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聚集了一批大师级的学者，他们不仅在专业研究领域以造诸精深而享有盛誉，而且在日常事务不经意之中显现出仁厚长者的风范。梅贻琦、冯友兰、吴晗、金岳霖、陈岱孙、沈从文、邵循正等学术大师，或处世以身作则，或治学别出心裁，或授课妙趣横生，或生活不拘小节，或待人宽缓仁爱，令后学晚辈如沐春风，获益无穷。
孔令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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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我有幸在西南联大读书三年，抗战胜利以后又在清华大学续读一年，194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54年至1955年，因工作需要，我又有二年时间在北京大学进修中国近代经济史。以上三所大学都是著名的学府。梅贻琦校长有句名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回想起来，当年对我们进行教育和授课的老师，的确多是大师级的学者。师恩难忘，现就记忆所及草成此文，以寄托我对他们的深切怀念。
梅贻琦
抗日战争时期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成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都是著名教育家，都是西南联大的常委。但蒋梦麟和张伯苓长期住在重庆，过问学校的事情较少，负责日常校务工作的则是梅贻琦。
因为缺乏教育经费，联大的设施可说简陋至极。办公室和教室都是“黄土筑墙茅盖屋”，有的房顶上加一层废旧的破铁皮，就算高档次的建筑了。联大没有礼堂，重要大会都在图书馆前的一块空地上举行，那里用砖砌有一个约1米高、2米见方的讲台。梅先生作为一校之长，他经常穿一件灰色的、整洁的旧长衫在这个讲台上向全校师生讲话。因为没有扩音器，所以梅校长总是把声音提到最响的高度。我从1942年进联大学习，曾有幸听到梅校长的多次讲话。梅校长讲话很风趣，使人过耳难忘，所以时间虽已过了半个多世纪，我还能记住他讲话的一些零散片断。
一次是关于预防传染病问题。有一个时期昆明传染病流行，梅校长在大会上提醒同学要注意卫生，特别要重视饮食卫生。联大附近公路边有许多小吃摊，因公路都是土路，汽车一过尘土飞扬，食品很不卫生，但同学们图便宜，经常来这里吃东西。梅校长叮嘱我们不要光顾这些小吃摊，并且郑重其事地说：你们不要以为非吃上一大勺细菌才会得传染病，不是的。细菌可能比你们大学生聪明，你只要吃上一点，它见缝就钻，钻进你肚子里再膨胀发展，非使你得病甚至要你的命才算完，你们千万不能在细菌面前当傻瓜啊！
又一次是关于学生到校外兼职的问题。梅校长在大会上说，人总得吃饭，学生是人也得吃饭，穷学生到外面挣几个钱解决吃饭问题，无可厚非。但要记住，在外面只能干好事，不能干坏事。我调查了一下，许多学生是在中小学兼课，或做家教，这都是好事，你们要争取干好。听说管放警报的也是咱们联大的学生，如果敌机来了，他不及时地放警报，这会造成多大损失啊！所以，你们在外面干的虽然是一些小事，但也要尽职尽责。还有，你们要牢牢记住，你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在外面兼职，而是求学。联大有许多全国著名的大师，你们要认真地向他们学知识学本领，以后才能为国家干大事。
