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点小小的兴味，能提起对一个人文章的好感。
这样的阅读体验，从文数十年，得过不止十回八回，独独这次读王利民先生的文章，来的格外强烈。这得说到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叫《边将》，写历史人物的。我写小说，跟我写文章一样，动不动就想出个“拐”。书中有个人物叫杨博，历史上真有其人，做过嘉靖朝的兵部尚书；京剧《二进宫》里的杨波，演的就是他。我的“拐”出在，想把民间传说的杨家将安在他身上，他就是杨令公，其手下的一班武将就是杨家的众儿郎。清代演宋代的杨家将，实则是暗喻明代的杨家将，既是故国之思，也是因为杨波当年对清军造成的打击太重了，不能不有意回避。为了将令公与杨博对应上，书中我让一个文士离京前去看望他，他正在莳弄庭前的花木，这文士便引用了白居易的两句诗说他：“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此语见《边将》初版第242页，下面还加了注：白居易《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当年写下这么个带考证意味的小情节，在我是颇为得意的事儿。我并非熟读唐诗之人，白居易这两句诗是看闲书遇上记下的。然而此番读《王利民诗文集》，竟在一篇叫《园丁生活》的文章里撞见了。利民先生的父母都是小学教师，父亲还当过小学校长，退休后在乡下建起农家小院，养花种菜，过着闲适自在的晚年生活。利民先生曾驱车前去看望，回来写下这么一篇文章，其中一段写父母与邻居几位老人的交往，既有文化蕴涵，又有生活气息。
父亲拄着拐杖立在我身侧，乐呵呵地望着母亲，也望着他钟爱的“天露朗”，小狗貔貅绕着拐杖撒欢儿。门外几位退休老人不知是闻香而来，抑或循声而至，他们围过来，一位老者环视着四周的花花草草，艳羡又钦佩地说道：“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父亲一手拄着拐杖，一手做捻须状，道：“老夫怎敢自比裴令公啊！这庭院自是不能与裴令公的绿野堂媲美，却也占尽物华，老夫当为其取个名儿。”众人大笑。（《园丁生活》）
就是这么不足二百字的一小段，让我看了心里大为赞赏，真是个会写文章的主儿。且不说白居易那两句诗，我知道他也知道，关键在于，我知道是看闲书得来，又在网上查了出处，在小说中还做了脚注，意在表明自家对白诗多么熟悉。实在说，诗中的令公是谁，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肯定知道白诗的题名是什么，就是不说，而将诗句与诠释分作两下——诗句让进来的一位退休老人说了，诠释的话，则安在他父亲的身上。道理很简单，诗句是记住的，而诠释之语，能见出学问的功夫。还有讲究的，这句诠释之语，若引出此诗的原题，就显得生硬了，让人一看，也就是韩石山的水平，在这儿“掉”两句诗文卖弄学问。须知，古人对卖弄知识，曾立过一个非常微妙的法则，这一法则，让钱锺书先生发现了。在他的《宋诗选注》里曾语及。对王安石的《书湖阴先生壁》做注时，是这么说的：
我们只认为“护田”“排闼”是两个比喻，并不觉得是古典。这是个比较“健康”的用事的例子，读者不必依赖笺注的外来援助，也能领会，符合中国古代修辞学对于“用事”最高的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颜氏家训》第九篇《文章》记邵评沈约语）（钱锺书《宋诗选注》第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出版）
这么睿智，这么讲究的文字的作者，怎不让人敬慕三分？王利民
