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日记的“无趣”与“有趣”

鲁迅日记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无趣。如1912年7月13日记：“雨。无事。”同年8月24日记：“上午寄二弟信。午后赴钱稻孙寓。”所以，有一位著名作家曾致函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认为出版 《鲁迅日记》 是浪费纸张，毫无意义。

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社长、原鲁迅著作编刊社负责人冯雪峰却不这么看。他在第一部 《鲁迅日记》 的影印本出版说明中写道：“这是研究鲁迅的最完满和最真实的史料之一，也是属于人民的重要文献之一。所以，尽早地影印出版又是必要的;并且作为研究的材料，也是影印最能够免去铅印所可能有的排版上的错误。”这套影印本出版于1951年3月，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财政尚有困难，所以初版只印了1050部，目前已成珍本。此后，《鲁迅日记》 已有多种精装本和平装本问世，并收入了 《鲁迅全集》 和 《鲁迅手稿全集》。

《鲁迅日记》 中牵涉许多人物、书刊、事件……仅日记中书刊、人物的注释条目索引就多达571页，即今 《鲁迅全集》第17卷。要把原本“无趣”的鲁迅日记读成有趣，诀窍就是要把鲁迅日记跟其他体裁的作品对读，把鲁迅日记跟相关的文史资料对读，这样就能破译鲁迅日记中隐含的许多生活密码。

比如，鲁迅1927年10月19日日记：“晚王望平招饮于兴华酒楼，同席十一人。”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就餐，而是筹备中国济难会，以营救被捕革命者、救济烈士家属为宗旨。1930年2月13日日记：“晚邀柔石往快活林吃面，又赴法教堂。”这是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成立大会。不过，目前对于该同盟成立的具体地点尚有不同说法。

1930年2月16日鲁迅日记：“午后同柔石、雪峰出街饮加菲 （即咖啡—— 原编者注）。”这个地方指上海北四川路998号公啡咖啡店，内容是筹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济难会、自由运动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个革命团体，鉴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酷，鲁迅在日记中不能直言，只能含糊其词。所以，考证出这些活动背后的政治内容具有不能低估的意义。

鲁迅日记中有时会出现“夜失眠”这三个字，看似简单，但其实往往隐含着许多辛酸苦楚。鲁迅夫人许广平在 《鲁迅先生的日记》 一文中写道：“有时为了赶写文稿，期限急迫，没有法子，整夜工作了。

但是有时并不因为工作忙，而是琐屑之事，或者别人家一不留心，片言之间，毫不觉到的，就会引起不快，可能使他眠食俱废。在平常人看来，或者以为这是大可不必的，而对于他就觉得难堪了，这在热情非常之盛的人，是会这样的。”（1939年2月8日，《鲁迅风》 第5期）

但是我们也不能认为 《鲁迅日记》 中的所有字句都有微言大意。并非凡吃饭、喝咖啡都是在从事地下活动，凡失眠一定都是“心事浩茫连广宇”，凡“濯足”都有性暗示，那样考证下去就会入魔走火。

鲁迅的两种“日记”

在 《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 一文中，鲁迅谈到有两种不同写法的日记：一、写给自己看的流水账式的日记，如某年某月某日，得A信，B来，收C校薪水，付D信。二、把日记当著述，写作之初就打算通过借阅或出版的方式给别人看。晚清李慈铭的 《越缦堂日记》 就属此类，它长达数百万字，涉及经史、纪事、读书、诗文等，是继顾亭林《日知录》 后的又一座学术宝库。

鲁迅应刘半农之约，在 《世界日报》 副刊连载的 《马上日记》 《马上支日记》 《马上支日记之二》，应该也属第二种。其特点是一有感想就马上写下来，但因为动机是给别人看，所以，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未必会写。鲁迅还准备写一种“夜记”，也应属第二种，惜未完成夙愿。

现存 《鲁迅日记》 是指鲁迅1912年5月5日从南京抵达北京当日，直至1936年10月18日逝世前一日在上海的日记，共计24年零5个多月。日记是用毛笔竖写在印有“乌丝栏”或“朱丝栏”的毛边纸稿纸上，每年合订为一本，共计25本。

1941年，李霁野联系许广平，准备在他筹办的 《北方文学》 上发表一些片段。许广平为稳妥起见，从银行保险箱中取出原稿，另行摘抄，准备用誊抄稿付印。不料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进驻上海租界，从许广平寓所抄走了这批手稿，并逮捕了许广平。

