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一点小小的兴味,能提起对一个人文章的好感。
这样的阅读体验,从文数十年,得过不止十回八回,独独这次读王利民先生的文章,来的格外强烈。这得说到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叫《边将》,写历史人物的。我写小说,跟我写文章一样,动不动就想出个“拐”。书中有个人物叫杨博,历史上真有其人,做过嘉靖朝的兵部尚书;京剧《二进宫》里的杨波,演的就是他。我的“拐”出在,想把民间传说的杨家将安在他身上,他就是杨令公,其手下的一班武将就是杨家的众儿郎。清代演宋代的杨家将,实则是暗喻明代的杨家将,既是故国之思,也是因为杨波当年对清军造成的打击太重了,不能不有意回避。为了将令公与杨博对应上,书中我让一个文士离京前去看望他,他正在莳弄庭前的花木,这文士便引用了白居易的两句诗说他:“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此语见《边将》初版第242页,下面还加了注:白居易《奉和令公绿野堂种花》。当年写下这么个带考证意味的小情节,在我是颇为得意的事儿。我并非熟读唐诗之人,白居易这两句诗是看闲书遇上记下的。然而此番读《王利民诗文集》,竟在一篇叫《园丁生活》的文章里撞见了。利民先生的父母都是小学教师,父亲还当过小学校长,退休后在乡下建起农家小院,养花种菜,过着闲适自在的晚年生活。利民先生曾驱车前去看望,回来写下这么一篇文章,其中一段写父母与邻居几位老人的交往,既有文化蕴涵,又有生活气息。
父亲拄着拐杖立在我身侧,乐呵呵地望着母亲,也望着他钟爱的“天露朗”,小狗貔貅绕着拐杖撒欢儿。门外几位退休老人不知是闻香而来,抑或循声而至,他们围过来,一位老者环视着四周的花花草草,艳羡又钦佩地说道:“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父亲一手拄着拐杖,一手做捻须状,道:“老夫怎敢自比裴令公啊!这庭院自是不能与裴令公的绿野堂媲美,却也占尽物华,老夫当为其取个名儿。”众人大笑。(《园丁生活》)
就是这么不足二百字的一小段,让我看了心里大为赞赏,真是个会写文章的主儿。且不说白居易那两句诗,我知道他也知道,关键在于,我知道是看闲书得来,又在网上查了出处,在小说中还做了脚注,意在表明自家对白诗多么熟悉。实在说,诗中的令公是谁,我是一点儿也不知道。他肯定知道白诗的题名是什么,就是不说,而将诗句与诠释分作两下——诗句让进来的一位退休老人说了,诠释的话,则安在他父亲的身上。道理很简单,诗句是记住的,而诠释之语,能见出学问的功夫。还有讲究的,这句诠释之语,若引出此诗的原题,就显得生硬了,让人一看,也就是韩石山的水平,在这儿“掉”两句诗文卖弄学问。须知,古人对卖弄知识,曾立过一个非常微妙的法则,这一法则,让钱锺书先生发现了。在他的《宋诗选注》里曾语及。对王安石的《书湖阴先生壁》做注时,是这么说的:
我们只认为“护田”“排闼”是两个比喻,并不觉得是古典。这是个比较“健康”的用事的例子,读者不必依赖笺注的外来援助,也能领会,符合中国古代修辞学对于“用事”最高的要求。“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颜氏家训》第九篇《文章》记邵评沈约语)(钱锺书《宋诗选注》第5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月出版)
这么睿智,这么讲究的文字的作者,怎不让人敬慕三分?王利民
