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免有情
——《孙犁书札——致姜德明》杂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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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字，《说文》解为“隔也”，读书中，我常常想到这个字，觉得自己与文字和它的作者之间存在许多“障”，原因各种各样：青葱少年遇到沧桑老人，不会理解他怎么会步步谨慎；知识储备不够，遇到艰深的著作，步步迷路在所难免；现代传媒中的过多信息，也会盗窃我们的感觉，让我们误以为自己很了解某人某事，其实抓在手里的不过新闻的头皮屑。尽管一辈子被唬得鼻青眼肿的事情多着呢，但岁月流逝年龄虚长，我还是不甘心就这么“隔”着，于是读书成了“破障”，抛开多少年别人在我脑子里种下的那些种子，自己犁地、撒种、浇水，虽然也未必能得到奇花异果，但付出了汗水也知道了风风雨雨的滋味。
比如对孙犁及同时代的很多作家而言，至今已流传着很多“固定”的说法，它们极大地影响着我们对他们的接受，装满我们脑子的不是他们真是的本相，而是罩在他们文字和身上的那些迷障而已。这些东西越多，我们与他们隔得越远。关于孙犁，我早就听说他的“脾气”：孤僻，不喜欢见人，不爱说话，不讲情面，不让改动文章一个字……反正，这老头不好打交道、不可爱，那时，尽管自己愤青一个，但更迷信平和、宽容、面带微笑这样的人，可谁知道孙犁又不是这样的人呢？直到很久以后，读他的书，看他写得信，还有友朋们的记述，才清楚我头脑中的印象是多么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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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有人写过这样的故事：一个熟人去孙犁邻居家，出门时正见孙犁坐在窗前的小板凳上乘凉，对方毕恭毕敬地向孙犁问好，孙犁却是一脸冷漠，头一扭，起身进屋了。（李夫：《孙犁同志，你走好》，《孙犁百年诞辰纪念集》第79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版）两个人有私人恩怨吗？知情者透露并非如此，而是这人有趋炎附势的毛病，孙犁看不上。给个笑脸又怎么样，孙犁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包括有人批评鲁迅的尖刻、不宽容等等，过去我也不理解，但后来想一想，活得虚伪，才有这种敷衍，更恶劣的是当面讲着宽容背后下刀子、上头笑着下边使绊子的人太多了，而孙犁这种“不讲情面”正是戳穿这些伪君子的利器，是一个人的坦荡、率真，有是非感，而不是捣糨糊、哈哈哈，这有什么不好呢？
孙犁足不出户，但并非对人情世态不闻不问，也并不是端着大作家的架子去俯视苍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时为青年编辑的刘梦岚曾赠孙犁一神功元气袋，老人收下后给她汇了四十元钱，信中说：“您收入有限，又有孩子，开支很大，我心里不安。”（刘梦岚：《近之如春》，《孙犁百年诞辰纪念集》第170页）这种平常心，最见一个人的品德和性格。“一阔脸就变”这话很难听，却不幸经常抽打在某些“大人物”的脸上，他们把自己打扮得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失去了人性、人情和平常心，造些哄人哄己的道貌岸然的规矩，并一本正经地去表演，我常常看到这些收人尊敬的“喜剧演员”，心想他们正是周作人所讨厌的海瑞一流的吧。（周作人在《记海瑞印文》中说：“余平生最不喜海瑞，以其非人情也。此辈实即酷吏，而因缘以为名，可畏更甚。”）
讲到给田流写序的事情：“田流同志系老朋友，他的书序事，请他便中寄示一目录及文稿一、二则，我看看，写着就方便了。”（1982年3月21日致姜德明）不知道为什么，这“老朋友”三个字，立即让我联系到鲁迅在他那篇被视作遗嘱的《死》中所交代的一条：“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老朋友”是一种情谊的符号，是不可以什么都板着面孔公事公办的，做人有规矩，也能不墨守规矩，这是这个人有人情味儿，这是让人感到温暖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孙犁不愿给人写序（谁又愿意呢？柯灵晚年也为此而苦不堪言），而且他受过伤害，一次给一位老朋友写序，末尾讲了几句实话、谈了点不足，引得对方大为不满。——“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他并没有拒绝给田流写序，序中回忆他与田流当年一起蹲在冀中导报社的院子里吃小米干饭的日子，还很动感情，这些都让我觉得他不仅不是无情之人，而且未免太有情、情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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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编辑与作者之间的通信，自然少不了关于文稿的事情，这个大作家也从不耍大牌，投稿信上常有“如不合用，仍希寄还”这样的话。1981年8月21日给姜德明信上说：“拙作蒙留用，甚为感谢。成文仓促，发排前，望你看看，有不妥字句，删削之。千万不要客气。”孙犁文字一字不能易的话也并不可靠，而且，这也不是客套，当年9月4日给姜德明的信上就有这样的话：“序文见报如此之快，甚为铭感。所作删节亦为妥当。那一段原是我后来补写，有无均无关也。”
刘梦岚还曾记过孙犁感谢删节的事情呢。那是他给人民日报社四十年大庆写的信上：“你们的工作，是严肃认真的。例如我在副刊发表的芸斋小说，其中一篇，删去三百字。我看了以后，觉得删了比不删好，在结集出书的时候，就按你们的样子发排了。”（刘梦岚：《近之如春》，《孙犁百年诞辰纪念集》第169页）