翌年3月，许广平被保释，发还手稿时，丢失了1922年全年的日记。幸亏许寿裳编撰 《鲁迅年谱》 时摘录了1922年日记中的47则，另书账1则，现作为附录收入2005年版 《鲁迅全集》 第16卷。数十年前，我曾听到鲁迅1922年日记尚存人间的传言，有人说为日本某人收藏，有人说为上海某人收藏。我希望这些传言有朝一日会变成现实。

将 《鲁迅日记》 跟鲁迅本人的 《马上日记》 对读就会发现许多趣事。

鲁迅1926年6月28日日记：“晴，上午往留黎厂。”“留黎厂”即北京琉璃厂文化市场。而据《马上日记》 记载，他当天上午从阜成门西三条21号寓所出发，看见满街挂着五色国旗，军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就被军警赶进一条小胡同中，原来是交通管制。

少顷，一辆辆军车驶过，隐约可见车中人戴着金边帽，但看不清人脸;士兵站在车边上，背着扎红绸的军刀。人群肃穆，直到军车开过，鲁迅继续赶往西单大街，满街也都是军警林立，挂着五色国旗。一群破衣褴褛的小报童在卖“号外”，方知原来是欢迎吴佩孚大帅入京。

回家后，鲁迅看报纸才知道吴佩孚率兵从保定起程之后有人为他算了一卦，说他28日入京大吉大利。所以，吴故意在途中滞留了一日。北洋军阀的嚣张气焰、愚昧心理，从鲁迅的上述描绘中跃然纸上。

同日日记记载：“往信昌药房买药。”对照 《马上日记》 方知，买药是鲁迅此次出行的主要目的，买的是胃药，用稀盐酸，又加些纯糖浆，喝起来更加可口，能治胃痛。信昌药房是一家较大的药房，即使加上人力本资，药费也要比医院便宜3/4。不过同一药店同一配方的药，每次喝起来味道和疗效都会有些不同。

药房有外国医生坐堂，店伙都是服饰洁净美观的中国人。店伙开价八毛五，八毛药费，五分瓶子钱，但鲁迅自带药瓶，便将售价砍到了八毛。鲁迅鉴于此前的教训，当场服用，发现稀盐酸分明过量，口感太酸。原因是店伙配药水懒得用量杯，这就是鲁迅批评中国人办事儿的马马虎虎。好在酸了可加水稀释，鲁迅就没再说什么。

同日日记又云：“访刘半农不值，访寿山。”干巴巴的九个字，其实背后的经历颇有趣。刘半农是鲁迅 《新青年》 时代的老友，又是约他写稿的编辑，但看来彼此串门并不多。鲁迅当天到刘半农家吃了一个闭门羹，问小当差，说刘出门了，午饭后才能回。鲁迅饿了，想等一等，趁顿饭。小当差说：“不成。”鲁迅有些尴尬，便掏出一张名片，叫小当差禀告刘太太。

等了半刻，小当差出来回复：“也不成。刘先生下午3点钟才回来，你3点钟再来吧。”鲁迅饥肠辘辘，只好顶着毒日，冒着尘土，来到另一位朋友齐寿山家，总算见到人了。齐寿山自己吃面，请鲁迅用奶油刮面包吃，还喝葡萄酒，另加四碟菜，结果被鲁迅一扫而光。二人连吃带聊，直到下午5点。像这些生活细事儿，在鲁迅写给自己看的日记中当然不会出现。

“余怀范爱农”

“风雨飘摇日，余怀范爱农。”这是鲁迅 《哀范君三章》 的首句，初刊于1912年8月21日绍兴 《民兴日报》。该诗附记中写道：“我于爱农之死，为之不怡累日，至今天未能释然。”可见鲁迅哀悼之情极深。十四年后，鲁迅又创作了一篇回忆散文  《范爱农》，初刊于1926年12月25日《莽原》半月刊l卷24期，后收入 《朝花夕拾》，为读者广为传诵。

范爱农，名肇基，字斯年，号爱农，浙江绍兴人。从鲁迅的文章中可得知，他是徐锡麟所办大通师范学堂的学生，曾赴日本留学，性格孤僻高冷，归国后受着轻蔑、排斥、迫害，靠教几个小学生糊口。辛亥革命之后，他一度对光复后的绍兴抱有希望，但现实的绍兴是外貌虽有改观，但“内骨子是依旧的”，让范爱农的幻想迅速幻灭。

鲁迅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时，范爱农任监学，工作认真努力。鲁迅去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之后，校长由一个顽固派兼任，范爱农境遇困顿，于1912年7月10日落水而死。

