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起香港》的责任编辑陈甜认为，这本书本质上像是香港和张爱玲的对话，它不完全是以香港，也不完全是以张爱玲为目的的；书中的每一章都提炼出了一个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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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心村对《缘起香港》的责任编辑陈甜不吝溢美之辞。“在这本书还没有完全写完的时候，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编辑陈甜自己找上门了，她问我说黄老师你是不是在写一本关于张爱玲和香港的书？她说她一直就想要出这么一本书，我本来是想写一组系列文章，因为我觉得（文献）展览里放不进去的内容，可以把它放到文章里，当时其实想可能会是本书，但被陈甜这样一问一逼，就逼出一本书来，本来想薄薄的一本就好了，没想到弄得那么厚一本。”
“80后”的陈甜二零一八年来到香港，之前她一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做历史编辑，出于对张爱玲、对香港的好奇，她很早就想做一本关于“张爱玲和香港”的书，“我们这个年纪的女生没有读过张爱玲、不喜欢张爱玲的很少，但我当然不能自诩是一个'张迷’，因为张爱玲的作品我读的不多也不深，只是模模糊糊觉得，如果我是读者，我会希望读到这样一本书。”
她曾经在网上努力找寻，发现对于张爱玲和香港这个题目，“大多数都是一些零碎的小文章，或者纳入到别的研究框架中去，甚至还有旅行社策划出一条'张看香港’的旅行路线，但是真正就这个题目往深了做的专书，好像还没有看到。”
二零二一年十一月，陈甜在网上又一次搜到文献展，这次她“脑子转了个弯”，终于对策展人好奇起来，“搜了一下黄老师，我发现她以前写过上海沦陷时期的张爱玲（《乱世书写》）”，陈甜试探性地给黄心村发了邮件，“哪知道黄老师就给我回信，她说我确实有这样的计划，现在写了三篇。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三篇文章，我当时还不确定黄老师这个题目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书，用了半天时间把这三篇很仔细地看完了，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找到了！之后顺理成章跟黄老师谈起书稿的具体发展。”
让陈甜有一点意外的是这三章“很新潮的写法”，“我最初对书稿的想象，以为是由张爱玲引领，去探访一个昔日的老香港。但黄老师这本书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她在做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不是跟着张爱玲走，而是在搭建一个张爱玲的世界，她把这些内容很费劲地给还原出来，把空间搭建出来，在我看来很新鲜、很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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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分别发表在台湾INK印刻文学生活志和香港明报月刊的这三章是《劫灰烬余：张爱玲的香港大学》以及《寻找佛朗士：张爱玲的历史课》、《我师落华生：张爱玲的文学课》。具体编辑了黄心村写佛朗士和许地山（落华生）这两篇文章的《明报月刊》执行编辑叶国威坦言，仅从这两篇文章看，它们对“张学”的贡献不仅在于文本的探讨, 如《茉莉香片》中言子夜的原形就是许地山，佛朗士除了在《烬余录》中出现，还在不同的小说中以不同的人物登场，“这可以认识张爱玲如何做人物取材，如何连结生活与小说，以至于从小说中读出大大小小的历史，以及一个时代”；还梳理了张爱玲的师承，“尤其是通过许地山未出版的手稿——但相信有在课堂中教授过，那份跟张爱玲写作哲学重合的世界主义人文观，可视为一代才女思想的原点，这是极其珍贵的。”甚而至于，他认为黄心村这两篇文章对历史学研究也有价值。至于张爱玲究竟是上海作家还是香港作家，叶国威称，自己一向认为，“用地域去规限张爱玲的作家身份并不理想，但香港对她写作哲学的影响，以及作为她的创作起点这一点，在这两篇文章中的确清晰而实在地勾勒出来了。”
这最初的三篇文章成为《缘起香港》头三章的基础，不过诚如黄心村所说的，“那发过的三章（成书后）变得很长，增加了不少内容，毕竟发表在刊物上字数受到限制”。写对张爱玲产生很大影响的Stella Benson的第四章，被陈甜认为是“这本书里最有分量的一个贡献”，不过她认为，“应该说书中的每一章都提炼出了一个新的世界”。她解释说，从第四章开始，作者就走出港大，到了一个殖民地香港，走进了一个世界文学谱系。“如果说前三章她是在搭建一个张爱玲一辈子随身带着流亡的小世界，到了第四章就开始慢慢地讲述这个世界怎样对张爱玲形成影响，实际上这个焦距又转回来了，转到张爱玲身上。这本书其实是有一种像香港和张爱玲的对话，它不完全是以香港，也不完全是以张爱玲为目的的。”
Benson，摄于1932年的伦敦
英国国家肖像博物馆
第五章《东洋摩登》与黄心村之前写李香兰的《光影斑驳：张爱玲的日本和东亚》有关，但在书里写得更充实。“这一章其实更多的是重新发现张爱玲的美学世界，以往对张爱玲的讨论比较多的侧重在文学方面，可是要知道视觉美学在张爱玲可能至少跟她的文字有同样的重要性，黄老师就把这一部分给还原出来了，这是另一个很大的贡献。”
陈甜认为，虽然书里的一些内容以前用英文或者中文发表过，包括第六章《隔世看红楼——文字家园与离散叙述》，之前在中大社出版的《零度看张》中发表过几千字，“但这次在书里黄老师根据手上占有的新材料，对这八千字进行了极大的扩充，有一些论点直接给推翻了，有一些论点又把它增补进去或者深化下去，最后大概到了两万字。试图帮助读者找到张爱玲的家园。张爱玲是上海作家还是香港作家，还是一个什么作家？张爱玲心中的家园是哪里？黄老师是觉得她心中的家园是《红楼梦》。”
至于第七章《改编张爱玲：银幕上的香港传奇》，最早的雏形是发表在“明报月刊”上关于电影《第一炉香》的一篇影评。“黄老师的想法跟大多数批评者不太一样，她很看重许鞍华导演在还原四十年代香港这件事上做出的贡献，就是当时殖民地那种文化杂糅的气息。影评出来后有一些争议，这些争议促使她回过头思考怎么将这个问题想得更深，到最后收入书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章节，已经是从头到尾的张爱玲香港传奇的一部改编简史，起点是张爱玲自己的改编，接着推进到许鞍华在七十年代拍摄的《倾城之恋》、李安的《色戒》，还有比如林奕华、关锦鹏等所有改编张爱玲香港传奇的这些人的看法她都写进去了，梳理了这么一个（脉络），其实改编张爱玲本身也能够帮助成就张爱玲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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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观察者，陈甜发现，写作这本书时的黄心村，“其实它的主体论点，材料已经在她的胸中了，只是缺我这么一个不停地跟她去对话的编辑，其实有一点像她的学生，但如果只是她课堂上的学生，可能就缺少一个市场的角度。我在很多时候主要是在鼓励她，当你看到一个真正盛大的东西在你面前，你是没有办法去挑剔这个东西的，你只能说哪些内容我从来没有读到的，你给了我一个从未领略过的世界，把这个信息反馈给作者，她就能心领神会，就知道说有哪些方向可以再进一步去深化。”
回到黄心村一九九五年写的《乱世书写》，陈甜认为，横跨近三十年的两本张学著作，“在方法上有一些基本理念是一贯的，黄老师写书上来先搭空间，尽量地把整个思维框架给搭出来，再去看人物在其中的活动，就会丰富的多。当然在写法上，黄老师很努力地让《缘起香港》走向大众，没有很繁琐的考证，而关于一位作家和一座城市的这么一种互动关系，它走得更深更远，这在上一本书还不是很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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