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不老的北京人用脚步丈量北京胡同，带您探寻、体味胡同的老故事与新生活，和您一起了解、感受京城独特的文脉、文化与文明
人勤春来早，元宵节过后我们三不老又与大家见面了。在经历了去年底北京新冠疫情防控全面放开、感染人数爆发、全员免疫屏障建立以后，三不老团队继续我们丈量北京胡同的行走之旅。这一次主要走了金宝街以北、朝阳门内大街以南、东四南大街以东、朝阳门南小街以西这么一块地方。这一带被称为东四南历史文化街区，是京城几百年的老街区，明代属黄华坊、思诚坊，清代归镶白旗管辖。
街区里的胡同和院落很多在元明时期即已成型，受保护的院落少则十数、多至数十，如干面胡同、史家胡同、演乐胡同、礼士胡同等等，几百年来经过不断演进修缮，历史积淀愈发深厚，乃至与社会的发展也休戚相关。近些年，东四南街区开展了较大规模的保护性整修，增加了不少贴近居民的文化与休闲设施，2017年获得“中国人居环境奖”。下面，请您随着我们的脚步一起去了解感受一下。
由南向北，原是打元代起就有的遂安伯胡同，现在已改造成为金宝街了。《明史功臣世表》记载：“遂安伯陈志，永乐元年五月丁亥封世袭，国亡乃绝。”陈志为追随燕王朱棣靖难之役的有功之臣，被封为遂安伯，共传袭九代，其所居住的胡同也因此得名。
入清后，一度改为岁柏胡同。《宸垣识略》记载：“一等延恩侯第在岁柏胡同。雍正二年，以明太祖十三子代简王之裔、正定府知府朱之梿为延恩侯，世袭。”此乃清朝立国后为笼络汉人，对明朝宗室后裔的袭封。据说朱之梿康熙年间考取进士，曾任亳州、正定知府，也是造福百姓的一位清官。
前次丈量东四十四条时曾给您说到，庚子之变中老肃亲王府被毁，末代肃亲王善耆曾在遂安伯胡同奎宅租住，后才在十四条胡同西口改建新府。民国之初，来华的美国社会经济学家甘博曾拍摄了不少北京城的老照片，其中就有一些遂安伯胡同普通人家的生活留影。
新中国成立后，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开国女将军李贞、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著名漫画家华君武等都曾居住在这条胡同里。现在，遂安伯胡同只是历史长河中被淹没的一粒小石子。
向北是东、西石槽胡同，明代为石槽胡同，清代才析分为东、西两条胡同。新中国电影的奠基人之一，曾执导《红旗谱》、《骆驼祥子》、《边城》等影片的著名导演凌子风，上世纪50-70年代曾住在东石槽胡同；著名作家、翻译家，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住在西石槽胡同。
紧邻石槽胡同的是干面胡同，注意，不是网络流行的“干饭”的干（四声），而是“干净”的干（一声），但与武汉名吃“热干面”也没啥关系。之所以得此名，是因为胡同的东口挨着禄米仓，当年胡同里尽是川流往来的运粮车，骡马、车轮走过时暴土扬尘，老百姓戏称为“下干面”，后来干脆改叫干面胡同了。
明成化年间陆容所著《菽园杂记》里记述了一段有关干面胡同的轶事：“天顺间太监曹吉祥、忠国公石亨用事，势焰炙手可热。干面胡同一卖饼小家女，美而艳。都督石彪欲娶为妾，父母乐从之，女独不肯，乃已。未几石氏败，彪弃市。”
这是几百年前发生在胡同里的一段贫家女不畏强势的故事。曹吉祥、石亨等人因在“夺门之变”中助朱祁镇复位有功，便忘乎所以、嚣张跋扈，石亨侄子石彪也狐假虎威，想欺占民女。没想到在胡同里卖炊饼的女孩并不屈从，尽管其父母乐得攀高枝。没过多长时间，石氏叔侄就以谋反罪被诛杀。周围的胡同百姓都为这位姑娘的举动点赞，卖炊饼的生意也更加红火起来。
清代，正蓝旗护军统领署在胡同路北；《啸亭续录》记载，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侄子、固山贝子务达海的府邸在干面胡同；喀喇沁王府也在胡同内。虽然胡同里大宅门不少，但是这几处府邸的具体地点都无从考证。清末大学士李鸿藻、直隶布政使凌福彭的宅邸尚有保留。
民国年间，中国红十字会、华北救济总署、铁路大学、美国侨民学校等机构设立在胡同内。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李鸿藻的三子李石曾；民国才女凌叔华等也住在胡同里。
新中国成立后，钱钟书、杨绛、顾颉刚、高士其、卞之琳、翦伯赞、茅以升、梅葆玖等众多文化艺术、科学界名人大咖也曾居住在此地。胡同里的老人讲，不定什么时候您会在胡同里与哪位大师擦肩而过。
胡同西头的61号是晚清重臣李鸿藻在京的宅第之一。此公与李鸿章乍一听好似兄弟俩，实则没有半毛钱血缘关系。李鸿藻籍贯河北保定，李鸿章生于安徽合肥，前者比后者大3岁，同为同治、光绪朝重臣。
