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专访《缘起香港》一书作者黄心村后（本期头条文章），现居香港的资深媒体人金敏华又专访了知名学者许子东。早些时候，许子东出版过《细读张爱玲》（皇冠出版社 2019年版）一书，其中选择了张爱玲的《第一炉香》《金锁记》《倾城之恋》《封锁》等作品进行细读，书中也对张爱玲跟香港的关系进行了论述。
在许子东看来，在港大的留学生活，奠定了张爱玲创作的世界主义视野，简单说就是超越了民族国家论述这么一个五四以来的总框架，对张爱玲一生的创作都有很大影响。黄心村从具体的人、事考证来论述这段生活对张爱玲的全部创作基调都有很复杂的影响，对于张爱玲早期在港生活和她创作关系的研究，正是《缘起香港》的首要贡献。
01
今年最好的“张学”著作
在二零一九皇冠版《细读张爱玲》中，许子东对张爱玲跟香港的关系有过论述。“我比较主要的是讲她五十年代到香港后的创作。在我的研究框架下面，这是张爱玲创作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她在上海的创作算早期，到美国以后创作的《小团圆》等等是晚期的话，那么《秧歌》《赤地之恋》就是张爱玲创作的中期，在这个创作的中期，她的内容、风格转变显而易见，生活处境也是变化巨大。现在不是说张爱玲是'润’（RUN）的祖师奶吗？我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的。”
《细读张爱玲》
许子东 著
皇冠出版社
2019年1月
许子东读张爱玲起源于一九九零年秋冬，“当时李欧梵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了一个女性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Seminar，其中有一半的时间在讨论张爱玲。参加者很多都是现在有名的学者，比方说提出Sinophone Literature （汉风文学）、在海外掀起很大讨论的史书美，北京来的汪辉虽然不是注册学生，他是访问学者，但也来听这个课，现在在上海的陈建华，还有孟悦——她跟戴锦华一起写了《浮出历史地表》，这些人现在都是海内外研究张爱玲的核心（人物），我也是在那个时候用英文写第一篇关于张爱玲的论文，写张爱玲跟上海小市民社会什么的。黄心村也是我们的同学，她当时年纪比较小，刚到美国，开始要写（张爱玲研究）这方面的论文，我记得关键词是张爱玲跟女性主义。她那时就在想办法挑一些比较冷门的、边缘的话题，比方说潘柳黛、苏青这些张爱玲周围的别人不大注意的作家，记得她有谈到张爱玲接触的上海孤岛时期的女性作家群体。”
话题转到《缘起香港》在张爱玲研究范畴的价值，许子东认为，黄心村教授的新书主要讨论的是张爱玲在香港大学读书那一段，而那一段张爱玲其实还没有写作，她是回到上海了以后，才开始写她的香港故事，包括《第一炉香》等等，“因为黄心村人在香港大学，她也做了一部分资料的开掘，有一些局部是大家都没有怎么注意的，她的一个主要观点是说，张爱玲之所以能够在上海日据时期脱颖而出，写出这么一些跟五四潮流很不一样的作品，是因为她之前在香港的这段留学经历。”
许子东续道，之前大家也会泛泛地说，这段留学经历对张爱玲影响很大，尤其是战争，她的《烬余录》写战争对她后来的创作有很大影响，“如果我们把它讲宽一点，李欧梵王德威他们的评论的意思是说，在香港大学这一段，奠定了张爱玲创作的世界主义视野，简单说就是超越了民族国家论述这么一个五四以来的总框架，所以这一段香港生活对张爱玲一生的创作都有很大影响，这当然是一个很大的立论，黄心村从一些很具体的人物、事件的考证来论述她这个观点，应该说这是今年写的最好的一本关于张爱玲的著作了——近年来'张学’是一个热门，每年都有新作，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就是说她把张爱玲在创作之前，在香港的这段生活做考证，这段生活对张爱玲的全部创作基调都有很复杂的影响，所以她关心的张爱玲跟香港的关系，不只是五十年代的这一段。”
在许子东看来，张爱玲与香港的关系，委实有些吊诡。“我自己非常好奇的一点是，张爱玲人在香港的时候，她是不写香港的，第一段（港大求学时期）是不写小说的，第二段（从上海回到香港）她写小说，但是不写香港，而是写北方土改或中国革命。但是她只要离开了香港，无论是四十年代初回上海还是一九五五年在美国，她就孜孜不倦地、不厌其烦地写香港，写在香港大学的生活，写日军进攻，写浅水湾海滩，写巴丙顿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如果我们认为，张爱玲的世界观，她对人生、对世界的很多基本看法，跟早年在香港留学这一段有很重要关系的话，刚才的疑问是可以得到一定的解释的。如果说有突破的话，这本书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它对于张爱玲早期在香港生活和她创作关系的研究。”
02
学术性与文学性的结合
