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的启示”———西海固与张承志
黄云欢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
张承志是当代文学界特立独行的一个存在，他拥有多重身份，作家、学者和回教徒，黄土高原的西海固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１９８４年首次接触西海固直接刺激他创作出集文学、历史、宗教于一体的生命之作《心灵史》，从此在文体上由小说创作完全转向散文创作。同时他也逐渐偏离主流文学话语，开始了 几十年在民间的“行走”，亲身实践着“知行合一”的原则。作为典型的“民间派”作家兼学者，他常年在书斋 之 外考察游历，足迹遍布海内外多地，丰富的异域文化参照系极大地拓宽了他的精神视野和思考维度，也 为 其 作品提供了生命力之源。本文试从文体形式和生命存在形式两方面探究西海固对张承志的深刻影响。西海固在行政区划上包括位于宁夏东南部山区的西吉、海原、固原、隆德、泾源、 彭阳等六个国家级贫困县，也指黄土高原东南角的回民聚居区。当地自然环境恶劣，气候干旱，土地贫瘠，灌溉水甚至食用水都严重匮乏，主要依靠挖窖接雨水存积雪。物产单一匮乏，农作物主要是小麦和洋芋，极少有青菜水果。特殊的气候与地形条件同时又造就了雄伟壮观的远山大雪的自然风光［１］。这样的穷山恶水、苍凉肃杀下，人民忍辱负重，繁衍不息，生命力极其强悍。现实环境之恶劣，宗教就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慰藉。受丝绸之路的影响，自元代开始就有穆斯林移居西海固地区。明清以来的人口迁徙和民族政策最终形成了以西海固为中心的宁夏东南部山区回民聚居地。现在，西海固地区生活着近二百万回民，是一个门宦教派众多、信教人口密集的地区，因此也成为西北伊斯兰教的中心区之一。西海固是张承志写作生涯和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无论对他的文体形式还是生命存在形式都产生了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在踏入西海固前，三十多岁的他已经写出了《黑骏马》、《北方的河》、《金牧场》等重要作品，并获得各大文学奖，在文坛引起巨大反响和关注。此时正是他人生和创作的黄金时期，他本该继续创作更多小说作品，并逐渐迈入主流文学界。然而他的人生轨迹却完全与这样理想的预期相背离。１９８４年冬，张承志初次进入西海固地区的农村；１９８９年９月，张承志正式动笔写作《心灵史》，１９９０年７月于北京完稿；次年１月，该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迄今近３０年中，该书除２０１２年出改订本以援助巴勒斯坦难民的名义“义卖”外，未再发行单行本。《心灵史》一问世，即在文坛引起激烈反响。张承志在代前言中称这是他“人生的分水岭”、“最后一次抉择”。他在《离别西海固》中动情写道“西海固，若不是因为你，我怎么可能完成蜕变，我怎么可能冲决寄生的学术和虚伪的文章；若不是因为你这约束之地，我怎么可能终于找到了这一滴水般渺小而纯真的意义？”［２］自写出《心灵史》后，他便只写散文，并辞退一切公职待遇或头衔荣誉，离群索居，成为完全的自由作家，同时也与主流文学界渐行渐远。他选择了一条特立独行的文学道路和人生道路。张承志在１９８４－１９９０年间，曾八次深入西海固农村。西海固的遭遇完全不同于往昔的经历，它不是自由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也不是浪漫唯美的新疆天山南北，母族那一段自乾隆年间始的惨烈悲壮的历史带来的是心灵的震撼和灵魂的思考。张承志称西海固为“天命（Ｆａｒｉｚｏ）”，天命是“信仰与无信的界限”，是带有某种神秘性指示的真主的意志。西海固的神秘苏菲教派———哲合忍耶就是张承志的天命，是他信仰和灵魂的寄托。西海固成就了作为作家、学者、教徒的张承志，同时，西海固地区的人文历史和自然环境也因为张承志的介绍而为世人所了解熟悉。在“引路 ”回民兄弟的帮助下，张承志接触了大量哲合忍耶 派回民“多斯达尼”，即中国回民常用的“多斯弟———朋友” 的复数。他探访哲合忍耶拱北（圣徒墓了解哲合忍耶的血泪史，收到来自回民的大量家史和宗教资料，倾听他们述说先辈哲合忍耶为了心灵的纯净而对抗、坚守、牺牲的故事，沙林沟女人拼死保护哲合忍耶教书的故事也给了他极大的震撼。