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1943-1946》
当陈思和、陈子善、陈建华、杨扬、栾梅健、周立民、张业松、董丽敏、王宏图、胡桑等学者、评论家齐聚一堂举办一场学术研讨会时，学术界必然期待他们又在关注一个什么样的重要话题，陈西滢这个名字的出现又让一部分人产生了困惑。这场近日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市“文化转型与现代中国”创新团队主办的“陈西滢与中国现代文学暨《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1943-1946》出版”学术研讨会也由此在期待与困惑中呈现出了特殊性。
▲ 研讨会现场
特殊在于很长一段时期，陈西滢作为现代文学散文名家长期缺席于文学史的讨论，一部分原因是他虽有写作和翻译作品，但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之后便转向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先后在伦敦中英文化协会以及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更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多次与鲁迅发生笔仗，如诗人胡桑所感受的，现代文学史后来是在启蒙现代性和鲁迅所代表的主线的意义上去展开的，所以陈西滢就变成了一个边缘人物，如今他看到这本首度整理出版、厚达60余万字的《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1943-1946》，又被其中“事无巨细的丰盈所震撼”。
显然，这种感受是所有细致阅读此书的与会者的一个共识，而在此基础上，借由《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1943-1946》，他们更想阐述传递现代文学史学术层面更多的思考。
▲ 现场连线陈西滢女儿陈小滢女士
陈西滢、凌叔华、陈小滢合照，1931年
能够让本书编著者傅光明从繁忙的莎士比亚著作翻译事宜中分出一半精力，花费一整年时间，与陈西滢93岁的女儿陈小滢每日沟通，整理这批1943至1946年间陈西滢在中英文化协会任职、旅居英国时所作日记，足见这批文献对他的巨大吸引力。研讨会上，他表示自己在整理过程中不时感叹，这批家信、日记，堪称弥足珍贵而又鲜活异常的“新”史料，是最富文采、妙趣的“西滢闲话”。透过它们，不仅可了解陈西滢之真实为人，更可从侧面了解与他密切交往的同时代中外各界人士：胡适、晏阳初、费孝通、林语堂、李卓敏、蒋廷黻、顾维钧、王世杰、杭立武、李四光、熊式一、蒋彝、杨振声、萧乾、叶君健、李约瑟、罗素、汤因比，等等，亦有助于从中寻觅那个时代国际政治交往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萍踪侠影”。
青年时代的陈西滢与萧乾
在整理过程中，他也获得了许多意外的解疑答案，比如他过去研究莎士比亚时很不理解为什么莎翁一家会违反常规合葬在教堂神坛前，陈西滢在1944年4月21日记中写道自己拜访莎翁故居的细节，“莎氏夫妇，女儿，女婿，孙女夫妇都葬在这教堂中。而且很奇怪的，葬在Alter的前面。这是很少见的。这教堂很古老，在莎氏前多年即建造。可是没有人想到去埋在神坛前。莎氏把这一片地都买下来了，全家葬在那里。Stratford的大家，贵族，Chieftain却葬在一边。也许因为要有石棺石像，不能利用神坛前的地位。”答案由此浮现，原来莎翁买下了这片土地，也任性的把最好的位置留给了自己家族。再如傅光明学生时代师从作家萧乾，但从未听萧乾提到过陈西滢，以为两人关系一般，但陈西滢日记中却提到萧乾晚年神经衰弱睡眠极差，改善的方法之一竟是多次去陈西滢家过夜，可见两人私交甚好。此外，沈从文当年写信给萧乾提出自己也想像其他作家一样出国留学，萧乾把这封信给陈西滢看了问有什么方法建议，陈西滢认为沈从文如果想靠版税留学多半是入不敷出的。这些不见诸于文学史记载的生动细节，不断出现在陈西滢日记中。
陈西滢与鲁迅的论战在文学史上是造成了两人不再往来的主因，外人无从知晓后来两人内心是如何评价对方的。但在陈西滢日记中，依然透露出了一些痕迹，日记中他提到自己在伦敦工作时要向当地文化界介绍中国文学大致面貌，他选择了鲁迅所著的《中国小说史略》。他后来拜访胡适，还翻阅了胡适书架上的《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版
