书做了不少学问，但业内已经有定论，在中国做学问最多的还是王利器。
他学究天人，确乎不拔，著述数量之多，涉及面之广，无人可比，全部著作约二千万字，程千帆戏称他为“多宝道人”， 海外学界惊呼他为“千万字富翁”。 王利器曾出版《新语校注》《盐铁论校注》（后改《盐铁论校注增订本》再版）《风俗通义校注》《颜氏家训集解》《文心雕龙新书》《文心雕龙校证》《文镜秘府论校注》《葛洪论》《文笔要诀校笺》《历代笑话集》《历代笑话集续编》《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郑康成年谱》《宋会要辑补》《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九龠集校订本》《越缦堂读书简端记校录》《水浒全传》整理本《耐雪堂集》《晓传书斋文史论集》《王利器论学新著》等。
一、神人风度
王利器四川江津人，生于1911年，卒于1998年，字藏用，号晓传，书斋名为“善藏其书，所以善待其用”。“利器”二字出自《论语》——“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王利器七岁入家塾， 二十岁后考入江津中学、重庆大学高中部。毕业后先在达材中学任教半年，后考取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所写论文《风俗通义校注》。被学校推荐参加国民政府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会考，以满分公布为“荣誉学生”。再后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历任四川大学、成华大学、西北大学、北京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曾在文学古籍刊行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
1、少有才名，一副对联名动家乡
王利器打小受教育良好。他出生于四川江津一富裕家庭。父亲王章可性儒雅、喜读书。耳濡目染之下，王利器养成了读书不懈的习惯，也具备了高过同辈的手段。在启蒙老师刘昌文指导下，王利器先死记硬背传统典籍，等上了路，就试着做文章、对对子、做诗、做四六、做律赋……1934年，王利器考入江津中学，始接受现代教育。十三年的私塾根底已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入学初，一位同学去世，学校举行追悼会，王利器心中凄楚，代表新生送挽联一副：
逢君却又别君，叹砥砺无缘，红树青山人已去；
相见争如不见，恨文章憎命，素车白马我方来。
这副挽联文字典丽、对仗整齐，特别是别开生面。当时追悼会上送挽联者不下百余副，多有大人先生之妙作，但相形此联均有不及，王利器因此声名鹊起。
2、侠肝义胆、品行高贵
1941年11月11日，王利器正在北大文科研究所读书，受知于傅斯年。忽传来他往日老师向宗鲁逝世，随后师母牟红仪也拍来电报，希望他西上峨眉，送向宗鲁灵柩归乡安葬。王利器立刻向傅斯年请假。到峨眉后，经过一番交涉，学校补发向宗鲁一月薪水约三百余元，另派一校工陪王利器扶灵去向宗鲁家乡小湾。隔山隔水，路途遥远，学校补发的薪金仅够峨眉到江津北岸中渡街的费用，而从中渡街到龙凤场小湾，还有好几十公里的旱路，因为要雇用不少挑夫，走这段旱路所需费用将比水路行船更高。没有解决的办法，王利器心一横就上路了。
王利器一行在平羌江畔登船。船入大江，滩多水急，峭壁如削，怪石峥嵘，一叶扁舟在急浪间颠簸，水手的身影成了弧形，九十里大站，七十里小站，终于平安到达目的地宜宾。这时，后面的路费已经全无。为解燃眉之急，王利器将创业银行全部股金抽出作后面的路费（以前写墓志铭获赠的润笔之资），组织起一班三十六人的苦力队伍，或抬灵柩，或挑书箱，浩浩荡荡压地银山一般上路。到了小湾，见过师母、太老师，安放毕灵柩，布置好灵堂，此事才完结。
这段行程历时一个多星期、近五百多公里。时在成都的庞石帚先生听闻此事，曾作寄调《木兰花慢》以记之：
傍青峰望远，乱云外、故人稀。
似海燕飘零，荒椽愁寄，残社须。
征衣。对花溅泪，梦羌村、何地浣尘缁。
眼暗黄垆旧影，鬓添明镜新丝。
峨眉。多事买筇枝，山鹤怪眠迟。
剩灯床乱帙，礼堂谁写，穗帐空披。
凄凄。一棺水驿，费侯芭、双袖万行啼。
魂断平羌月冷，夜深来鉴虚帷。
此词凄切动人，以侯芭负土起坟，安葬杨子云事为典故，盛赞王利器“行芳而名高”。