突然遭遇了如此强烈的冲击和沉重的压力，自己一直追求渴望并困惑的“独特的形式”似乎就藏在这里面。他经过反复的思考和犹豫，“决心让自己的人生之作有个归宿，六十万刚硬有如中国脊骨的哲合忍耶信仰者，是他可以托身的人。”［２］因此他“举意”要写一本关于理想、关于信仰、关于人道、关于心灵自由的书，一本能够为几十万哲合忍耶们拼死保护的书。为此，当地的哲合忍耶回民倾其所有拿出了他们的秘藏，并将几部以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成的一直未公开的内部著作，如《热什哈尔》、《曼丹叶合》等译成汉文供其参考。那可是连深入陕甘宁青考察访问的顾颉刚、范长江都不曾看到的。《心灵史》的诞生是张承志写作生涯的重要转折点。自１９９０年《心灵史》轰动文坛后，他参与校订了回族宗教典籍《热什哈尔》，并陆续出版了《清洁的精神》、《荒芜英雄路》、《鲜花的废墟》、《敬重与惜别》等散文集，迎来了散文创作的高峰期，却至今没有再创作过任何小说，进入他所谓的“后《心灵史》阶段”，即１９９０年《心灵 史》完成后至今。他甚至考虑以这部书来结束文学生涯，“本来自《心灵史》完成以后，我已经考虑不再执笔并结束自己的文学”，但炽热如火的本性令他无法做到对人世的冷眼旁观，于是他选择了散文这种形式来延续文学生命。诚如其所言，这部“生命之作”确是他个人文学的最高峰，融合了历史、宗教与文学，但并非严格意义上文学类小说作品，也难以归入历史文献资料类，又非纯粹的宗教抒情诗。一方面，该书参考了丰富的文献资料，书中自马明心起的七代哲合忍耶反抗斗争而牺牲的故事除一些细节经过渲染外绝无虚构，有着大量历史文献的引用和历史学方法论考证内容的支撑，如对《道统史传》、《曼纳给布》等内容的大段引用以达到充分地说明。另一方面，书中充满浓厚强烈的个人情感因素的渗透。书分七门，每门的尾章都以赞美诗或抒情诗作结，越往后，感情宣泄越恣肆，书的后缀则更是近２０页的抒情诗，其直接反映的宗教思想和宗教情感更是不言自明。因此称其为抒情历史小说，归入“非虚构”类写作似乎是比较恰当的。同时代的批评家和研究者其实都难以解释张承志的复杂，笔者只能借助张承志 自己的言说———“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我对故事的营造，愈发觉得缺少兴致也缺乏才思。我更喜欢追求思想极其朴素的表达；喜欢摒除迂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这并非是在贬低小说艺术。或许正是这样的我，才算懂得了尊重小说。……我发现，我其实没有什么小说家的才能。”［３］其中固有自谦的成分，更多的是张承志内心的呐喊与倾诉。首先，生活经历的丰富，阅读和写作经验的增长，让他更倾向于以包容性很强的散文形式来直接表达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感情。散文既可讲故事，也可自由畅快地抒情与议论，强调作者的主观情感和思想表达而非外在研究者、批评家的阐释，这也使得读者更易于理解并与作者自由交流而无需借助第三方力量。相对的，这种诉求在小说中是不易做到的，小说强调虚构、强调故事情节，需要较强的技巧和缜密的构思才能在复杂的故事中隐性地传达作者的思考和态度，并且往往需要借助外界的阐释。显然，张承志逐渐对这种隐蔽迂回的方式感到厌烦，也不再有年青时的心思去苦苦编故事，“小说领域的故作玄虚和暧昧怪奥”，使他“尝浅辄止和心理疲倦”。其次，小说是开放性的，解读小说的情节故事背后作者想要传达的信息、隐藏的内涵往往需要一定的分析总结能力和阅读经验，这就对读者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而张承志的写作对象和期待读者很大一部分是少数民族的普通民众，相对而言他们文化水平有限、阅读偏好简单朴素，因此散文才是更适合张承志表达自我和与读者沟通的文体形式。实际上，张承志的作品中一直潜伏着清晰的文体意识，早年的《黑骏马》、《北方的河》等作品已跳出传统小说创作的模式而具有高度散文化、诗化的趋势特征，这种自觉的文体意识延续发展的顶峰便是《心灵史》的诞生。他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无论小说、散文、随笔、剧本，只要达到诗的境界就是上品”［４］。因此，学界也批评其小说存在着结构松散、线索单一、故事浅薄、议论抒情过度等不足之处，常常意犹未尽地附有补充性的“后记”或“前言”，如《北方的河》、《金牧场》等，然而，这恰是张承志作品独特魅力所在。此外，张承志后期的散文创作在评论界引起的反响和关注远不及其早期的小说创作。