以往给人写序，多是相熟的朋友开了口，若不忙，也就写了。这几年老了，早早挂起“免战牌”，总是平日品行太差，还真的抵事，很少有人再开这个口。这次并非开戒，实有难言之隐。王利民先生编起他的诗文集，想找个名家给他写序，他的一个朋友推荐了我。我写《张颔传》时，得此人帮助不小，比如张的一本旧著遍觅不得，此人从网上重金购得，慨然相赠。也算是一种回报吧，就爽爽快快地答应了。唯一有点对人不起的是，对不起找名家写序的王先生。我曾是名家，如今早过气了。他该知道，找过气的名家写序，跟找下了台的官员办事一样，多半枉费心思，难称心愿。所以爽快答应，在我，还有个难以启齿，又不得不说的缘由。序这种东西，给相识的人写，总有抹不开情面的地方，该说的硬话也就软了下来；给不相识的人写没这个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笔下能放得开。这世上，能说痛快话的时候不是很多。话说到这儿，不妨挑开了多说几句。我这人，当过十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员，落下的一个病根是“好为人师”。不相干的人叫上一句“韩老师”就亲的不行；写个序吗？好啊。前些年粗略估摸了一下，二三十年来，为人写序不下百篇。我还有个怪癖，就是一旦答应了写序，抱定的宗旨是，你的文章可以不好，我的序则不能不好。因此上写起序来，真当得起“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实指，总要在平庸的叙事中找出鲜亮的词句，若不鲜亮，就下上一番“刮磨”的功夫。写到后来，最怕看的是，久已成名而少有长进的中年作家的作品，不能说不好，又无从说个好，只能从虚处来，朝不着边际处说。王先生有个大名头，是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这个职务在省城的书法家里不会少，在地级市的书法家里不会多，说是显赫亦无妨。有这样的大名头罩着，写文章诗词，不过是余事，好有多好，坏有多坏，是不会在意的。此正如古人所言，“大行不顾细谨”者是也。这，还得说到我的又一个毛病，也是当久了语文教员落下的。多少年了，我一直认为用字讲究的人，有作家的根基；用字不讲究的人，基本上不是当作家的料子，不管他的头发留得再长，小胡子修得再翘。他有篇文章叫《艺苑闲谭》，说的是他在忻州市文联主席任上的闲事，他的名字，他的斋号，他的印章，还有他写字的砚台。在谈印章时，说他曾在雁门关下的广武老城，购得两方汉印，铜质，比蚕豆略大，印面滞了沙石，字迹斑驳难认，勉强认出一个上面是“玺”字。这两方古印，让他很是发了一通感慨。又由这两方汉印，说到同是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王志刚先生，多少年前为他刻的一方多字印，文曰“家在雁门滹水边”。末后有言：“我想，我对印章的喜爱仍是对语言本质和传统文化的追求，这种喜爱更多的是鉴赏和品味，而意欲据为己有的亦是出于汉字的指意功能。”对文字能有如此细腻的体味，足以证明对文学还是有慧根的。此文在他的文集里，排在前面，有了这个指引，往后看时也就多了一份警觉。疫情期间很少出门，看书写作，累了就听听京戏。最爱听的有两折，一折是李维康、耿其昌、邓沐玮三人合演的《二进宫》，再是周信芳原唱、小王桂卿配像的《澶渊之盟》。看《二进宫》是因为李维康的扮相太美了，唱的又那么情感饱满，哀婉动人。《澶渊之盟》，除了周大师的嗓音让人着迷外，王桂卿先生的身段之美也让人百看不厌。“去城上”一段，唱词中有句：我曾查过，“樗蒲”是一种近似掷骰子的游戏，带有赌博的性质。“已经歇息，终达峰顶。山顶多奇石，或熊罴长啸，或樗蒱壁立，或高猿望海，或巨鲸跃波，不一而足。上有题刻，皆为点睛之笔。”句中“樗蒱”一词，与我在电脑上看到的“樗蒲”一词相似而微有不同。我看的“蒲”字，是菖蒲的蒲字，这个相似的“蒱”字，左下侧不是三点水而是提手。一查，我愣住了。字义的解释是：类似掷骰子之类的游戏。举的例句是：“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此语出自姚鼐《登泰山记》。姚鼐此文，我上中学时学过，利民先生能如此娴熟地用在文中，多半也是中学课本上学过。