另据欧阳健介绍，1981年7月，还未知名的他北上京城观书访学，准备拜会王利器。欧阳健来到王利器的府上，王利器的热情顿时让他意外。王利器给他滔滔述说自己的丰功伟业，答应给他将要出版的《水浒新议》作序。欧阳健要代同事金燕玉查《世界文学》，王利器不仅告诉他报刊藏于柏林寺分馆，更热心陪他前往，教他如何办理手续……欧阳健担心太过麻烦别人不好，提出自己按王利器指点去办就是，而王利器却硬是庖代到底。
3、出手大方、喜好藏书
王利器的收藏对俗文学的研究功不可没。初到北平时，为得到一本日本影印的《世说新语》，他曾横下心出手一根金条。此书后来成为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出版宋本《世说新语》的底本。这一豪举，使得他名声远播，趁机到手很多精选本。陈老莲装裱成册经折本《水浒叶子》，郑振铎不以为宝，但王利器看中了。后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之宋江像，就来自该书。他说服郑振铎以公款收购了《八旗艺文编目》全部书目，为初兴的《红楼梦》研究事业打下了良好的资料基础。
文革被抄家后，王利器藏书一部分被人民文学出版社抄走封存，一部分被北京市文物管理处接管，另外一些书则被红卫兵毁坏、散失。落实政策后，只还回不到三分之一---一万余册。这些清查还回来的图书，有些被单位编号，有些盖上公章或藏书章，其中部分有“江青藏书之印”，“康生之章”和“康生”字样。
4、任情任性，不谙世故
王利器身体瘦削，一天工作十小时，吃粮不够半斤。然豪迈壮阔，激情洋溢，千仞振衣，万里濯足。他八十二岁时自称“年方二八”。每有论文发表，便用所得稿费宴请友好同志。据坊间传说，1958年反右时，为了凑够名额，人民文学出版社党委找他谈话，要分配给他一顶右派帽子，问他有什么意见。他一拍胸脯，当时立即表示服从分配，声称，兄弟我一介书生，能为我党做些啥？现在党尴尬、没出豁，说不得，快把那帽子拿来。为此，不仅降了工资，还被九三学社开除了社籍。
文革中，王利器下放“文化部五七干校”向阳湖烧开水，后到丹江一连，任务是看管桔子树。在他的“桔树管理记录”中有：“现有桔树情况（桔树85株；砧木6株)”和“72年1月29日上午，羊群由山上沿公路下来，啃坏路边桔树三四株之多，时上午十时许”的记录。此时，连里传说个别人向江青写进忠信而调回北京，有人对他说起此事，他很不以为然地说：“我没这个本领”。
二、“大拿”与“降龙手”
王利器是新中国真正研究古典小说戏剧的开拓者或先行者。1980年，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再加增订，易名为《文心雕龙校正》。《报日人民》曾评为“《文心雕龙》从此有了可读之本。”《盐铁论校注》尤有可叙之处。当时郭沫若、杨树达、马非百、王诤佩诸先生同治《盐铁论》，王利器在众多强手中，独造胜境，所获多有他贤所不及。郭沫若曾致书誉之。1953年5月27、28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他的《水浒与农民战争》一文。在学术界，甚至思想文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此文标志着王先生已真正踏上了通俗小说研究这一新兴阵地。其后，有关论文连篇累牍、相继刊布，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不过王利器非专业红学家，红学仅只古典文学研究的一部分，以两点较为突出。一是考据派“大拿”；一是天授“降龙手”。
1、考据派“大拿”
王利器才不胜今人无以为才，学不胜古人无以为学，论证周密，气识宏深。作为考据派“大拿”，其著作有《〈红楼梦〉研究论文集》、《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其中发现兴廉《春柳堂诗稿》有四首诗和曹雪芹有关，属其主要红学成就，对研究《红楼梦》作者问题和版本问题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在有关曹雪芹生平的材料中，《春柳堂诗稿》发现较晚却最受重视。据王利器介绍，北平解放以后，有人要把家藏之《八旗艺文编目》中著录的一批书出让，他听从郑振铎意见，介绍文化艺术局买下，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在查点这批书时，他发现这部《春柳堂诗稿》中有四首和曹雪芹有关的诗，向未为人所知，便在1955年撰写了《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一文，认为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可以解决曹雪芹生平研究中的四个重大问题。