一方面似乎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才是当代文坛的主流形式，没有几部代表性的长篇就很难被称为大作家，而长篇小说的繁荣更多的也有出版、稿酬方面的考虑；另一方面，散文的直白性、真实性使其缺少重新解读和想象的空间，自然无需批评家太多的诠释，一览无遗的内容也难以引起众多讨论和争议，对批评家追捧小说、冷落散文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了。张承志在个性气质和文学风格方面还深受鲁迅影响。鲁迅曾计划过三部长篇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并未写成一部，只有各种中短篇和杂文，像张承志所说“鲁迅只写了散文和短篇，根本没有开始他的总结之作”［５］。对于文学界，不得不说是个遗憾，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坛奠基人的伟大地位，中国现代的白话小说在他手中开始，同时也达到成熟。鲁迅既是作家、学者，也是翻译家，除文学创作外，他志趣广泛，一生有太多事要关心，要翻 译，要教书讲学，要研究古籍，还要关心现实政治、 青年成长。于是他选择了以简短犀利的杂文为匕首直插黑暗现实的心脏，其杂文蕴含着强大尖锐的力量。张承志虽不可与鲁迅同日而语，也是个作家兼学者，精通多种语言，有着专业的历史学背景，并且同鲁迅一样对世人对社会有着冷眼热心肠。９０年代，张承志写了多篇关于鲁迅先生的文章，他在潜移默化中以鲁迅为参照，从那里寻找到精神的共鸣，他说“由于参照的必要，十余年来我一直寻求参照，但大多以失望告终……我坚信，我读着《野草》、《故事新编》、《药》、《伤逝》、《故乡》、《狂人日记》这几篇时，我相信有了一种把握。”［６］他于是继承了鲁迅杂文的文体自觉意识，以散文为武器，由作家而变为战士。各种文体有其所长所短，适用对象不同，彼此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伟大篇章和伟大的作家的成就也并非只能依靠长篇小说。内容和情感至上，形式只是表达的工具而已。从小说到散文的转变，是张承志长久以来自觉追求与探索文学表达方式的结果，既受到张承志个人性格气质的影响，也由于其文体形式的自觉意识，而西海固的经历和创作实践则是引起这种转变的临界点和直接触因。这种转变一方面使得张承志的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新阶段，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文学创作表达形式的多种可能性，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１９８９年底，张承志从海军政治部文艺创作室退职，并辞退一切公职待遇，成为完全自由独立的撰稿人，从此开始了在国内以及日本、地中海沿岸、拉丁美洲等国持续几十年至今仍在继续的“流浪”。他是当代唯一一位走出学院书斋，并持续不断行走在路上的作家，是文坛特立独行的一个存在。张承志的创作深受命定的民族身份和宗教信仰的影响，而宗教是难以言说甚至不可言说的。张承志受宗教信仰影响下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是可见可感的，却与主流文化圈强调现实功用的行为方式和处事准则并不相容［７］。他不愿接受既定话语的规训，他困惑焦虑，却也渴望被理解、被接纳，于是把思考和情感化作笔下奔腾的文字，并急切地“寻找一种方式”和“今后存在的形式”［８］。自１９８４年冬初次进入西海固农村发 现了“穷人宗教”哲合忍耶的秘密，他顿悟了长久以来苦苦追寻的写作意义和生命归宿———“民间”，特指大西北回族的民间。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生活简单、民风淳朴，人心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净化。张承志在西海固地区结交了许多农民朋友，有一位被他称为“引路人”的沙沟回民马志文。他和马志文的相识相交被描述得充满了机缘性和神秘感，他说自从“结识了农民朋友马志文———我的文章便奇异地冠上了他的信仰之姓；他的名字也奇异地指示着我的文章”［５］。马志文的手心生有一个月亮纹，所以张承志又叫他“握月兄弟”，称他为“西海固数第一的参悟家；总是牢牢捕捉着每个细微，咀嚼着隐显的非理性因素。”