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李赋宁
1935年，我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在大一的开学仪式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潘光旦先生。他是清华的教务长。潘先生是社会学家，也是优生学家。早年在美国留学时，他因踢足球而伤腿，鲁迅曾叫他作“拐杖先生”；又说他见人便说：“拿家谱来。”冯友兰先生说潘先生颇似春秋战国时代的“杂家”，我想也是称赞他博学的意思。
清华大学
我入学时，清华外文系的师资队伍在国内可能是最好的之一。系主任是王文显先生。他原是苏州一个孤儿，幼年被一位名叫昆西（Quincy）的英国传教士带往英国求学。他的英语和英国人一样流利，会说苏州话，但不会讲普通话。他在清华学堂时期已来清华任教。
清华改为国立大学后，他出任外文系主任。由于爱好戏剧理论、导演和创作，他曾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戏剧学院进修。返校后，他讲授“西方戏剧史和理论”，自己用英文创作反映中国大学生活的剧本，培养了剧作家曹禺和导演张骏祥。
一般来说，南方学生（江苏、浙江、湖南、广东、四川等省）考清华较多，北方学生（山东、河南、陕西、甘肃等省）考北大较多。我上清华一年级时，同室三位同学都是浙江人。我同专业的人中，周珏良祖籍安徽，王佐良祖籍浙江绍兴，许国璋祖籍浙江海宁，只有牛其新是河南人，毕业于北平志成中学。
清华大学的大一新生都要学习共同的基础课：“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我的“大一国文”分在B组，由朱自清先生教读本，李嘉言先生改作文。我读过朱先生的散文《背影》《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对他十分景仰。现在能够聆听先生亲自授课，感到荣幸和兴奋。
朱先生教书很严格。读本用的是没有断句，也没有标点符号的文言文。学生必须认真预习，在课堂上回答先生的提问。若回答不出，就要受批评。朱先生喜欢新文学，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了一首卞之琳先生的新诗，让学生分析，最后他来总结。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卞之琳先生的作品。
我的“大一英文”课分在工学院入学英语成绩最好的一组。读本由陈福田先生讲授，作文由朱木祥先生批改。陈先生是夏威夷华侨，他的英文名字是F. T. Ching。他原先学理工科，毕业后到清华学堂（留美预备学校）教数学和物理。
清华改为国立大学后，他到哈佛大学读了一个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回到清华外文系教英语。他主管全校“大一英文”，自编了教科书。这本教材的内容和深浅程度对大一学生来说还是合适的。陈先生的教法不是逐字逐句讲解，而是讲课文的大意。
另外，他讲一些与课文无关的常识，例如火警、棒球规则等。他让学生预先准备一个五分钟的英语小故事，有一次轮到我讲，我准备了一个18世纪英国文学家奥利弗·哥德史密斯（Oliver Gold smith）的轶事，可能由于我的英语语音语调比较好，陈先生问：“Where did you study？”（你的英文是在哪儿学的？）我回答道：“Nankai Middle School.”（南开中学）。
清华大一还有一门课“西洋史”，对我读西方文学大有帮助。授课教师为刘崇鋐先生，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对西洋史和西方文学都有研究。刘先生每周都要指定课外阅读的参考书，包括一些有学术价值的历史专著。
例如，耶鲁大学俄裔历史教授罗斯托夫采夫（M. I. Rostovtzef）写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书中提出一个观点，说罗马帝国的衰亡，除了政治、经济、社会、军事等原因外，还有“心理因素”。我当时18岁，对这个解释十分好奇。刘先生把我们这些孩子当成年人看待，善于激发我们思考问题的能力。例如，他曾问我们一个问题：“Does history repeat itself?”（历史会不会重演？），这种教学法是很难得的。
另外，他也多次提到西方文学和艺术的名著，例如，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名剧，法国民族史诗《罗兰之歌》，名画家乔托、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梵高，音乐家莫扎特、贝多芬等，我听得津津有味。这些世界名人，我最初都是从刘先生那里听到的。
大学二年级开始上本系的专业课程。最核心的一门课是“欧洲文学史”，由美籍教授翟孟生（Robert Jameson）讲授。他自编教科书《欧洲文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European Literature），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翟孟生教授的英语极生动、流利，讲授似乎侧重古代和中世纪文学。
例如，他讲荷马史诗、特洛伊战争、但丁的《神曲》《新生》、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等，学生兴趣盎然，听得津津有味。我无形中也受了他的影响，对中世纪欧洲文学特别爱好。他的教学法是要求学生自制卡片，上面择要写上重要作者的生卒年代、主要作品的出版年代和情节梗概。