以往给人写序,多是相熟的朋友开了口,若不忙,也就写了。这几年老了,早早挂起“免战牌”,总是平日品行太差,还真的抵事,很少有人再开这个口。这次并非开戒,实有难言之隐。王利民先生编起他的诗文集,想找个名家给他写序,他的一个朋友推荐了我。我写《张颔传》时,得此人帮助不小,比如张的一本旧著遍觅不得,此人从网上重金购得,慨然相赠。也算是一种回报吧,就爽爽快快地答应了。唯一有点对人不起的是,对不起找名家写序的王先生。我曾是名家,如今早过气了。他该知道,找过气的名家写序,跟找下了台的官员办事一样,多半枉费心思,难称心愿。所以爽快答应,在我,还有个难以启齿,又不得不说的缘由。序这种东西,给相识的人写,总有抹不开情面的地方,该说的硬话也就软了下来;给不相识的人写没这个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笔下能放得开。这世上,能说痛快话的时候不是很多。话说到这儿,不妨挑开了多说几句。我这人,当过十多年的中学语文教员,落下的一个病根是“好为人师”。不相干的人叫上一句“韩老师”就亲的不行;写个序吗?好啊。前些年粗略估摸了一下,二三十年来,为人写序不下百篇。我还有个怪癖,就是一旦答应了写序,抱定的宗旨是,你的文章可以不好,我的序则不能不好。因此上写起序来,真当得起“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实指,总要在平庸的叙事中找出鲜亮的词句,若不鲜亮,就下上一番“刮磨”的功夫。写到后来,最怕看的是,久已成名而少有长进的中年作家的作品,不能说不好,又无从说个好,只能从虚处来,朝不着边际处说。王先生有个大名头,是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这个职务在省城的书法家里不会少,在地级市的书法家里不会多,说是显赫亦无妨。有这样的大名头罩着,写文章诗词,不过是余事,好有多好,坏有多坏,是不会在意的。此正如古人所言,“大行不顾细谨”者是也。这,还得说到我的又一个毛病,也是当久了语文教员落下的。多少年了,我一直认为用字讲究的人,有作家的根基;用字不讲究的人,基本上不是当作家的料子,不管他的头发留得再长,小胡子修得再翘。他有篇文章叫《艺苑闲谭》,说的是他在忻州市文联主席任上的闲事,他的名字,他的斋号,他的印章,还有他写字的砚台。在谈印章时,说他曾在雁门关下的广武老城,购得两方汉印,铜质,比蚕豆略大,印面滞了沙石,字迹斑驳难认,勉强认出一个上面是“玺”字。这两方古印,让他很是发了一通感慨。又由这两方汉印,说到同是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的王志刚先生,多少年前为他刻的一方多字印,文曰“家在雁门滹水边”。末后有言:“我想,我对印章的喜爱仍是对语言本质和传统文化的追求,这种喜爱更多的是鉴赏和品味,而意欲据为己有的亦是出于汉字的指意功能。”对文字能有如此细腻的体味,足以证明对文学还是有慧根的。此文在他的文集里,排在前面,有了这个指引,往后看时也就多了一份警觉。疫情期间很少出门,看书写作,累了就听听京戏。最爱听的有两折,一折是李维康、耿其昌、邓沐玮三人合演的《二进宫》,再是周信芳原唱、小王桂卿配像的《澶渊之盟》。看《二进宫》是因为李维康的扮相太美了,唱的又那么情感饱满,哀婉动人。《澶渊之盟》,除了周大师的嗓音让人着迷外,王桂卿先生的身段之美也让人百看不厌。“去城上”一段,唱词中有句:我曾查过,“樗蒲”是一种近似掷骰子的游戏,带有赌博的性质。“已经歇息,终达峰顶。山顶多奇石,或熊罴长啸,或樗蒱壁立,或高猿望海,或巨鲸跃波,不一而足。上有题刻,皆为点睛之笔。”句中“樗蒱”一词,与我在电脑上看到的“樗蒲”一词相似而微有不同。我看的“蒲”字,是菖蒲的蒲字,这个相似的“蒱”字,左下侧不是三点水而是提手。一查,我愣住了。字义的解释是:类似掷骰子之类的游戏。举的例句是:“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蒱数十立者,山也。”