［９］张承志在西海固下乡时，最常住的就是握月兄弟家，他与这位兄弟同吃同睡，关心他家里的一切情况，几十年的友情也逐渐化为浓浓的亲情。张承志还结识了西海固的许多回族阿訇，即主持清真寺宗教事务的人员。装哑十八年以沉默示反抗的哑巴阿訇、饱经磨难的北庄老人、为他写“束海达依（殉教）”的老阿訇……他们默默忍受着苦难和不公，以光辉的人格和清洁的精神影响着求学的满拉和普通穆斯林信众。初版《心灵史》的封面，就是张承志为一位关川高阿訇拍摄的苏菲剪影。他曾与这位高阿訇有过整夜窑洞的深谈，高阿訇的想法和思路帮助张承志度过了一次思想危机。之后张承志又有千里赶主麻（聚礼）的故事，刚巧这主持便是高阿訇。他与西海固回民们之间的淳朴故事净化了心灵，坚定了他对哲合忍耶的信仰和与底层民众结为一体的决心。改革开放后，思想界禁锢解除，文学界呈现一片百废待兴的蓬勃姿态。从８０年代后期开始，社会经历着巨大的转型，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扩大化，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世俗化，社会语境的变化引起文化领域的转型。精英文化和政治文化共同主导的文化局面结束，大众文化开始兴起。文学领域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即主流意识形态文学（主流文学）、精英文学（纯文学）、大众文学（通俗文学）。其中主流文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威代表，有着强大的体制支持，在文学界仍占有重要地位；而纯文学既缺乏体制的扶持，又难以赢得市场，只能越来越边缘化，退居高校、研究所等阵地，虽然在逐步走向更高水平的新阶段，但实际影响力微乎其微；通俗文学则由于其娱乐性、消费性和市场性，在大众文化市场日益发展壮大，赢得了最广大的受众［１０］。这也导致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作家在金钱、权力、欲望面前把持不住，甚至原本所坚守的批判立场、道德准则都有所动摇，使得良莠不齐、泥沙俱下的出版物和文学作品充斥市场，炒作、抄袭、黑幕等事件时有发生，清洁的人文精神逐渐衰落。在这种情况下，张承志主动选择了边缘化，他一己之力无法撼动文学世俗化、商品化卷席的浪潮，只能以无声的逃离和孤独的呐喊来反抗日益固化的文学生态。从１９７８年创作蒙文诗《Ａｒａｔ－ｕｎ－ｈｕｂｏｌｎ－ａ》（做人民之子），首次喊出“为人民”的口号，到后来以“孤独骑手”的方式在内蒙古大草原、新疆等地的长期底层生活［１１］。最后，他选择了西海固回民黄土高原地区的哲合忍耶教派作为生命的归宿，他说自己“全美”了这一口号。在当地“多斯达尼”（回语朋友“多斯弟”的复数）集体中，他不是以一个精英知识分子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民间，而是以一个后辈回民兄弟的平等谦卑的姿态，深入民间并与之融为一体。在“酝酿《心灵史》之际，我清醒地感觉到，我将跳入一个远离文学的海洋。”［１２］此处的远离文学一方面指远离当代文坛主流的文学形式———长篇小说文体，另一方面则是逐渐偏离主流文学界的价值观、文学观和行为方式，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离开了“不能容忍”和“厌恶”的学术界和文学界。比如，他９０年代创作的《撕名片的方法》、《以笔为旗》、《无援的思想》、《清洁的精神》等一系列作品，就是与主流文学界宣布决裂的标志，也引起了批评界关于“人文精神”的热烈讨论。他是不合群的，他没有太多所谓的“智识阶级”朋友，而与西海固泥足的农牧民们称兄道弟，认他们为“真正的朋友”，他的写作也是为了一切“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张承志经受过系统而严格的学术训练，其散文中多见学者批评思考的痕迹。１９７５年，他毕业于北大历史系考古专业，后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新疆伊犁河流域和河南史前文化发掘。１９７８考入社科院研究生院民族语言系，后又进行新疆的民族历史调查。因此有《文明的入门——— 张承志学术散文集》、《常识的求知———张承志学术散文集》等学术作品。他既是学者，也是一位崇尚心灵自由和信仰理想主义的作家。