还有一次是关于躲警报的问题。梅校长在大会上说，有的同学不愿躲警报，说昆明天上有那么多鸟，没见到鸟屎拉到谁头上，日本飞机的炸弹也不一定偏偏会落到我头上。还有的同学说，躲飞机不够英雄，不够体面。这都是错误论调。鸟是没有目的拉屎的，所以往往拉不到人头上；日本飞机是有目的投弹的，所以每次都炸塌房屋炸伤人。难道你们非等炸伤才算英雄，非等炸死才算从容就义？所以，你们以后一定要躲警报，把躲警报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
联大创办了一个附中，由于教学质量高，昆明市民无不想把他们的子弟送到这所学校读书。我的两个妹妹令智和令娴，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龙国璧，梅校长的小女儿梅祖芬，都想转到联大附中，因此同时报考了这所学校。但我的两个妹妹考上了，龙国璧却名落孙山。联大创立时龙云曾给予许多支持，现在他的女儿竟未被录取，他十分生气，认为梅贻琦太不给面子，就派他的秘书长到梅校长那里去疏通。但秘书长却踌躇不动，龙云生气道：“你还站着干什么？”秘书长嗫嚅着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这一下，龙云不生气了，对梅校长更为敬佩有加。龙夫人顾映秋和梅夫人韩咏华更成为好朋友，两人一起参加社会活动，为妇女儿童办了许多好事。
梅校长还有三个女儿——祖彬、祖彤、祖杉，都是联大的学生，和我是同学。梅校长对她们要求很严，未有任何特殊照顾，也不许她们申请贷金。那时我们女同学都住在南院一座破庙的破房里，有一年我和祖杉、蒋梦麟的女儿蒋燕华以及另两位女同学，五个人住一间破房。下雨时房顶漏雨，我们就用油布把行李盖好，在屋里打着伞，坐在床上看书。
梅校长不仅重视培养学生的文化素质，更注意学生的品德修养。那时中华民族正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梅校长十分鼓励学生投笔从戎，参加到这场神圣的保卫祖国的战争中去。
联大前后培养学生约8000人左右，参加抗战行列的有834人，占10%以上。梅校长的二女儿祖彤参加了战地志愿医疗队。1943年，美国开始大规模装备和训练中国军队，需要大批翻译，联大应届毕业生都被征调去服务，其他班级可自愿参加。这时梅校长的独生子祖彦在联大读书，尚未毕业，也自愿报名了，被分配到条件艰苦的滇西战场。我的姑父葛沣时任滇缅公路局局长，有一次与美国军官会谈，恰好祖彦任翻译。姑父后来对我说，梅祖彦才19岁，很能吃苦，英文很好，翻译得准确、流畅，真是难得的人才。1945年7月6日，美国总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协助美军抗敌斗争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国军人，授予自由勋章。受奖者上自傅作义等高级将领，下至部队军官和技术人员，共有300多人。受奖的翻译人员中，联大学生共12名，其中就有梅祖彦。这件事是与祖彦同时获得自由勋章现定居加拿大的联大同学姚元在来信中对我说的。
抗日战争以后，梅校长在美国定居。梅祖彦先是在美国留学，后在美国工作。1954年，祖彦费了很大周折由美返国，在清华大学任教。祖彦在回国前夕，曾与其父多次长谈。他父亲虽对政治局势看不准，有些不放心，但仍同意他回国，鼓励他为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这说明梅校长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把祖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冯友兰