此语出自姚鼐《登泰山记》。姚鼐此文,我上中学时学过,利民先生能如此娴熟地用在文中,多半也是中学课本上学过。我学过全忘了,利民学过,不光记得,还能用在写山景的文中,不是聪慧又是什么?(也有解释说“樗蒱”同“樗蒲”,那是另一回事。)文章的大技巧我不会,小技巧还懂得一些。像这种在字上用功夫,求准确,求鲜活,绝对是为文的正道。在这上头肯费心思,肯露一手,什么时候都不会是白下功夫。还可举一例。集中有一文曰《童年游戏》,写了小时候玩过的几种游戏,有跟姐姐一起玩的“翻花线”,跟小伙伴傍晚玩的“藏老猫”,还有比赛力气和精准的“顶杠”,颇具情趣的斗草游戏“羊咩咩”,又有极具边关色彩的“开马城与跳圐圙儿”。在说到“顶杠”时,作者说,这个游戏比的是力气,他年纪小,体能偏弱,玩不了,只好作壁上观。“有时偶尔参与,也只是帮助其他小伙伴舁个腿,抬个脚,不会成为主角。”这里的“舁个腿”的“舁”字,读音如“与”,《说文解字》谓“双手上举”。我们老家的土话叫“扳”,其义如“抬”。可是这儿用了“舁”,你就不能不佩服作者高了一筹。说到《童年游戏》,不妨从中再引一段,是“翻花线”里的。
先说“翻花线”,学名“交线”,他老家也称“解勾勾”。读蒲松龄《聊斋志异》“梅女”一文可知,这种游戏的历史还是蛮长的。书中写道:“女曰,妾平生戏技,惟谙打马,但两人聊落,夜深又苦无局。今长夜莫遣,聊与君为交线之戏。封从之。促膝戟指,翻变良久,封迷乱不知所从。女辄口道而颐指之,愈出愈幻,不穷于术。”接下来说,这里梅女与封生提到的两种古代游戏,“打马”是打纸牌,类似于现在的打扑克;“交线之戏”,出于“闺房绝技”,后来才演变为儿童游戏。这才写到他与姐姐怎么玩“翻花线”的:
姐姐也长我三岁,我的“翻花线”是跟姐姐学来的,取一长线,对折,把线头绾起来,结紧,把剩余线头剪掉,使衔接整洁,运指无碍。我坐姐姐对面,姐先把线圈套于双手,中指互挑,呈“陷阱”摆我面前;我手指做戟状,以拇指、食指、小指勾扣,翻作“乱山”。姐则以小指、食指下运上挑,作“面条”;我则以拇指、食指、中指反扣,作“花被”。姐又以拇指、食指、无名指上翻下撑,呈“斗”状。我复以新的花招接替,并设法让姐姐难以招架。这样循环往复,可以做出十多种花样。我和姐姐都十分专注,口中念念有词,小嘴撅的老高,鼻涕流到嘴边也顾不上擦一下。
这一段文字主要看叙事的细致清晰。光这么一段,还看不出什么,再看一段,还是《童年游戏》里的一节,叫“羊咩咩”,是写玩草籽的。
先说这种草籽是一种叫细辛的中药材的籽实,在北方的乱石岗里随处可见。秋高气爽时节,小伙伴们会挎上布兜,带上铲铲到荒野去采中药、摘麻麻花,搞一些大田以外的收获。劳作的间隙,玩“羊咩咩”也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消遣。细辛草根部为药材,“羊咩咩”藏在细辛草的小果荚里,外表布满细密的绒毛,芝麻大小,呈灰黑色。炎日暴晒,绒毛会更加刚挺,撒在“粉连纸”(一种廉价光滑的薄纸)上,宛如微缩版的羊群。这时,对着“羊群”压沉声音慢慢喊:“咩咩羊——咩咩慢些赶——赶上羊咩咩——上南山——”这声音不可太高,也不可太低;吐字不能太快,不能太慢,需跌开调子,使音频与纸张、草籽产生同频共振。这样羊咩咩就开始绕纸乱窜,一会儿聚,一会儿散,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活像草地上游牧的羊群。这种游戏阴天是不好玩的,许是绒毛上带了湿气,难以共振。有正午的阳光强烈照射,羊咩咩会跑得更欢。你以为这是雁门关外,边关少年的一种乡俗游戏么?错了,玩完了,作者才告诉你,非也,偶尔翻《唐宋诗词》,有关“斗草”的佳句还不少。白居易的《观儿戏》中有“弄尘复斗草,尽日乐嘻嘻”,晏殊有词句“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斗草赢,笑从双脸生”。