他相信的是实践出真知，“唯有两脚沾上泥巴，或能知真实之一二”，很反感那些只会坐而论道，困在学院书斋里写写论文，开开讨论会，却不能够跟普通老百姓对话的学者。他亲身实践着 “知行合一”。于是，书斋象牙塔变成了山野边疆，同学和师长里也挤满了农民牧民。他的研究调查几乎没有是闷在书斋和文献资料堆里完成的，他常年浪迹于民间，考证已知，发现未知，与农牧民们同吃同住，离开农村后也与他们保持着稳定长久的联系。因此他对于农民的生存状况、想法需求，对于农村的基本情况是很了解的。另外他的学术文章也是比较通俗易懂的，少有艰深晦涩的名词术语，力求用简单直白的语言把问题阐述清楚。在《学科的黄土与科学的金子》中，他尖锐提出“研究者能否真正进入研究对象内部以及怎样进入”［１３］的问题。事实是， 一些职业的新疆、蒙古、西藏研究者因为外族人的身份无法深入研究对象的内部，而土生土长的研究者们研究能力、研究水平又很有限。而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研究区域的宗教、历史、民俗、文化等内容时，深入内部、实地考察尤其重要。于是，他提出了 “文明主人的权利”、“文明内部的发言”、 “文明代言人的资格”这些概念。西海固地区的回民群众才是当地伊斯兰文明的主人，张承志在根本上仍然是西海固的外来者，因此他的下乡方式是这样的———“我来了；不像别人走了便不会回来。我又来了；他们看待我也不像看待别人。我只是天天和他们在昏暗的土炕上说到深夜，次日在泥屋里睡到日上三竿。我既不作考古研究也不搞文学访问。”［１４］张承志首先以真诚的态度获得农民的信任，强大的语言能力又使他得以让农民无拘束地自由畅谈，对外人分享真实而隐秘的信息。后续才是将大量原始的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归纳、总结，而非开始先设定好套路方向，让对话交流指向预设的结果。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才是理想的调查方式。张承志选择这条少有人迹的路来成就自己的散文创作和学术研究，他的源头活水就是处于进时中的旅程。他对清代回族大学者刘介廉十分推崇，刘介廉在其小文《著书述》中自述道“乃裹粮负笈，历齐鲁，走都门……过吴门，游武林，越会稽，抵粤东，考文问字。”他称“刘介廉的著作几乎都在远游和迁徙中写成。在中国，这也是一个在多数人中罕见，但在某一类人中屡见的现象。”力赞刘是“知与行、著述与行动互寓的例子”［１４］。张承志正是要继承并发扬这一远游传统。广大的西北地区就变成了一片待挖掘的宝藏，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到处隐藏着秘密。他的足迹也踏遍中国的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同时得到汉文化、蒙古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多元滋养，冲突与融合并存，这样丰富的参照系极大地拓宽了他的视野空间、丰富了他的思想内涵，使他得以保有作家的敏感度和新鲜度。因此，从学者的角度来说，张承志也是典型的“民间派”学者，而非“学院派”学者。“民间派”和“学院派”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和研究范式，二者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各有其适合的领域和不足。最好的状态是二者能够相互融合、取长补短，各自丰富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兼具理论文献的指导和现实经验的支撑。张承志通过在西海固民间的行走找到了自己母族血缘身份的认同感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问题意识，从小说散文形式的转变让他寻得最有力的表达自我的工具。完成《心灵史》后，他实际上也完成了对伊斯兰文化的认祖归宗。西海固给予张承志的是伴随其一生的天命般的启示，他决然地投身散文创作，并深知对他而言“最好的形式还是流浪。让强劲的大海旷野的风吹拂，让两条腿疲惫不堪，让痛苦和快乐反复捶打，让心里永远满满盛着感动。”［１４］民间的行走赋予张承志的文与人长久持续的生命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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