1939年我在昆明天南中学读书。在天南读书的联大教授子弟很多，如梅贻琦校长的独生子梅祖彦、冯友兰先生的儿子冯钟辽、张奚若先生的女儿张文英、余冠英先生的儿子余绳武、马约翰先生的儿子马启勋和女儿马懋伦等，都是天南的学生。有一次，学校开庆祝会，安排我和冯钟辽演《人约黄昏后》的小话剧，但却找不到导演，冯钟辽提出让他父亲来试试。我想钟辽的父亲是哲学教授，一个老学究，怎样会导演话剧呢？于是提出反对，结果就没有请冯先生。谁知彩排那天，冯先生突然来了。他穿着很朴素，亲切和蔼，一点也没有大师的架子。钟辽把我介绍给冯先生，他向我问了一些关于孔家的事。看过彩排后，冯先生提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使我非常吃惊，一位哲学教授居然也懂话剧！深悔当初未请冯先生来作导演，如果他一开始就导演，我们的话剧自然就会演得更好一些。
冯友兰先生
后来我和梅祖彦、冯钟辽都考上了联大先修班，读了一年，我被保送进入联大历史系。第一学期就有冯先生的伦理学，这是全校共同必修课，听课的人很多，教室盛不下，就在一个露天小广场上讲。广场上有一个半圆形的讲坛，周围有许多树木。冯先生穿一件中式长衫，青布鞋，用带浓厚河南乡音的普通话从容不迫地讲着。上课前，冯师的助教要进行点名，由于人多并不全点，只点一部分，但万一点上谁而未到的话，以前的课就算旷课了。所以刚上课时来的人很多，以后逐渐溜号，听课的人就变得稀稀拉拉的了，但冯师不管这些，仍然一字一板地讲课。有一次，冯师讲走了题，他说：“你们看，这里有个坛，周围有树木，虽非杏树，这个坛也可称为杏坛了吗，你们都成为孔门弟子了！”当时引起一阵哄笑，但过后有人说冯师不该自比孔子，但我认为冯师学究天人，他自比孔子也是有资格的。
1984年，孔子基金会成立，我承乏出任基金会的副会长。经基金会讨论，欲聘冯友兰先生为顾问，但须征得冯先生的同意。我因为是冯先生的学生，这个任务就由我来完成。我和胞兄令朋一起去冯先生住在北大的家，恰好冯师的女儿宗璞在家，我们在昆明时就认识，见面后感到十分亲切。宗璞知道我们的来意后，带我们去见冯先生。冯师坐在一把相当高的靠背椅上，我一见他不由一阵心酸，因为我知道冯师当时正在赶写他的大著《中国哲学史新编》，认为他的身体一定还很硬朗，但见面后才知道冯师确实老了，耳朵也有点聋。宗璞附在他的耳边大声说：“是孔令仁，孔令仁来看你了。”他微笑着点点头。我赶快上前说：“我是孔令仁，特地来看老师。”他笑着伸了伸手，示意让我们坐下。我们向他说明来意，他很高兴，连声说：“好！好！”我又问：“老师答应了，是吗？”他点头说：“是，这是好事。”我们怕冯老太累，坐一会就告辞了。回到山东后，基金会的同志认为如能敦请冯先生出任副会长，他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让我写信和冯先生商量。不久接到宗璞的信，说冯先生的意见仍以任顾问为宜。我们尊重冯先生的意见，给他寄了一份顾问的聘书。
吴 晗
我在联大时，吴晗先生讲授中国通史。那时中国通史是文法学院一年级的必修课，由于学生多，所以由吴晗、雷海宗、孙毓棠三位师长分三班开课，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则统统被分配到吴晗先生的班上。三位先生虽是教一样的课，但并无统一的教材和教学大纲，而是充分发挥个人所长，想怎样讲就怎样讲。秦统一至明清2000年的历史，吴师没有按朝代讲，而是分成田制、税制、兵制、刑法、科举等专题讲。我过后才知道，吴师是用杜佑著《通典》所创立的典制体来教中国通史的。由于他授课方法别开生面，所以给学生的印象很深。近代部分，吴师突出了帝国主义入侵史、国耻史，也给学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吴晗先生