又怕读者有误解,补充了一句,这都是描写南方儿童和闺秀的斗草游戏,他想这“羊咩咩”也可称作北方的斗草游戏吧。想说的是一句连我都觉得丧气的话:我已经好久没见这么既风趣又富学识的纯正的散文了。如果再附带一句,那就是将范围缩小,在山西地面,我已很久很久,没见过这么纯正的散文了。散文是一种纪实文体,能否恪守纪实的品质,不光关乎着文运,甚至关乎着国运——社会风气的好与坏。恕我说句刻薄的话,中国文风的败坏,最早是从散文开始的。小说是虚构作品,你不可能让他纪实;散文虽是纪实作品,为增强文学性,可以适当地虚构。这样的高见,居然能得到文学界的基本上的认同。上世纪六十年代,杨朔散文大出风头,谁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去泰山看日出,肯定看不着,能看到的是人民公社这轮朝日在齐鲁大地上冉冉升起。去长山列岛看海市蜃楼,肯定看不着,能看到的是社会主义的新渔村。去香山看红叶,来的早了看不着,能看到的是老向导的一颗火红的心。最经典的作家这样写了,你不见样学样,肯定思想有问题。于是一时间,全国大小报刊上,尽是些朝日冉冉、红叶飘飘的杨式散文。沉寂了多少年,以为改革开放了,文风会回归纯正了。大谬不然。逡巡未久,勃然雄起的是余秋雨式的文化散文。散文而冠以文化,本身就荒唐。既冠以文化,品质应更高,恰恰在这上头,余氏散文是倒着来。即以名篇《道士塔》为例,石窟中半窟佛像未刷白灰,怎么就敢说是王道士第二天要去集上买石灰,因故未去而致此?还有多篇,也是大言炎炎而少有实证。这回可真是影响广披,激起多少文学义士效法的勇气。于是所谓的大散文沛然兴焉。其中一路是以革命题材、领袖人物为主旨,走的仍是宏大叙事的路子;借用象棋上的术语,可谓车走车路,炮走炮路,仍是在棋盘的大格局里比划。散文可以虚构,其他任何带有“文学”二字的作品,比如传记文学、报告文学,哪家不可以虚构?文风日下,世风亦随之矣。当然这话反过来说,道理上也能成立。杨式散文式微,到余式散文勃兴,隔了大约三十年,如今余式散文式微,又快三十年了,下一个腾空而起的空疏散文的名家,又该是何氏?我常想,什么时候我们的散文不再这么虚妄浅薄,安安分分的走纪实的路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文风就走上正轨了。接下来要探究的是,仍是在山西,何以会走出王利民这么一个纯正的散文作家?
又要说到我在文事上的一个固执的看法了。质言之便是,早早从事了专业文学写作的,很难走到文学的正路上来。文学写作也跟别的行当一样,在更高的层面上可分为“好之”与“乐之”两大流派。这是撇开了“学之”这一层面说的。“好之”这一派,听起来也高雅,但不排除“好之”之内,含有好名好利好美色在里面。我得承认,在写作圈子里混了这么多年,我就一直没有走出“好之”的层面,只能说我还用心钻研,在技术层面上仿佛“乐之”似的。“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好之”者的基本心态。真正“乐之”者就不然了,其喜欢文学,喜欢写作,全是出于天性的愉悦,没有“求货”的心思,也就少了“求货”的媚态。既无交流,也未打听,我是从他发给我的这十几篇诗文上看出来的。《故乡的野菜》文中说:“我出生在晋北雁门关下滹沱河畔的一个古老的村庄,故乡望山傍水,处于平川河谷地带。”这地方一看就是代县,现在该说是代州了。在此地出生,小学中学也只会是在这个地方。1980年有诗《别代州》,当是十六岁了,高中毕业,考上高校。外出求学也就三四年,毕业后又回到代州,不久便成了家,妻子是小学教师。《吾家书斋》文中说,“刚成家,自己没有住房,就在小城东关吊桥边租了两间小屋。”1990年调到忻州地委组织部做文秘工作,一年后妻也调到忻州,组织照顾,在单身楼调剂一间作为临时住房。此时已有女儿,一住就是七八年,直到1998年,机关集资建房,才分到一套小三居的住房。