我学过全忘了，利民学过，不光记得，还能用在写山景的文中，不是聪慧又是什么？（也有解释说“樗蒱”同“樗蒲”，那是另一回事。）文章的大技巧我不会，小技巧还懂得一些。像这种在字上用功夫，求准确，求鲜活，绝对是为文的正道。在这上头肯费心思，肯露一手，什么时候都不会是白下功夫。还可举一例。集中有一文曰《童年游戏》，写了小时候玩过的几种游戏，有跟姐姐一起玩的“翻花线”，跟小伙伴傍晚玩的“藏老猫”，还有比赛力气和精准的“顶杠”，颇具情趣的斗草游戏“羊咩咩”，又有极具边关色彩的“开马城与跳圐圙儿”。在说到“顶杠”时，作者说，这个游戏比的是力气，他年纪小，体能偏弱，玩不了，只好作壁上观。“有时偶尔参与，也只是帮助其他小伙伴舁个腿，抬个脚，不会成为主角。”这里的“舁个腿”的“舁”字，读音如“与”，《说文解字》谓“双手上举”。我们老家的土话叫“扳”，其义如“抬”。可是这儿用了“舁”，你就不能不佩服作者高了一筹。说到《童年游戏》，不妨从中再引一段，是“翻花线”里的。
先说“翻花线”，学名“交线”，他老家也称“解勾勾”。读蒲松龄《聊斋志异》“梅女”一文可知，这种游戏的历史还是蛮长的。书中写道：“女曰，妾平生戏技，惟谙打马，但两人聊落，夜深又苦无局。今长夜莫遣，聊与君为交线之戏。封从之。促膝戟指，翻变良久，封迷乱不知所从。女辄口道而颐指之，愈出愈幻，不穷于术。”接下来说，这里梅女与封生提到的两种古代游戏，“打马”是打纸牌，类似于现在的打扑克；“交线之戏”，出于“闺房绝技”，后来才演变为儿童游戏。这才写到他与姐姐怎么玩“翻花线”的：
姐姐也长我三岁，我的“翻花线”是跟姐姐学来的，取一长线，对折，把线头绾起来，结紧，把剩余线头剪掉，使衔接整洁，运指无碍。我坐姐姐对面，姐先把线圈套于双手，中指互挑，呈“陷阱”摆我面前；我手指做戟状，以拇指、食指、小指勾扣，翻作“乱山”。姐则以小指、食指下运上挑，作“面条”；我则以拇指、食指、中指反扣，作“花被”。姐又以拇指、食指、无名指上翻下撑，呈“斗”状。我复以新的花招接替，并设法让姐姐难以招架。这样循环往复，可以做出十多种花样。我和姐姐都十分专注，口中念念有词，小嘴撅的老高，鼻涕流到嘴边也顾不上擦一下。
这一段文字主要看叙事的细致清晰。光这么一段，还看不出什么，再看一段，还是《童年游戏》里的一节，叫“羊咩咩”，是写玩草籽的。
先说这种草籽是一种叫细辛的中药材的籽实，在北方的乱石岗里随处可见。秋高气爽时节，小伙伴们会挎上布兜，带上铲铲到荒野去采中药、摘麻麻花，搞一些大田以外的收获。劳作的间隙，玩“羊咩咩”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消遣。细辛草根部为药材，“羊咩咩”藏在细辛草的小果荚里，外表布满细密的绒毛，芝麻大小，呈灰黑色。炎日暴晒，绒毛会更加刚挺，撒在“粉连纸”（一种廉价光滑的薄纸）上，宛如微缩版的羊群。这时，对着“羊群”压沉声音慢慢喊：“咩咩羊——咩咩慢些赶——赶上羊咩咩——上南山——”这声音不可太高，也不可太低；吐字不能太快，不能太慢，需跌开调子，使音频与纸张、草籽产生同频共振。这样羊咩咩就开始绕纸乱窜，一会儿聚，一会儿散，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活像草地上游牧的羊群。这种游戏阴天是不好玩的，许是绒毛上带了湿气，难以共振。有正午的阳光强烈照射，羊咩咩会跑得更欢。你以为这是雁门关外，边关少年的一种乡俗游戏么？错了，玩完了，作者才告诉你，非也，偶尔翻《唐宋诗词》，有关“斗草”的佳句还不少。白居易的《观儿戏》中有“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嘻嘻”，晏殊有词句“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斗草赢，笑从双脸生”。又怕读者有误解，补充了一句，这都是描写南方儿童和闺秀的斗草游戏，他想这“羊咩咩”也可称作北方的斗草游戏吧。