1946年，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各回原校复课，当时我选择了清华大学历史系，一直读到毕业。吴师是清华的人，当然也回到清华。吴师不仅有学问，而且待人亲切，所以我就请他指导写学年论文。他给我出的论文题目是关于慈禧太后的殡葬问题。为了写这篇论文，需要到故宫档案馆查资料，而那时由清华到故宫的交通是很不方便的。应该感谢我的哥哥令朋，为了解决我的交通困难，他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并介绍他的一位在故宫档案馆工作的朋友帮我查找资料。这样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骑车奔走于清华和故宫之间。遇到疑难问题，我就到吴师家中请教。吴先生那时住在清华旧西院12号，他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着，对着大门书房的门窗也总是敞开着，所以我一进大门就能看到吴师在书桌前写作的身影。我的学年论文写得并不好，但通过写这篇论文却引起我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浓厚兴趣，以后我把中国近代史作为终生治学的领域是和吴师的教导分不开的。
金岳霖
金岳霖先生讲授的逻辑也是文法学院学生的一门必修课。金师是著名的哲学家，我们总觉得他和别人不一样，有点怪。金先生穿的衣服很奇特，他有时穿一种驼色鹿皮的半长休闲服，配一顶驼色帽子，都很旧，但却很洋气。有时他穿一套西装，西装外面罩一件长衫，长衫外面再加一件棉袍，不伦不类，令人啼笑皆非。大概昆明的天气变化无常，天冷了金师就在西装外面加一件长衫，再冷就加一件棉袍，这样的穿着虽然不伦不类，但却是合乎逻辑的。
金师讲课妙趣横生。有一次他说，中国有一句古话“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如按逻辑分析，得出的结论却是“朋友如粪土”。结果引起了哄堂大笑，金师不仅不笑，又一脸严肃地问：“笑什么？”结果又引起哄笑。金师上课爱随时提问，我因眼睛近视，总坐在前排，就成了他经常提问的对象。这样每次上课都使我战战兢兢，不敢稍有走神。由于我听课认真，期末考试不仅顺利通过，而且还得了高分。
那时许多联大教授都住在北门街，与我住的园通街是丁字口，因此我经常碰到联大的老师，其中最常碰到的就是金先生。园通街上有个园通公园，园里的樱花品种繁多，开花时节好看极了。园通街上还有一个姑嫂二人合开的小店，炒的花生米是一绝，又香又脆，十分可口。金师经常到园通街去走动，他不是去逛公园，而是去买花生米。花生米很便宜，用几个零钱就可以买一小袋。所谓小袋是用旧报纸卷成的喇叭形的纸袋。花生米称好后往纸袋里一倒，买的人就举着走了。金师与别人不同，他总是把花生米倒在自己衣服的口袋里，一边走一边摸出来吃。我碰到金先生，知道他的视力不好，往往趁他掏花生米时，就一溜烟地躲藏过去了。但有时却躲不过去，只好向先生行礼问好。这时他总是从口袋里掏出一些花生米递给我，我只好接过来说声“谢谢！”他点点头，又边吃边走了。
1954年，山东大学派我到北京大学进修。刚到北大不久，我就碰到正在校园散步的金先生。这时我们已经离别七八年，一见面金师就认出我来了，他用手杖敲着地面说：“你是孔、孔......。”我赶快自报姓名。他说：“对，对，孔令仁。”他问我在哪工作？何时来北大？为什么来？我一一回答。临别时，金师忽然问：“你的辫子呢？”原来我在上海读小学时，就梳着两条很长的辫子，一直留到上大学。金师竟然还记得，可见他的记忆力很好。
金师一生独身，回北大后有一个姓王的老家人侍候他。金先生把老王的一家老小都接来住在一起，故很多人都把金先生的家戏称为王公馆。老王可能为了减少金先生的负担，常自己做些西点出卖，我们常去买来吃，有时遇到同学聚会或外出旅游，也去他那里定做西点，因此也有人戏称金先生的家为“老王点心铺”。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金师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待人是宽厚的。
陈岱孙