（1）确认雪芹“姓曹，名霑，字梦阮，号芹溪居士”，“这不仅证明了曹雪芹号芹溪，暗合甲戌本《红楼梦》第十三回末脂批“因命芹溪删去”之说，也纠正了周汝昌之“溪”字可能是'悉’字之写误，说明了曹雪芹的字叫做梦阮。
（2）确认“曹家败落后，雪芹是住在北京西郊”，“雪芹的村居，宛然是傍山近水人家，在那里，给雪芹布置了一个'不如著书黄叶村’幽静而美丽的写作环境。”
（3）暗示“曹雪芹的善画和清宫画苑的关系”，“雪芹'举家食粥’卖画求生之日”，毅然拒绝“当达官贵人的清客，或画苑的供奉”，决心“从事《红楼梦》的创作，来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
（4）确认曹雪芹“年未五旬而卒”，否定了过去红学研究者“由于太死板机械地去看敦诚《挽曹雪芹》的'四十年华付杳冥’一语”，“算定曹雪芹只活四十岁，而又坚持贾家即曹家之说，于是硬派曹雪芹是过继之子曹頫的儿子”的观点。
发现兴廉《春柳堂诗稿》有四首诗和曹雪芹有关而外，王利器另与吴世昌认为脂砚斋是曹雪芹叔父；依据康熙五十四年三月初七日曹頫上康熙皇帝的奏折，又以张宜泉诗题下的小注相佐证，证明曹雪芹乃曹颙的遗腹子，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与冯其庸、陈毓罴、刘世德主曹雪芹卒在“壬午”（1762），力辨曹雪芹葬于张家湾，墓石是真；1957年曾发表《关于高鹗的一些材料》，拓宽了高鹗研究视野。
王利器说，“自从我发表《重新考虑曹雪芹生平》之后，隔了二十五年，我又写了《马氏遗腹子·曹天祐·曹霑》一文，发表在《红楼梦学刊》1980年第4辑，主要抓住了十三年这一重要线索，去论证马氏遗腹子就是曹天祐，曹天祐就是曹霑。——我还在1979年写了一篇《大观园在那里》的论文，发表在吉林《社会科学战线》1979年第一期，主要指出大观园是曹雪芹精心设计的一幅建筑蓝图，是一个为贾宝玉和金陵十二钗生活而创造的典型环境，既不在南京，也不在北京，就在《红楼梦》里，提出对这些年来'大观园热’的我见。我认为把恭王府作为大观园纪念馆，我完全赞成；说恭王府就是大观园，我保留我的意见”。
2、天授“降龙手”
王利器读书过目不忘，写作文不加点，“议论证据古今，出入经史百子”；因为有如此的道行，行为作态免不了跋扈气盛、踔厉风发——顺其心则喜，逆其心则怒；天高两三寸，地厚一鱼鳞，抬头天外觑，天我一般人。解放后红学家中，他是周汝昌的克星，也是让周汝昌望而生畏、甚至闻风丧胆的人物。王利器大周汝昌七岁，开始时，对周汝昌的成就，王利器也予以肯定，曾经说过周汝昌那小子还有些出息，其关于曹雪芹卒年的考证，表现出新一代学者的虎虎生气。
但后来，因为不识高低，周汝昌就让王利器感到不快，于是，王利器就被窝里磨牙——怀恨在心，倚着有些道行，就专门拿他消遣。那刺耳甚至残酷的批评，特别是抖开文献、引经据典的英雄气，直让作贼心虚的周汝昌老爷子色若死灰，双目茫然无见。要说周汝昌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有乾坤大挪移的手段，多彩多姿，惊才绝艳，飘如浮云，矫若惊龙，六十年来，在风波诡谲的红学江湖中得心应手，履险如夷，也曾欣欣然不知所以，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谁料到有王利器这秤杆的准星，周汝昌顿时就现出了“裘千丈”斤两，活生生的一条“龙”竟然蜷曲成小蚯蚓，恶鬼见钟馗——不得不老实。
话说1976年，周汝昌《红楼梦新证》又一次修订出版，他继续讨论曹雪芹生年问题，继续鼓吹曹雪芹生在“甲辰”（雍正二年），也是一时胆大，竟然摸开老虎的屁股，对王利器的“乙未”（康熙五十四年）说进行批评。同时，这重印的《红楼梦新证》，周汝昌不仅失于打点，而且王利器主动索求，他竟然衙门里打电话，官腔官调——我说利器同志呀，这我可得批评你了。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个《红楼梦新证》，就在你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印的嘛，你自己留一册就是了。当然了，我也不是不可以送你一个的，可你应该知道的，我是非常忙的……这样，王利器一则臊了，一则恼那周汝昌目中无人，加之其乃天真烂漫之人，醒来明月，醉后清风，喜怒出于心臆，不比那些饰词掩意者，于是雷嗔电怒起来，拉下脸来以他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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