想说的是一句连我都觉得丧气的话：我已经好久没见这么既风趣又富学识的纯正的散文了。如果再附带一句，那就是将范围缩小，在山西地面，我已很久很久，没见过这么纯正的散文了。散文是一种纪实文体，能否恪守纪实的品质，不光关乎着文运，甚至关乎着国运——社会风气的好与坏。恕我说句刻薄的话，中国文风的败坏，最早是从散文开始的。小说是虚构作品，你不可能让他纪实；散文虽是纪实作品，为增强文学性，可以适当地虚构。这样的高见，居然能得到文学界的基本上的认同。上世纪六十年代，杨朔散文大出风头，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去泰山看日出，肯定看不着，能看到的是人民公社这轮朝日在齐鲁大地上冉冉升起。去长山列岛看海市蜃楼，肯定看不着，能看到的是社会主义的新渔村。去香山看红叶，来的早了看不着，能看到的是老向导的一颗火红的心。最经典的作家这样写了，你不见样学样，肯定思想有问题。于是一时间，全国大小报刊上，尽是些朝日冉冉、红叶飘飘的杨式散文。沉寂了多少年，以为改革开放了，文风会回归纯正了。大谬不然。逡巡未久，勃然雄起的是余秋雨式的文化散文。散文而冠以文化，本身就荒唐。既冠以文化，品质应更高，恰恰在这上头，余氏散文是倒着来。即以名篇《道士塔》为例，石窟中半窟佛像未刷白灰，怎么就敢说是王道士第二天要去集上买石灰，因故未去而致此？还有多篇，也是大言炎炎而少有实证。这回可真是影响广披，激起多少文学义士效法的勇气。于是所谓的大散文沛然兴焉。其中一路是以革命题材、领袖人物为主旨，走的仍是宏大叙事的路子；借用象棋上的术语，可谓车走车路，炮走炮路，仍是在棋盘的大格局里比划。散文可以虚构，其他任何带有“文学”二字的作品，比如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哪家不可以虚构？文风日下，世风亦随之矣。当然这话反过来说，道理上也能成立。杨式散文式微，到余式散文勃兴，隔了大约三十年，如今余式散文式微，又快三十年了，下一个腾空而起的空疏散文的名家，又该是何氏？我常想，什么时候我们的散文不再这么虚妄浅薄，安安分分的走纪实的路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文风就走上正轨了。接下来要探究的是，仍是在山西，何以会走出王利民这么一个纯正的散文作家？
又要说到我在文事上的一个固执的看法了。质言之便是，早早从事了专业文学写作的，很难走到文学的正路上来。文学写作也跟别的行当一样，在更高的层面上可分为“好之”与“乐之”两大流派。这是撇开了“学之”这一层面说的。“好之”这一派，听起来也高雅，但不排除“好之”之内，含有好名好利好美色在里面。我得承认，在写作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我就一直没有走出“好之”的层面，只能说我还用心钻研，在技术层面上仿佛“乐之”似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好之”者的基本心态。真正“乐之”者就不然了，其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全是出于天性的愉悦，没有“求货”的心思，也就少了“求货”的媚态。既无交流，也未打听，我是从他发给我的这十几篇诗文上看出来的。《故乡的野菜》文中说：“我出生在晋北雁门关下滹沱河畔的一个古老的村庄，故乡望山傍水，处于平川河谷地带。”这地方一看就是代县，现在该说是代州了。在此地出生，小学中学也只会是在这个地方。1980年有诗《别代州》，当是十六岁了，高中毕业，考上高校。外出求学也就三四年，毕业后又回到代州，不久便成了家，妻子是小学教师。《吾家书斋》文中说，“刚成家，自己没有住房，就在小城东关吊桥边租了两间小屋。”1990年调到忻州地委组织部做文秘工作，一年后妻也调到忻州，组织照顾，在单身楼调剂一间作为临时住房。此时已有女儿，一住就是七八年，直到1998年，机关集资建房，才分到一套小三居的住房。