李鸿藻走的是文人路线，曾任同治皇帝老师，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是晚清主战派代表人物和清流领袖。李鸿章则以军功擢升，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和文华殿大学士，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之一。两人虽同朝为官，但经常意见相左。
李鸿藻在北京的宅第除此处外，另有一处位于宣武门外菜市口，现已拆除。此处院落为三进四合院带东跨院，广亮大门外八字撇山墙；进门后左拐是二进院垂花门，院内正房和东西厢房保存尚好。民国后此院由市工务局局长汪申居住。解放后成为社科院宿舍，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科普学家高士其都曾在此居住。据在院里遇到的一位老哥讲，最多时曾有40多户住在里面，拥挤不堪。
此院的东边有两座西式建筑，都建于民国初年。一是一幢漂亮的西班牙式别墅小楼，明黄色外墙、红瓦屋顶、带有阳台和西式玻璃窗，精巧别致，在胡同里颇为乍眼，原属广东来京办厂的吴氏家族所有。
二是靠北一幢美式红砖楼房，典型的古典主义对称形式，简洁明快、典雅大气。这是北京美国侨民学校的校舍，建于1922年。在此之前，在干面胡同西边一路之隔的甘雨胡同，曾建有服务外侨的幼儿园和小学部，此地为新增的初中、高中部，后改为男女混校的十二年制学校，并且也招收一些符合条件的中国学生。上世纪20年代，著名收藏大家王世襄就曾入读该校。少年王世襄论玩儿那是一等一的，在此学到多少东西不好说，倒是练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说到王世襄，还与胡同里发生的一件关乎国宝的大事有关。1945年抗战胜利后，王世襄受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建筑学家梁思成推荐，作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追讨被日本、德国劫掠的中国文物。
在此期间，王世襄通过市面上古董商人打听到，德国禅臣洋行在华总经理杨宁史手中有大批中国古青铜器。此人1911年就来华工作，除从事正常贸易外，还遍游名胜古迹，大量收购古董文物，特别是河南等地出土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
二战结束后，杨宁史藏匿文物准备偷运出境。1945年11月王世襄找到位于干面胡同中部路北的禅臣洋行，这时期日本、德国人都被要求“呆在原地等候审查”，杨宁史被困在天津。王世襄在洋行里看见一名女职员正在打字，瞄一眼竟然是一份文物目录。王世襄想办法拿到目录，去天津找杨宁史对证。
这位德国商人先是谎称文物失窃，但何时何地被盗不能自圆其说；后又说向接管天津的国民党94军捐赠军械时文物也一并被军方拿走。王世襄特地找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开了介绍信，希望面见94军军长牟廷芳。怎奈这介绍信不好使，牟廷芳避而不见。
王世襄只好求救于老爸。其父王继增也不一般，早年留学法国，曾任张之洞的秘书，后又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王继增请托老资格政治家朱启钤。朱启钤感到事情严重，找到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宋子文正在北平办事，立刻专程到天津调查此事。
牟廷芳虽是军阀，可也惹不起宋子文，但一听此事也是一脸懵圈，立刻派人把杨宁史抓来，用枪指着他的脑袋逼问文物下落。没想到这家伙真像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死活不说。王世襄想到他要偷运文物出境，会不会已经装船了？您猜怎么着，还真就在塘沽港德国商船的底仓里找到十几个装满文物的大木箱子。
这一下杨宁史老实了，知道文物不可能运输出境，马上转脸说要把这些宝贝捐献给故宫，但要以其名号辟专室展陈。1946年1月，在王世襄等的努力下，241件文物移交故宫博物院，其中就有稀世国宝“宴乐渔猎纹战国壶”、商代“饕餮纹大钺”和周代铜器“名蟠虺簠”。
两年间，这位自称“玩物丧志”、却被启功先生赞为“研物立志”的“京城第一大玩家”王世襄，为国家追回2000多件文物、100余箱古籍。
未完待续，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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