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丢失过一篇稿件”
——重读孙犁系列随笔(五)
“我编辑的刊物虽小,但工作起来,还是很认真负责的。如果说得具体一点,我没有给人家丢失过一篇稿件,即便是很短的稿件。”这段话,出自孙犁先生总结一生编辑生涯的一篇文章《关于编辑工作的通信》,是写在开篇部分。
“按说,当编辑,怎么能给人家把稿子弄丢呢?”(孙犁语)退一步说,按照现在信息时代的思维习惯,稿子一旦传给编辑部,即使这边弄“丢了”,那边一般还可以追踪传稿的路径,把它找回来——丢稿?好像已经是“前朝旧事”了。
然而,在重读孙犁的过程中,我们却看到了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稿件浩劫”——就拿孙犁先生参与编辑的《冀中一日》的稿件来说吧,那是在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组织的一次大规模写作活动,稿件是是冀中党政军民学“全民参与”写来的,多到用麻袋装运,孙犁与战友们分头编辑、刻写、油印,编辑完成后,只试印了一小部分征求意见的初稿,日寇的“五一大扫荡”就开始了。据主持编辑工作的王林先生回忆:“五一大扫荡”初期,补选和校正好的稿本就装在背包里打游击,后来敌寇越来越疯狂,我唯恐自己一旦遇到危险,会使经过大力补正的稿本和补选的稿件也同归于尽,就把这些文稿坚壁在堡垒户的夹壁墙里。不料,在反扫荡中,坚壁稿本的夹壁墙在反扫荡中被敌寇捣毁,所有文稿荡然无存……(参见王林:《回忆“冀中一日”写作运动》,《冀中一日》百花版下册,第419页)
抗战时期的孙犁
在作家李英儒的回忆里,他所参与编辑的一部分文稿,“坚壁在安平县南北郝村,想不到短短半月的时间回去一看,上述东西都做了'扫荡’中的牺牲品。……丢掉加工稿本当然是个重要损失,有的同志深为惋惜。其实,在大'扫荡’中我们的损失远不止此……”接着,他列举出在反“扫荡”战斗中牺牲的作者们、编辑们,痛心不已。(同上,第427页)
当我们了解到当时编辑工作的真实情况,就会重新掂量出孙犁先生那句“没有给人家丢失过一篇稿件”,具有多么沉重的分量了。据孙犁先生回忆当时的情形,“这一带村庄距离敌人据点,都不过十五六里路,虽然党政军的主脑机关也都住在附近,但随时都处在反'扫荡’的状态里。我们唯一的负担就是这些稿件。我们守着麻口袋工作,选好一篇就刻写一篇。”(孙犁:《文艺学习》前记,《孙犁文集·三》第9-10页)
孙犁先生在编辑《冀中一日》的工作完成之后,又依照王林同志的建议,根据编辑这些来稿所得到的体会和实例,埋头写出了一本《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即后来的《文艺学习》,这本书还有一个副题“给'冀中一日’的作者们”)。据此推断,他应该没有直接参与稿本的后期装订和分发工作,也就没有承担保存稿本的任务。如其不然,恐怕也难于保证其所保管的稿件不受损失。
当然,战争中的损毁,超出了人们的预料,绝非人力所能抗拒。这与编辑因疏忽大意和责任心不强而丢失稿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在这里特意举出《冀中一日》的例子来一斑窥豹,只为说明在彼时彼刻,稿件要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是多么地不容易。
孙犁先生一生写作,都是手写;他所经手的稿件,都是手稿,独此一份,丢失了就难以复得。这是当今的年轻编辑和作者们所难以想象的。在漫长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孙犁先生编辑过多种报纸副刊和文学期刊。应当说,他当时所处的环境,与编辑《冀中一日》是大体相同的,也经历过不知多少次转移、行军和避险。正因为经历过如此严酷的艰难险阻,孙犁先生对稿件的重视乃至珍惜程度,是近乎苛刻的。他认为:“丢失稿件,主要是编辑不负责,或者是对稿件先存一种轻视之心。”而这皆与职业素质有关。身为资深编辑,他对编辑丢稿这件事情是难以容忍的,以致于他对自己稿件的“被丢失”,同样是铭记不忘,始终挂怀——
“我一生,被人家弄丢过两次稿件,我一直念念不忘,这可能是自己太狭窄。1946年在河间,我写了一篇剧评,当面交给《冀中导报》副刊的编辑,他要回家午睡,把稿子装在口袋里。也不知他在路上买东西,还是干什么,总之把稿子失落在街上了。我知道后,心里很着急,赶紧在报上登了一个寻物启事。好在河间是个县城,人也不杂,第二天就有人把稿子送到报社来了。1980年,上海一家杂志社的主编来信约稿,当时手下没有现成的,我抄了三封信稿寄给他,他可能对此不感兴趣,把稿子给弄丢了。过了半年,去信询问,不理;又过了半年,说'准备用’。又过了半年,见到了该杂志的一位编辑,才吐露了实情。”(《编辑笔记》,第77-78页)
1941年的《冀中导报》,在河北衡水安平县孙犁故乡发现
毛泽东题写刊头的《冀中导报》
推己及人,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孙犁在这篇总结自己几十年编辑生涯的文章中,不谈发现了多少好稿,不谈编辑了多少名刊,也不谈培养了多少名家,却如此浓墨重彩地把“没丢失过一篇稿件”,作为一件最值得自豪的“高光”业绩,写在开篇之处了。因为这的确是旁人和后人都难以企及的。
在孙犁先生的“夫子自道”中,有几段文字是令人感动的,譬如,他写道:“在过去很长的年月里,我把编辑这一工作,视作神圣的职责,全力以赴。久而久之,才知道这种工作,虽也被社会看作名流之业,但实际做起来,做出些成绩来,是很不容易的。”
再如,他写道:“很长时间,我编刊物,是孤家一人。所谓编辑部,不过是一条土炕,一张炕桌。如果转移,我把稿子装入书包,背起就走,人在稿存,丢的机会也可能少一些。”
是啊,“人在稿存”,将稿件与自己的生命“捆绑”在一起,要与自己的稿件共存亡,这样的编辑,乃至他所体现的编辑态度和认真敬业的精神,如今安在哉?!
重读孙犁,不惟令人感动,更发人深省,启人深思……
(2022年10月29日星期六,于北京寄荃斋)
本文刊于2022年11月18日《镇江日报·镇江周刊》“芙蓉楼”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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