陈岱孙先生，原名陈总，是联大经济系主任，名声极大，所以大家都称他为“陈老总”。他给我们上的课是经济学说概论。上课的教室房顶铺一层铁皮，每逢下雨房顶就噼噼啪啪作响，影响大家听课。有一次，陈先生上课，忽降暴雨，雨声如千军万马从头而降，陈师上课声如洪钟，竟被雨声淹没。先生无奈，就在黑板上写了“停课赏雨”四个大字。大家先是一怔，接着就全场哗然，拥向窗前去看那倾盆大雨了。先生上课一贯十分严肃，发生此事可说是爆了个大冷门，众人竞相传播，一时成为美谈。
联大解散后，陈师回清华经济系，我到清华继续读历史系。冬天来了，使朱自清流连沉醉的清华荷塘冻结成厚厚的冰体，成了全校师生溜冰的场所。夜幕降临，溜冰场上灯光通明，更加热闹。我虽是北方人，但因长于南方，从未见过溜冰，看到人家在溜冰场上矫捷优美的身影后，羡慕不已，就买了一双十分惹眼的大红色溜冰鞋，到冰场上学习溜冰。谁知一上冰场就接连摔跤，大出丑态。当我背着冰鞋离开冰场时，恰好遇见陈先生在岸边散步，他冲着我问：“你是南方人吧？”我答：“不是，老家是山东，但是在南方长大的。”“摔跤不要紧，爬起来再干，一定能学会溜冰的！”看来我在溜冰场上的丑态被陈师看在眼里了。
斗转星移。1954年我到北大进修中国近代经济史，这时清华大学经济系已合并于北大，陈师仍任经济系主任。由于北大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是由经济系开的，我就到经济系报到，这样我就又成为陈师的学生了。那时进修教师很少，隔一段时间陈师就把我们召集到他住的镜春园78号漫谈一番，实际上陈师是用这种宽松形式对我们的学业进行指导。陈师是福建人，我们一到他家中，他的一个男帮工就给我们泡一壶福建人爱喝的乌龙茶。
有一次，陈先生请我们几个进修教师吃福建特产燕皮馄饨，但我偏偏未去。第二天见到陈师，我说：“我没有口福，昨天未能吃上燕皮馄饨，真遗憾！”陈师说：“只要你有工夫，随时都可以到我家打牙祭，吃燕皮馄饨。”
冬天又来了，北大的未名湖变成了一个大冰场，因为比清华的荷塘冰场面积大，学生又多，所以更热闹。我托人把我的大红冰鞋由济南带来，又去未名湖滑冰了。谁知这双冰鞋因为七八年未穿了，许多地方脱线，变得不牢固，所以使我在冰场上又接连摔筋斗。当我背着冰鞋离开未名湖时，不意又遇到陈师，他冲着我笑道：“原来那年在荷塘溜冰摔跤的女孩子就是你呀！”我也笑了，说：“我丢人现眼摔筋斗都被老师看到了。”陈师顺势请我到他家吃燕皮馄饨，算是弥补了上次未能吃到的遗憾。
我和陈师熟了，每次进城都要带一些冰糖葫芦、豌豆黄一类的小食品给他，他都很高兴地接受了。两年后我完成学业，去向陈师辞行，正值他生病，我走进他的卧室，里面空空荡荡的，俭朴至极，陈师一个人躺在床上。陈师一生未婚，他家里只有一个男佣工，没有其他人。
1991年，清华80年校庆时，我返校祝贺，又遇到陈先生。我和朱宝璋、傅书逷、由其文等晚辈曾和先生在一起合影留念，但谁知照像所用的胶卷是假货，结果全部报废。前年我在天津遇到朱宝璋，他还为此事扼腕叹息。
1995年，我主编《中国老字号》一书时，请陈师为这本书题辞。不久就有了回信，我拆开信封，见信纸上写着“记创业历史，展时代风姿”两句话。这年先生已是95岁高龄，但字迹还写得十分流畅。
1998年，香港的西南联大校友江国采、张文华回母校北大访问，我特地从济南赶到北京，陪同他们访问了北大。我们都是陈老总的学生，但这时先生逝世已将近一年，恩师的慈祥、睿智的面容是无法再见到了，我们只能怀着悲痛的心情在陈师塑像的面前拍了几张照片。这几张照片我一直保存，成为我所收藏的珍贵的纪念品。
沈从文
因为爱看小说，我在联大三年级时就选修了沈从文老师的中国小说史课程。我在报刊上曾看到沈师穿西服的照片，相当英俊潇洒，但他给我们上课却穿着一件旧长衫，一双旧布鞋，可说土得掉渣。他讲一口湘西话，很难懂，我们都把听他的课叫“听天书”。我听课坐在前排，又记个不停，大家都以为我听懂了，下课就向我借笔记看。其实我也听不懂，只是大约摸地记，想等到课下再慢慢地琢磨。这一琢磨不要紧，中国小说史竟成为我最难的一门课程了。在课下我常向沈师请教，他总是站在课堂门外耐心地给我讲，有时他看我听不懂，就拿书夹垫着纸写给我看，他还经常带一些卡片和书籍供我参考。沈师对学生认真负责的态度，使我很受感动。