对《缘起香港》的研究方法，许子东认为，黄心村也有她的特点。“黄心村避免从理论出发，而是从资料出发，通过对港大的一位外国教授的生平发掘，跟许地山的关系——虽然没有什么特别关系，就是他在港大的中文课程，还包括张爱玲谈及的一个不大出名的英国女作家等等，看上去是非常边缘的资料考证，但这些考证等于确定了书的学术性。”
他接着说道：“与此同时，黄心村又是一位非常感性的研究者，她热爱张爱玲，而且对张爱玲的文本非常熟悉，所以她的资料发掘并非枯燥的考证，可说充满了深情，有点像散文一样的写法，是这本书的另一特点。”
换言之，“既有资料考证的学术性，又有她作为张迷的这种对作品的热爱或者说抒情，这两者结合构成该书的一大特点”。他笑言，虽然三十多年里，中间一段彼此没联系，“她做什么题目我就不大清楚了，但有两样东西，她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是连贯的，一个是对边缘资料或者说对冷门资料的发掘；第二个是她在做学术研究中的一种文学性，一种抒情、一种感情投入，这两者从那时一直延续到现在。”
03
张爱玲研究凸显海内外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分歧
从岭南大学退休后，许子东转战港大，以荣誉教授头衔非全职地“教点课”，“前年上过一个学期张爱玲，刚刚过去的一年，上的是鲁迅研究；下个学期还是开一门鲁迅研究选修课。这门课过去两年都是网上、有七八十人修，但到底有多少人听，我也搞不清楚。”
他强调说，张爱玲的创作基础当然还是上海，“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她所写的最好的作品，其实不是像夏志清他们说的完全跟五四没有关系，它恰恰是有关系，但是是挑战了五四的主流，所以她的创作的基本点，当然还是上海，但是香港这一段给她创作的发动期有一个很大的刺激。”许子东解释，张爱玲在上海体会的东西，很多内陆作家都能体会，“照说大家是一样的，但是香港的这段经历，确实很多其他作家，比如苏青她们就没有，在这一点上，她的确跟许地山有些相似，就是外面的经历刺激了她的本土经验。所以我曾经讲过，如果说香港是窗外的风景，那上海就是窗台，就是窗户本身。”
在张爱玲的作品里，香港传奇与上海故事常常交织对照，互为他者。许子东将香港跟上海视为张爱玲早期创作的起点，“但上海的这部分讲的人比较多了，她跟新感觉派的关系，跟五四文学的关系；而香港这一段，泛泛的大家也都同意，经历了香港沦陷，所以后来有了《倾城之恋》等等，故事都写进去，但那是一个刺激，在我看不是一个主因，张爱玲作品的所谓积淀，既不是在三十年代香港大学的文化积淀，也不是在四十年代上海的文化积淀，而是说她有意无意地吸取了晚清中国文化的一些基础，因此有意无意地反叛了五四以后知识分子白话文的欧化倾向——这既不是上海、也不是香港，当然更多的还是上海，因为晚清的积淀、《海上花列传》这些还是在上海比较多。张爱玲跟香港的本土文化，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不过这方面讲的人已经比较多了，黄心村的资料考证以前讲的比较少，那么她在研究上就还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她对那个外国教授的考证，就完全叫我们浮想联翩，为什么她后来孜孜不倦地老要写那个外国教授，还要虚构外国教授给她钱，是不是有某种难以言传的感情在里边？这些都可以做一些联想，蛮好玩的。”
许子东补充说，张爱玲研究凸显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分歧，“在台湾、香港、北美（的研究者），他们对张爱玲的评价比较高，有点像内陆学者评鲁迅那样；而内陆的主流学者，对张爱玲一直是比较冷淡、比较有偏见的，我所认识的北大学者，很少人研究张爱玲这样的作家，到现在为止也是这样。在这么一个背景下，黄心村的这本新着就显得很有意思，长期的北美华文教学经历使得她要顾及海外的学术规则，而且她在主流观点上也比较接近于李欧梵王德威这些'挺张’的作家，但黄心村本身又是北大中文系出身，她的研究生老师是研究中国现当代诗歌的孙玉石，而且她和乐黛云他们也都很熟悉，所以她的这个研究，也体现了这两方面的学术界的影响。刚才我们讲她考虑资料的考证、边缘的发掘，这是海外学术界比较常见的一种方法；但是在研究对象里渗进自己的感情，用比较抒情的笔法，这些其实跟她早年北大打下的底子也有关系，正如作家不是凭空来的，研究者也不是凭空来的。”
许子东
香港大学荣誉教授，曾任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明星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擅长将学术融入日常话题中，为喜马拉雅百万听众节目“细读张爱玲”主讲人，腾讯网络公开课“许子东文学课”主讲人。着有《许子东讲稿》（三卷，其中第二卷为《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张爱玲的文学史意义》（中华书局），主编论文集《再读张爱玲》（牛津大学出版社，与刘绍铭、梁秉钧合编）等。
编辑 | 伍岭 罗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