他定期与学生个别会谈，检查学生自学的成绩。我记得有一次他检查我的卡片，上面写的是中世纪法国的传奇女诗人玛丽·德·法兰西（Marie de France）和宫廷诗人克雷蒂安·德·特鲁瓦（Chrétien de Troyes）的作品。我的回答让他满意。这种让学生自制卡片的方法对学生将来做研究很有帮助。此外，他还讲授乔叟的作品和18世纪欧洲文学。可以说，翟孟生教授是我学习欧洲文学的启蒙老师。
外文系英国教授吴可读（Pollard-Urqhuart）讲授“欧洲小说”和但丁的《神曲》。他曾为意大利王子教授英文，在佛罗伦萨住过多年，学会了意大利文，对但丁的《神曲》有深入研究。他培养了田德望先生成为我国的但丁专家。我没有上过吴可读先生的课。后来他来到昆明，不幸患破伤风去世。
我上的另一门课是“西方戏剧”，由系主任王文显先生讲授。大二学这门课，我感到有些吃力。王先生的教学法是由他念讲稿，学生记笔记。他讲古代希腊戏剧的起源，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名剧《俄狄浦斯王》，让我感到惊心动魄。他要求学生课外阅读两本书：《欧洲剧作名篇选》（Masterpieces of European Dramatists）英译本和《英国剧作名篇选》（Masterpieces of British Dramatists）。
我初次接触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易卜生的《人民公敌》，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性》等，感到丰富多彩，趣味无穷。王先生讲到，悲剧的效果在于引起听众的“恐惧和怜悯”，并能使这些感情得到“净化”。这是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文学理论，引起我对这门学科的浓厚兴趣。
我在图书馆阅览室中随意浏览，偶然发现马修·阿诺德写的《论荷马翻译》（“On Translating Homer”）。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荷马史诗风格的特点之一是“迅速”（rapidity），使我大为诧异。后来才懂得他指的是叙述的迅速和集中，例如，《伊利亚特》的叙述把特洛伊战争十年的历史集中到“阿喀琉斯的愤怒”一件事上。这样我逐渐认识到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是怎么一回事。
大二的另一门文学课是吴宓先生讲授的“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我初次接触到淳朴含蓄如华兹华斯的短诗，神秘绚丽如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热情奔放如拜伦和雪莱的诗歌，感受到了诗歌世界的丰富多彩。吴先生最喜欢拜伦和雪莱的诗，他在英国、瑞士、意大利考察时搜集了他们的材料和照片，让学生参考。这些都收入了他的诗集里，《吴宓诗集》上世纪3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
吴先生用中国旧体诗译英诗对学生也是一种启发。我曾旁听闻一多先生讲“唐诗”。闻先生拿某几首唐诗的意境与拜伦和雪莱诗中的意境相比较。吴先生和闻先生分别用旧体诗和新诗来译英诗，我感到十分有趣。不过这时我对英诗尚未入门，尤其不懂英诗的节奏和韵律。
后来我在西南联大上清华外文系研究生时，旁听温德先生的“英诗”课，才真正体会到英诗的韵律和节奏。再后来我在耶鲁大学读研究院时也曾选修卜德尔（F. A. Pottle）讲授的“华兹华斯的时代”（The Age of Wordsworth）。在国内打下一定的基础，对我的学习和研究是很有帮助的。
吴宓（1894-1978）
外文系二年级开始学习第二外语。学校规定文法科各系二年级学法语，理工科各系学德语。日语、俄语、意大利语、梵文则为选修，外文系二年级学生多半选修法语作为第二外语。新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青年教师吴达元先生教我们“第一年法语”。
吴先生当年30岁出头，戴一副近视镜。他是清华学堂改大学后的第一级毕业生，曾在法国里昂大学和巴黎大学留学。他的专长是法语、法国文学和拉丁文。我幼年时曾听父亲说过一句法语：“Petit à petit，l’oiseau fait son nid”（鸟儿一点一点地搭它的窝），觉得好听、有趣，所以对法语也有兴趣。
我班11个学生上他的课，还有一位旁听生，是系主任王文显先生的夫人。吴先生用的是美国大学通用的法语入门教科书《完全法语语法》，编者是弗雷泽和斯奎尔（W. H. Frazer & J. Squair）。这本教材内容生动，有大量练习供学生操练。
吴先生教学十分严格，每课都有笔头测验和口头提问。学生若没有预习，或作业潦草，或回答不出提问，他会毫不留情地批评。学生很怕他，但心中也暗暗地感激他，因为他的确给我们打下了比较扎实的法语基础。
杨业治（左）和吴达元（右）
二年级还有一门必修课“西方哲学史”。这门课的授课教师原先是张申府教授。张申府先生因宣传抗日救亡被逮捕入狱，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先生只好聘请新从德国学成归来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贺麟先生来清华兼课。
贺先生的课使我们对于西方哲学思想的演变有了初步的了解。我们从这门课得到的意外收获，就是贺先生指定了柏拉图的《对话录》（B. Jowett 的英译本，Plato’s Dialogues），并要求我们用英文写读书报告。我初次接触到柏拉图的崇高思想和优美散文，感到极大的乐趣，英文写作能力不知不觉中也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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