同文中又说,女儿小学快毕业时,他下到县里任职,一下就是十多年。去了哪儿呢?《清凉宝刹圭峰寺》中言:“圭峰寺我已去过两次。第一次是去年春上刚来繁峙工作的时候。”过了几年,换了个地方,《挑灯看剑》文中言:“2012年初春,我到静乐县担任组织部长不久。”如此看来,先去的繁峙,是个没有入常的县级副职,到了静乐,当了常委组织部长,同是县级副职,就算是升了。《吾家书斋》里又说,“2019年,我从县里调回忻州,又乔迁花苑新居。”此番调回任何职不清楚,两三年后又任新职。《暮春随笔》文中言:“壬寅春节前,到忻州市文联履新。”我的估计是,此时他已被选为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忻州地面有资格出任文联主席的,也就是他了。从这履历,从这专攻,知他或许心里喜爱文学,但几十年间,从未将文学当个正经事来做。刚当上文联主席,跟他来往最多的是书法家、画家、篆刻家,对作家诗人,还多少有点鄙薄呢。有文字为证:“文化人登门,心中满是责任和天下,对一些时弊会拍案而起。”(《暮春随笔》)他下面还说到音乐家如何,书画家如何,这里的文化人只会是作家和诗人。正因为一直有从政的身份,又无意于文学上谋取功名,对文学只是一种心性的喜爱,由书写而来的快感,这样才能让他的文章既见文采又无雕琢的痕迹。思虑清爽,笔下才能赏心悦目。前面我说,在当今文坛上,早早从事专业文学写作的,很难走到文学的正路上来。这话有点儿空泛,得做些限制才能成立。我是指那些在新文学初期,靠了两三个短篇小说,就进入作协系统成了专业作家的人,不是全部,但是多数。声名来得太容易,待遇又来得太优厚,一心想着更大的名头,更多的获取,心事太重了,笔下如何能灵动得起来?文笔这个话题太宽泛,说什么都会有人不以为然,可说的只能是一己之见,自己经年累月的一点感受。散文的文笔,我喜欢的是典雅酣畅,还带点幽默风趣的那种。举例来说,写世态人情的,梁实秋的《雅舍小品》该是典范。写花花草草、吃吃喝喝的,汪曾祺的散文该拔头筹。不知为什么,以文笔而论,我觉得汪曾祺的小说,也都可以当作散文看。编故事上他不怎么行,他的好,全在文笔上。所写小说,多是社会传闻,市井异人。这上头很像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是当真事写的。利民的文笔,写景还看不出什么,只能说用心描摹,也还清新可观;一到写人状物,就活泛起来。比如《农家小酌蔬豆香》,写他陪陈巨锁先生光顾友人杨文成的农家小院,正要落座,发现椅垫的布面上,印的是王羲之的字,且有王羲之的名讳。这对书法家来说可是尴尬事。陈先生正待入座,忽又笑道:“呵呵,斯文扫地了!”大家不解其意,待仔细观察才发现,椅座布料上满是印着羲之书法,“王羲之”赫然其上。杨文成不无遗憾地说,“缝个布罩就好了。”陈先生双手合十,曰:“掩耳盗铃,失敬,失敬!”人事灵动好理解,状物上让人眼亮可就难了。在这上头,利民的文笔仍有可圈可点之处。他家养了个小狗,还是个名为贵宾的好品种,他给起名叫貔貅。且看《貔貅》一文里,作者是怎样写他的爱犬的:“其瞳如珠,靛黑而泛幽光,晶莹而亦祥和。耳廓蕉叶翻风,鼻头橡栗黢黑。”小狗的鼻尖,见得多了,确实是黑中带棕色,不怎么光滑,也还明亮,这里喻为橡栗,可说是再贴切不过了。利民散文,叙事中还有个特点,就是叙事语言典雅,遇上人物对话,也多用雅言。通体一致,看着很是舒服。当然遇上说笑话,该俚俗的地方,也不刻意回避。写散文,文笔的重要,犹如戏剧演员有个好嗓子,怎么唱都好听;文笔好了,怎么写都是好文章。利民的集子里,还有诗,旧体诗,我不谙音韵,就不丢这个人了。就是散文,也不是篇篇好,这里只能捡好的说。不是有意讳言,只是想给当下的文坛一点好的借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