有一次，在沈师上课时，忽听墙角有蟋蟀的叫声，而且越叫越欢。沈师置若罔闻，仍然讲课，不知是谁忍不住笑了一声，竟引起哄堂大笑。沈师停下讲课，到屋角考察一翻，回头说：“是蟋蟀在叫！”大家见他一脸认真的样子，又都大笑起来。
在中学时代，我曾听一位语文老师说，巴金、张恨水的作品格调低、浮浅，这就使我对这两位作家抱有成见，对他们的作品只是浏览一下而已。但在中国小说史课堂上，沈师对巴金和张恨水却评价很高，说读他们的小说像看《清明上河图》，可以增加许多社会生活方面的知识。从此我才认真地阅读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和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等作品。这些作品使我很入迷，大大加深了我对旧社会和对人生的理解。
我大学毕业后，没有再见过沈老师。建国以后，听说他不写小说了，调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从事中国古代服饰、丝绸和出土文物的研究工作。他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两本大著，我都看过了。沈师的学术论文也和他以湘西为背景写的小说一样，都是别具一格的、有着特殊韵味的传世之作。
山东著名雕塑家石可、石盾父子是我的好朋友，1998年中国孔子基金会在山东开理事会，他俩合塑了一尊高约一米的陶质孔子像送给会议。与会人士一致认为这尊孔子像塑得太好了，头饰、服饰等符合历史真实，神态于平凡中显示伟大，也和孔子的身份相符。石可也送给我一尊孔子塑像。我问石可：“这尊像你为什么能塑得这样好呢？”他回答：“为塑这尊孔子像，我专程到北京向沈从文先生请教了八次，如无沈老的多次认真指点，我要塑出这件令人满意的作品是不可能的！”沈师研究文物的造诣，于此可见一斑。
邵循正
我在联大二年级时，邵循正教授给我们开两门课：一门是中国近代史，是必修课，我当然得听；另一门元史是选修课，我也选了。邵师上课不太注意教学法，他身体弱，声音也较低，这都影响了他的教学效果。但他讲课有深度，有许多新观点，所以仍深受同学的欢迎。邵师是元史研究权威，讲授元史则更精彩。有次下课后，我向邵师请教一个问题，他解答后又对我说：“我家里有几本参考书，你跟我来拿吧！”在路上他只抽烟，一句话也不说。等到他家的附近，我才知道他住在唐家花园。“唐”是指已故的云南军阀唐继尧，唐继尧的儿媳是我八姨婆的干女儿，我曾到她家吃过饭、跳过舞，因此对唐家花园很熟悉。但我从未见过邵师的住房，原来他的住房是在园子里旧戏楼舞台后面的一间小阁楼上，楼道漆黑，楼梯又窄又陡，走起来支呦支呦地响。到了门口，他用烟头照着亮开了门。房间里也很暗，而且有浓烈的烟味，我未经邵师同意就把房间里仅有的一个小窗户推开了。这真是一间斗室，东西很凌乱，邵师就一个人住在这里。我拿着参考书告辞邵师后，本想借着屋里射到楼道的微弱光亮下楼，但邵师很快就把屋门关上了，我只有摸黑走下了楼梯。
1954年我到北大进修中国近代经济史时，领导叫我拜经济史名家陈振汉教授为导师。陈先生不仅做学问认真，对工作也极端认真。为了我能进修好，他叫我重新跟邵循正学习，听他的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读与介绍两门课程。
邵先生叫他的助手当我的辅导老师，我一见这个辅导老师不由得笑了，他原来就是我在联大的同班同学陈庆华。我在联大读书时因病休学一年，所以大学毕业比陈庆华晚一年。陈庆华知识广博，文献水平、外语水平在我们班上是第一流的，但因他从不显山露水，所以很少人知道他的实际水平。他大学毕业后，入清华研究院读历史学研究生，被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看中了，点名要他兼任自己的助教。陈庆华任陈大师的助教后，声誉鹊起，我到北大进修时他已晋升为副教授了。