1912年5月15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得范爱农信，九日自杭州发。”幸运的是，这封信以及范爱农同年3月27日和5月13日的其他两封信都保存在北京鲁迅博物馆，从信中可以了解他跟鲁迅分别之后的真实情况。

范在5月9日致鲁迅函中说，他在绍兴师范学校的监学一职已被“二年级诸生斥逐”，导火线是学校食堂的饭菜问题，但根本原因是傅励臣任校长期间的敷衍了事、对学生放任自流，发生问题之后又处置不当，再加上一个叫何几仲的教员在背后挑唆，兴风作浪，致使局面难以收拾。

当年4月28日是星期六，范显章与朱祖善这两名学生晚起，自己耽误了早餐时间，却叫厨役补做。厨役因未接到教务室及庶务员的指示，予以拒绝。双方产生了矛盾。4月29日一早，学生以饭中发现蜈蚣为由闹事，范爱农当即训斥了厨役，并调换了饭菜，但学生仍不依不饒，当天下午以饭冷菜少为由罢食。4月30日，学生再次以罢课手段进行要挟，迫使范爱农于5月1日辞职离校，一度漂泊到了杭州。

鲁迅在 《范爱农》 一文中写道：“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还是自杀。”鲁迅怀疑的原因是范爱农生成傲骨，不肯钻营，又不善钻营，故不容于浊世。他在1912年3月27日致鲁迅信中写道：“如此世界，实何生为！盖吾辈生成傲骨，未能随波逐流，惟死而已，端无生理。”现存鲁迅日记起始于1912年5月5日从南京抵达北京当天，故这封信未见著录。

喧闹的端午节

鲁迅对端午节的印象似乎并不太好。鲁迅在北洋政府教育部工作期间经常被欠薪，他不仅参加了索薪斗争，并且以索薪为题材创作了一篇题为 《端午节》 的小说，发表于1922年9月上海 《小说月报》 第13卷第9号。

1925年6月25日，《鲁迅日记》 的记载是：“晴，端午，休假。”这一天是星期四，因过节放一天假。单看“休假”二字，这一天似乎过得平淡无奇，实际这一天鲁迅家中却是热闹无比，原因是来了四个叽叽喳喳的女生：许广平、许羡苏以及鲁迅租赁北京砖塔胡同61号时房东的女儿俞芬、俞芳两姐妹。

许羡苏和俞氏姐妹都是绍兴人，能陪鲁迅母亲说家乡话，还常帮她写信。所以，深得“太师母”宠爱，难免“仗势欺人”。许广平是女师大风潮中的学生骨干，已被守旧的校长杨荫榆视为“害群之马”，在鲁迅面前也调皮捣蛋。

单凭日记上“端午休假”这四个字怎能了解休假的细节呢？开始，笔者试图去查 《两地书》，想看鲁迅、许广平当时的通信，但 《两地书·三二》仅存鲁迅致许广平的半封信，开头注明“前缺”，信末注明“此间缺许广平二十八日信一封”，《两地书·三一》 信末注：“其间当有缺失，约二三封。”

这些信真“缺失”了吗？未必。多半是鲁迅当时不想公开示人。后来 《两地书》 原信公诸于世，我们才知道，鲁迅1925年6月28日致许广平信“前缺”的那一部分题为“训词”，完全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记述了端午节那天许广平那四位小姐大闹鲁迅府邸的情景。简而言之就是当天上午这四位小姐灌鲁迅酒，迫使他“喝烧酒六杯，蒲桃酒（即葡萄酒——原编者注） 五碗”，鲁迅酩酊之中按了许广平的头，又对俞家姐妹挥拳示警，吓得这四位小姐“抱头鼠窜”，跑到鲁迅寓所附近的白塔寺逛庙会去了。当天下午2点，鲁迅又喝了酒，自己去逛了白塔寺。

鲁迅在《训词》 中写道：“且夫天下之人，其实真发酒疯后，有几何哉，十之九是装出来的……因为一切过失，可以归罪于醉，自己不负责任，所以虽醒而装起来。但我之计划，则仅在以拳击'某籍小姐两名之颧骨而止，因为该两小姐们近来依仗'太师母之势力，日见跋扈，竟有欺侮'老师之行为。倘不令其喊痛，殊不足以保架子而维教育也。然而'殃及池鱼，竟使头罩绿纱及自称'不怕之人们，亦一同逃出，如脱大难者然，岂不为我所笑！”

这就是生活中有血有肉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