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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春的某一天，我在上海黎锦晖主持的明月歌舞团里，会见了一位从事音乐工作的青年聂紫艺。

那是一个弦歌满耳、衣鬓相接的环境。我们找了一个僻静的房间，做了一次亲切的交谈。这位二十一二岁的青年来自辽远的西南边疆——云南省，有着不平凡的经历。他有一位勤劳贤慧的寡母，他自己从小爱好音乐。中学毕业后，他离开家乡，闯荡江湖，在湖南、广东当过一阵子大兵。在广东还考进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主持的戏剧研究所，住过很短的日子。两年前，他同一位云南商人来到上海，后来考取了明月歌舞团，当小提琴手，恢复了他对音乐艺术的追求。

少年聂耳

青年聂耳

他像许多贫苦学生一样追求革命。由一位进步的同乡学生的介绍，他参加了当时的进步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在上海西区一带做过群众工作。他想找中国共产党，想学习更多的革命理论，知道更多的国内外形势。他爱音乐。他迫切想掌握音乐技术、小提琴和作曲；他想知道通过这些音乐武器能为革命事业做些什么。

在谈话的最后，他说，他也爱明月歌舞用，这里的艺术青年们还是有生气的，但他不满意黎锦晖的领导。他认为黎的某些不健康、不严肃的倾向毒害了这些生气勃勃的青年，使他们失去了对封建事物的冲击力。

之后，我们的联系频繁了。我介绍他参加了另一进步的文化团体“苏联之友社”的音乐组。这个组人数不多而阵容甚强，有吕骥、张曙、任光、安娥等。他们也有一些政治学习；也参加保卫苏联、保卫中国苏区、保卫世界和平、保卫人权的政治活动；他们还出色地展开了反对当时黄色音乐和资产阶级艺术至上现点的斗争；他们通过理论和作品，给敌人和反对者以有力的回答。

聂耳

作曲家任光这时刚从法国回来．任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他的寓所里有架很好的钢琴，所以音乐组多在他家开会。他们也在这儿互相推敲作品。为了帮助作曲者改正缺点，他们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达到共同承认的结论后，又心平气和，毫无芥蒂。正因为这样，在一次年终音乐赛唱会上，这些进步的、充满战斗激情的歌曲战胜了流行的“靡靡之音”和一些封建法西斯的可耻的叫嚣，赢得听众的赞赏。随着《毕业歌》（1934年影片《桃李劫》主题歌)、《大路歌》（影片《大路》主题歌》）等的迅速流行，聂耳的名字放出了惊人的光彩。到《扬子江的暴风雨》和《义勇军进行曲》出世，聂耳就成了民族歌手和新音乐的奠基人了。

聂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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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紫艺是1932年秋进上海联华影片公司以后才改名聂耳的。我跟他的第一次合作是《母性之光》影片里的《开矿歌》：

开矿，开出来黄金黄；

我们在流血汗，人家在兜风凉；

我们在饿肚皮，人家在餍膏粱。

我们大家的心，要结成一板樯

我们大家的手，要联成百炼钢；

我们造出来的幸福，我们大家来享。

这支歌通过南洋荷兰资本家对当地旷工的严重剥削，揭露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初步发出被压迫人民的呻吟呐喊。聂耳自己扮一个矿工，把脸上、身上涂得漆黑，领唱那支《开矿歌》。

《母性之光》剧照

另一次聂耳显出作为歌剧演员才能的是1934年演出的《扬子江暴风雨》。在这个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新歌剧中，他扮演了码头工人老王。当帝国主义者向码头工人开枪、打死了他的孙儿小栓子的时候，老王抱起他的小孙孙向码头工人高唱：

同胞们，大家一条心，

挣扎我们的天明！我们不怕死，

（白）“不用拿死来吓我们！”

我们不做亡国奴，

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把强盗们都赶尽；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向着自由的路，前进！