全国政协因为仰慕邵先生的大名，请他每隔一周到政协做一次中国近代史的专题报告，由政协派车接送。过去一直由陈庆华一个人陪他到政协，我到北大进修后，邵先生就要我也跟他们一起去。邵先生的用意我知道，因为他到政协做的报告都是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大问题，听一听对提高我的学术水平会起很大作用。这可说是他对我进行培养的一种特殊方式吧。每次报告后，政协照例请他吃晚饭，我和陈庆华自然就成为陪客。有一次饭后，政协的一个副秘书长和邵先生是福建同乡，请我们到他家喝功夫茶。我算开了眼界，第一次见到点火煮水、装茶、烫杯、热罐、高冲、低斟、盖沫、淋顶等一套功夫茶艺。饮茶时，我见茶杯甚小，就一连喝了十几杯，这使陈庆华大吃一惊，问：“你不怕喝醉吗？”我答：“这是茶又不是酒，怎能喝醉？”邵先生道：“功夫茶不仅能喝醉，也能喝上瘾，上瘾后也能喝得倾家荡产！”这又使我增长了知识。
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读与介绍，邵先生是在图书馆阅览室上的课。听课者围坐在一张大阅览桌的四周，邵师把预先找出的书刊一本一本给我们讲解、评论，然后让我们传阅。这门课给我的印象很深，每次课后我都要整理听课记录，积累成一本厚厚的笔记。我回山大后，也给学生开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读与介绍，我的讲稿就是把这本笔记略加调整、补充而已，学生们都说我这门课教得最好。
有一次，邵先生请我和陈庆华到他家吃饭。师母姓郑，出自名门闺秀，举止优雅，待人亲切，她做了一锅冬菇炖鸡，味道鲜美，被我们吃了个锅底朝天。他们的女儿才七八岁，活泼可爱，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大声说：“叫邵瑜，周瑜的瑜！”邵瑜称我为姐姐，称陈庆华为叔叔。离开邵先生的家后，陈庆华得意洋洋地说：“这次你该认输了吧，邵瑜把我定为你的长辈了。”庆华难得对人开玩笑，所以他这句玩笑话我就牢牢地记住了。
在北大两年难忘的进修生活很快地过去了，按要求我在北大进修各门课的考试成绩要报给山大。我问陈庆华：“我修的邵先生的两门课是口试还是笔试？”陈庆华不禁哈哈大笑，说：“还用考吗？这个我说了算。”后来我见到成绩单，上面记载我修的邵先生的两门课成绩都是“优”。
1956年暑假，邵先生一家三口到青岛避暑。为略尽地主之谊，我请邵先生一家吃过几顿饭。我家的保姆贵珍烧菜的水平很高，邵先生最爱吃她做的番茄沙司烧大虾，邵瑜最喜欢吃她做的五彩水果羹。
1959年山大已迁到济南，邵先生来济南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没有资格被邀请，特地到他下榻的山东宾馆去看望，并请他到有名的聚丰德饭店吃饭，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三轮车，我们就共乘一辆三轮到了聚丰德。那天吃的菜有鲤鱼双烧、清炒虾仁、鱼翅羹和凉拌鸡丝冻粉，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水平了。饭后付款时，邵师按住我的手，认真地说：“你现在的处境我知道，这顿饭还是让我付钱吧！”我当时真想哭出声，但强忍住了。邵师上三轮车时，挥手向我告别，说：“以后我还会到你家吃饭的，邵瑜还经常嚷着要吃五彩水果羹呢！”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离别后我竟然没能再见到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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