同文中又说，女儿小学快毕业时，他下到县里任职，一下就是十多年。去了哪儿呢？《清凉宝刹圭峰寺》中言：“圭峰寺我已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去年春上刚来繁峙工作的时候。”过了几年，换了个地方，《挑灯看剑》文中言：“2012年初春，我到静乐县担任组织部长不久。”如此看来，先去的繁峙，是个没有入常的县级副职，到了静乐，当了常委组织部长，同是县级副职，就算是升了。《吾家书斋》里又说，“2019年，我从县里调回忻州，又乔迁花苑新居。”此番调回任何职不清楚，两三年后又任新职。《暮春随笔》文中言：“壬寅春节前，到忻州市文联履新。”我的估计是，此时他已被选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忻州地面有资格出任文联主席的，也就是他了。从这履历，从这专攻，知他或许心里喜爱文学，但几十年间，从未将文学当个正经事来做。刚当上文联主席，跟他来往最多的是书法家、画家、篆刻家，对作家诗人，还多少有点鄙薄呢。有文字为证：“文化人登门，心中满是责任和天下，对一些时弊会拍案而起。”（《暮春随笔》）他下面还说到音乐家如何，书画家如何，这里的文化人只会是作家和诗人。正因为一直有从政的身份，又无意于文学上谋取功名，对文学只是一种心性的喜爱，由书写而来的快感，这样才能让他的文章既见文采又无雕琢的痕迹。思虑清爽，笔下才能赏心悦目。前面我说，在当今文坛上，早早从事专业文学写作的，很难走到文学的正路上来。这话有点儿空泛，得做些限制才能成立。我是指那些在新文学初期，靠了两三个短篇小说，就进入作协系统成了专业作家的人，不是全部，但是多数。声名来得太容易，待遇又来得太优厚，一心想着更大的名头，更多的获取，心事太重了，笔下如何能灵动得起来？文笔这个话题太宽泛，说什么都会有人不以为然，可说的只能是一己之见，自己经年累月的一点感受。散文的文笔，我喜欢的是典雅酣畅，还带点幽默风趣的那种。举例来说，写世态人情的，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该是典范。写花花草草、吃吃喝喝的，汪曾祺的散文该拔头筹。不知为什么，以文笔而论，我觉得汪曾祺的小说，也都可以当作散文看。编故事上他不怎么行，他的好，全在文笔上。所写小说，多是社会传闻，市井异人。这上头很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是当真事写的。利民的文笔，写景还看不出什么，只能说用心描摹，也还清新可观；一到写人状物，就活泛起来。比如《农家小酌蔬豆香》，写他陪陈巨锁先生光顾友人杨文成的农家小院，正要落座，发现椅垫的布面上，印的是王羲之的字，且有王羲之的名讳。这对书法家来说可是尴尬事。陈先生正待入座，忽又笑道：“呵呵，斯文扫地了！”大家不解其意，待仔细观察才发现，椅座布料上满是印着羲之书法，“王羲之”赫然其上。杨文成不无遗憾地说，“缝个布罩就好了。”陈先生双手合十，曰：“掩耳盗铃，失敬，失敬！”人事灵动好理解，状物上让人眼亮可就难了。在这上头，利民的文笔仍有可圈可点之处。他家养了个小狗，还是个名为贵宾的好品种，他给起名叫貔貅。且看《貔貅》一文里，作者是怎样写他的爱犬的：“其瞳如珠，靛黑而泛幽光，晶莹而亦祥和。耳廓蕉叶翻风，鼻头橡栗黢黑。”小狗的鼻尖，见得多了，确实是黑中带棕色，不怎么光滑，也还明亮，这里喻为橡栗，可说是再贴切不过了。利民散文，叙事中还有个特点，就是叙事语言典雅，遇上人物对话，也多用雅言。通体一致，看着很是舒服。当然遇上说笑话，该俚俗的地方，也不刻意回避。写散文，文笔的重要，犹如戏剧演员有个好嗓子，怎么唱都好听；文笔好了，怎么写都是好文章。利民的集子里，还有诗，旧体诗，我不谙音韵，就不丢这个人了。就是散文，也不是篇篇好，这里只能捡好的说。不是有意讳言，只是想给当下的文坛一点好的借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