《扬子江暴风雨》剧照

他唱得抑郁慷慨，激起了观众激昂无比的反帝情绪。当时，在进步的音乐界中，作词、作曲，演出的工作是结合得非常紧密的。当我们还比较自由的时候，还可以当面对作曲者提出要求，听了试唱之后，我也常常提一些修改的意见。及至白色恐怖严重化，我们完全转入地下，直接联系困难了，但通过间接联系也还是能迅速解决问题的。1934年我写了三幕剧《回春之曲》的一些歌词，全是通过间接联系交给聂耳的，但他还是处理得那样合乎要求。其中的《告别南洋》写得有些像中国旧体诗的七言古风，我怕作曲者很难处理，有心改写，但聂耳还是无难地谱好了，而且谱得那么有力，这给我很大鼓励。

我和聂耳合作的歌曲不少，绝大部分是电影、戏剧中的主题歌或插曲，都在演出中采用了，只有《打长江》是例外。这是一部描写旧社会里江南农民抗旱故事的影片的主题歌之一，原是聂耳作曲的，但可能由于聂耳对这家影片公司不满，把曲子撤回了，改由任光作曲，曲调不如聂耳所作的感情激越、节拍铿锵。尽管影片中没有采用，聂耳所谱的曲子也仍然在人民群众中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童年时代的聂耳

《扬子江暴风雨》的演出我没有看到，《回春之曲》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演时，我忍不住想去看一下，便穿起长袍、马褂、毛线衫、皮帽子，扮做一位女同志的老父，扶着她的肩头走进剧场。不久，我被捕入狱。这一套“行头”后来也成了我在国民党狱中的打扮。

我入狱后不久，敌人的魔爪伸向聂耳。这时他已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党为了爱惜这位天才富赡、忠勇奋发的艺术斗士，并想进一步发展他的才能，批准了他到日本去。到日本后，聂耳一面按照计划进行学习，一面还负责完成在国内承担的工作。我在1934年写了一部描写知识青年由象牙之塔断然走向民族民主战场的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其中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定稿，就是他从东京寄回来的。《风云儿女》拍摄时我已入狱，聂耳以高度责任感和同志情谊争取这主题歌的作曲。他在国内写成初稿，又带到日本加工。这个歌曲后来很快为全国人民所传唱，有力地鼓舞了当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志。

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的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遇难。人们对于他的突然牺牲无不感到意外，也正是因为大家对他有无限期待的缘故。

聂耳在日本海边演奏

日本神奈川藤泽市鹄沼海岸的聂耳纪念广场及郭沫若手书“聂耳终焉之地”

这一年7月，我从南京国民党宪兵司令部的监狱出来的那天，听到聂耳去世的消息，真是无比震悼。党失去了一个年轻有为的音乐干部，我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合作者，这痛惜是双重的。当时我曾写了一首诗寄给在上海举行的聂耳追悼会：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正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重与吾民诉不平。

聂耳墓碑上镌刻着田汉的这首诗

郭沫若同志听到聂耳溺死也曾写过一首悼诗，把他的夭折和英国诗人雪莱的不幸相比。实在的，中国新音乐界一些天才战士所遭遇的不幸，又远在雪莱之上：聂耳被迫流亡，死于非命，在政治上、艺术上给聂耳影响很大的作曲家张曙两度在上海入狱，受尽折磨，抗日战争中在桂林于敌机轰炸中牺牲；跟聂耳同在“苏联之友社”音乐组的作曲家任光，在抗战后期由重庆远赴江南，参加党所领导的新四军，1941年在抵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突然进袭的一次突围战斗中倒下了。

1944年我到了云南省会昆明，由聂耳的哥哥聂守先导引，在昆明湖附近的一所庄子里，拜见了聂耳的母亲，还采了些山花野卉，献在我这年轻战友的坟上。那是一个风景胜处，五百里浩渺的湖波拥抱着灵秀的山峰。对一个革命的音乐家来说，这也算是一个合宜的长眠之处了。

聂耳之墓及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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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聂耳在音乐上的成就，很难用几句话去概括它。但也不是全无可能。他的第一个音乐先生是他家乡的一个劳动人民。云南和各地的戏曲音乐也给了他一定的影响，尽管他后来向西洋音乐刻苦钻研，但他从没有放松过对民族音乐的注意，这不止使他对处理祖国语言，即在把祖国语言音乐化上发挥了才能，也使他的全部作曲带有民族色彩。