透过这本《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1943-1946》，与会者注意到的更是这位作家之外的学者身份。过去，陈西滢仅凭一本1926年出版的薄薄的《西滢闲话》便为当时文学界所注重，在三十年代郁达夫负责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时，便选了陈西滢多篇散文作品。此后，陈西滢介入文学史的身影逐渐淡去，取代的则是他在国际上的活跃身影。这也是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董丽敏所关注的一个角度，在当时国际关系复杂处于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文化人如何参与国际形象的建构，陈西滢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在欧洲文化界的交流，他对于艾略特、萧伯纳、乔伊斯、劳伦斯等经典作家精准的判断，构成了他反观评判中国现代文学价值的重要参照，“在世界面临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如何在中国认识世界，同时如何在世界格局中重新来认识中国？也许我们需要借鉴更多的历史资源、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陈西滢先生以及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在如何处置中国和世界关系上面有很多的思考，其实是可以给我们今天以丰富的启示的。”董丽敏说。
多年前在德国汉堡孔子学院当过中方院长的复旦大学教授王宏图对此有着相似的共鸣，他认为国际关系中以平视的心态看待对方优缺点是很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发觉重温陈西滢先生日记，他当年的那种政治理想观念，关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以及理想，实际上在今天没有丧失现实意义。”
▲ 陈西滢日记手稿
在日记中，陈西滢记录了许多生动的文化交流层面的看法，比如当时知名汉学家阿瑟·威利在提到翻译《红楼梦》时竟然认为应该删去所有诗词部分，才能够被英语读者接受，陈西滢表达了批评看法。他也和作家C.S.刘易斯谈论对英语现代文学成就的看法，后者认为E·M·福斯特、乔伊斯、D.H.劳伦斯、伍尔夫是很值得推崇的，进入三十年代之后只有W.H.奥登值得一看。对此陈西滢认为这个见解太局限，竟没有看到T.S.艾略特的巨大意义。
陈西滢在日记中留下了许多时代性的气息，胡桑注意到他经常会毫不保留地记录那些紧张的东西，“我每次读总要听到他对炸弹爆炸声的记录，他总不会忘记录，他说今天早上有爆炸声，下午有爆炸声，他总是会记录这个声音。”再如日本战败投降之际，陈西滢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下了1945年8月15日伦敦庆祝“对日胜利日”的情形：
▲ 对日胜利日当天，伦敦街头挤满庆祝人群
“我与三位中国女士同车。车走Parl.Sq.St.James Park,The Mall,由St.James Court出去。夹道都是人，立在街中，只容车辆通过。车慢慢过时，他们都从窗口内张望。见我们，有些人便嚷'中国人’，有些叫'Hurrah’。我们也摇手招呼。……到Brown s Hotel。Brit.Council请吃饭。Miss Parkinson主席。坐我一侧的是一位Paraguay的作家，年很轻。饭后彼此在Programme上签字。Parkinson祝中国客人寿，说我们抗战最久，今天是我们最幸福的一天。……饭后走Charing X路到Trafalgar Sq.这一路都没有公共汽车。Traf.Sq.人山人海，走路都不容易。到处有人放花爆，流星爆。National Gallery是flood lit，远远的Big Ben也是flood lit，很像大理石的钟。”
类似的记录还有许多，呈现出当时中国在欧洲有着许多支持中国抗战的民间声音，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所提醒的，看这本日记会联系到当时“好多中国派驻英国的文化使者，他们在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会做些什么事？会考虑些什么问题？尤其是在抗战时候，很多文化人都不同程度的参与了抗战期间的外交工作”。
面对这本日记，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高校学者也在思考，文学史的研究离不开文献基础，而文献整理依然还有开阔的空间可以拓展。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杨扬提及自己多年前在哈佛大学访学时查阅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资料，感慨其资料库收集之细、搜索之便捷，他认为如果国内也能有齐全的文献资料库可以共享，那么文学研究相应也会有整体性的突破。随着近年来各类新文献资料整理出版的增多，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意识到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提出的“重写文学史”在今后还可以有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期待，“我们要真正从求真出发，求资料出发，创造一个新的现当代文学。要把一切错误的东西、强加的教条都撇开，我们要追求真理，这样再过二三十年，可能就会出现很多学术大家。”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主办方、历史资料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