其次，聂耳的明快刚健、豪迈慷慨的旋律是别的作曲家所难于企及的。这种旋律突出地表现在《扬子江暴风雨》和《义勇军进行曲》一类的战歌，也表现在《打长江》、《开路先锋》等劳动歌。也有一些作曲家写同样题材，有的听起来空虚苍白，没有真正的感情和气力，因而音乐形象树立不起来，聂耳的作品就能使你闻其声如见其人，你不能不在他的旋律下感奋兴起。聂耳的创作盛期是1932年到1935年之间。日本侵略者的炮声唤起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民族觉醒，而国民党反动派却再三向江西苏区和革命人民进攻。聂耳的伟大是他通过音乐语言表现了中国人民对民族敌人无比的忿怒。他的这种民族感情又是通过阶级感情表现出来的。由《开矿歌》、《码头工人歌》等，聂耳第二次刻划了工人阶级的音乐形象，他的劳动歌苍凉抑郁中充满着战斗情绪，没有哀伤消沉的调子。这就说明他的成功不是单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聂耳不是普通的音乐工作者，而是有着火热的政治感情的革命音乐家。

聂耳的作曲不止有悲壮慷慨的一面，也有轻快幽婉的一面。他的《卖报歌》、《毕业歌》、《梅娘曲》、《铁蹄下的歌女》及一些情歌、民歌便是好例。那是因为聂耳是一个愉快活泼、多情多感的二十二、三岁的知识青年，他具有这种感情。这些是被当时知识青年欢迎的健康的歌曲。聂耳通过音乐鼓舞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而不是把他们从革命的道路引向颓废，这是他受过某些前辈音乐家的健康影响，而断然摈弃了那些不健康的东西。这正是聂耳成功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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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古话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长百岁。”聂耳正是这样。他不过活了24岁，他的创作旺盛的日子也不过3年，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很出色的、影响巨大的作品。聂耳的乐曲不止代表了当时中国痛苦中的人民的嗟伤和吼叫，也正确有力地回答了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疑问，抵抗侵略者还是屈服？而他坚决发出战斗的号角，这是他的作品何以那样迅速传唱的最大原因。他解决了艺术和政治的正确关系问题。他用他的全部艺术为政治斗争服务，但他并不轻视技术。他没有一天放弃技术锻炼。他曾在“苏联之友社”音乐组同志的帮助下不断改进他的作曲技术。他尽量借鉴西洋音乐，也勤慎地学习传统。他当过兵，在上海时不断接近劳动人民，从他们的生活中汲取养料。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难于企及的健康豪迈的气概和准确有力地处理中国语言的技巧。他不止善于处理现代语言，也能把中国的旧体诗词安排得生动易懂，有情有致。

当时一些资产阶级音乐家恶意地攻击抗战歌曲，挑它们技术上的毛病。当然，作为一个贫苦家庭出身，没有受过较长时期正规音乐训练的青年音乐家，他的作品不可能没有毛病。聂耳也并不爱惜那些毛病，倘使真是毛病的话。再加，聂耳对自己期望甚大，他从不以现有成就为满足，他想要更好地为党的音乐事业工作。演出《扬子江暴风雨》以后，增加了他创造民族斯歌剧的信心，但也增加了他的音乐技术上的苦闷。他迫切地需要学习、学习。这也就是他何以那样高兴地暂时离开上海火热的斗争到日本去的缘故。谁也没有想到，竟会让意外的不幸夺去了它的宝贵生命。

聂耳做鬼脸

如一般年轻人常有的情形，聂耳是尚气的。他曾以反对资本家老板市侩主义的经营方法而辞去百代公司音乐部副主任的职位。他这种不要协的脾气在是非混淆的旧社会是有其积极作用的。他这种为着崇高理想，不顾一切甚至生活的保障，坚决与腐朽事物决裂的青年面目，给了人们很深刻的印象。

电影《聂耳》（1959）海报

文章来源 | 1959年《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