不过，那一辈人较真儿的劲头儿，在今天并不多见，或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他们不同凡俗的成就。孙犁爱惜文字，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轻易放过。为一篇附记，孙犁写过几封短信，先是：“我写的附记，如可用，请删去最后两句。”接着是：“考虑到一些问题，我写的那'附记’，请不要用了。”接着又是“'附记’删去最后两句，可发。”（1981年7月9、12、16日致姜德明）还有一短简为《谈读书》一文中的一句话：“年纪还很小……”，希望编者删掉“很”字（1983年9月11日致姜德明）。细枝末节，常有人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孙犁从写作，还是做人上，偏偏很在意，这个计较、认真、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现在越来越成为陌生的风景了。
还有一种认真，是做人上的。孙犁为贾平凹的散文集写过序言，文章寄给姜德明后，他特意叮嘱：“此稿请先在你那里放一放。因为我考虑，要先征求一下贾君的意见。”（1982年6月9日致姜德明）十天后，又来信：“已得贾平凹复信，那篇序文，可以发表。”（1982年6月9日致姜德明）可能有人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孙犁自己写的文章，不过涉及贾平凹而已，为什么不能自己决定发表？何况，贾是晚辈，也不会不同意。但这个“多此一举”其实多的是对人的平等和尊重。很多前辈都是这样，真正给人以如沐春风的感觉，与他们交往感觉自然、舒服、熨贴，一辈子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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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读书信和日记这样的文献，因为有特定对象并且有相对的私密性，作者常常放言无忌，与他们公开发表的文字相互补充，才是这个作者更完整的形象。它们信息量也大，现场感强，是毛茸茸的历史和未被规划的内心，这往往又是公开发表的文字所不及之处。
这本致姜德明书简中，收信一百二十余封，长长短短，所涉内容却极多，如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孙犁说：“巴金同志的建议，当然我是非常赞同的。”（1981年3月12日致姜德明）谈他与许姬传因为王国维的交往，也算文坛掌故了。（1984年12月15日致姜德明）还有谈买书、藏书的各种感受：“此次整理书籍，发见从此店邮购之书甚多，且多为甲、上之品。然价钱，今天看起来，就便宜到不能想象。如《四部备要》之线装新书，多为两角钱一册。在手中玩弄着，深感我的书库，一下变为了金库。”（1988年4月19日致姜德明）讲裁毛边书：“这当然是雅事，不过也耽误先睹为快的情绪。心急读不了毛边书，这就是结论。当年鲁翁提倡，然而'毛边党’后来没有普及，恐怕就是这个缘故吧。”（1992年10月25日致姜德明）谈到那些注释过分备详的书，他说：“书，应该留一些东西，叫读者自己去查找，什么也注上，是对付小孩子的办法，不一定好。”（1992年2月23日致姜德明）如此点点滴滴，看似琐碎，读来不仅见写信人性情，有时还觉得比捧着又高又大的正史，更让我们直接又感性地了解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书信中直抒胸臆直陈己见之处更值得重视。比如谈到鲁迅研究，孙犁有感而发：“研究一个伟大的人物，如果只从众所周知的几点大的方面去作人云亦云的研究，日子久了，也就没有意思了。鲁迅是作家，尤其应该从修养、性格方面作些实事求是的研究。鲁迅生前，曾对要给他记录言行的人说；'缺点也要记。’就说明他的伟大。”（1981年7月5日致姜德明）三十多年前说的话，今天仍颇费思量，在伟大人物面前，我们常常手足无措：要么拼命地造神，要么是不倦地毁人。前者不用多说，后者如常见的那些热衷揭名人私丑的文章，自以为得计，实际上与嘉奖令一路货色，因为这样论人，不但未见灵魂，连面孔都模糊了。有一封信谈到文坛风气不正，孙犁显然动了感情，但就是今天读来，也一针见血：“我对任何作者，无个人恩怨，但颇看不惯一些人的作法，他们把文坛弄成了官场、交易所、杂巴地，卑鄙浮浅，使人气恼。现在有些人，以保护青年作家的面目到处巡逻，谁不和他们同流合污，则被指斥为苛求，为嫉妒。”“我以为现在拿着保育院的手绢，给青年们擦眼泪的人，很可能就是过去惯于挥舞棍棒的人，随着形势，变化其手中的武器罢了。”（1981年12月18日致姜德明）最后一句，可谓诛心之论。不过孙犁还没有看到今天的文坛和学界，否则一定更是气愤。“交易”横行，是非不分，有些导师与其说招学生不如说招家奴，所谓“师门”如帮会借尸还魂。
孙犁说远离政治、远离文坛，还是未免有情，不能容忍腌臜之风污染文坛，才有如此激愤之言。如今我们似乎见怪不怪，也可能早已同流合污，遂也不置一词，对照这样的老人，真感羞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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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德明先生集藏的作家书简，2003年5月曾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过《作家百简》，姜先生在序言中说，翻读这些书信，能感受到作家们“笔墨隽美，意趣高雅”，读信的内容“更有重温一段现代文化史的沧桑感，并勾起我往日的回想，感受到友情的温暖……岁月悠悠，如烟如云，睹物静思，不尽恋恋”。尽管从信息传递的功能而言，书信完全可以被更为现代化和便捷的方式所取代，然而从文化和情感的意义上讲，书信却是有着独特的价值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且不说盼着书信的情感酝酿，就是拆开信，面对着不同风格的笔迹，如同面对不同性格的写信人，那份感觉就不一样。同一个人，在不同心境下，或一挥而就天马行空，或一字一顿百折千回，也是短信、电话、电邮所无法体会到的，多少年后，再翻起那些发黄的纸张，每个折痕可能都有故事都是记忆。以上所讲的，这本《孙犁书札》中也无不具备，看老人写信用的纸张，从明信片到小纸条，都别有风味，更不用说那笔潇洒又严谨的好字了。
读这样的书，不仅是文字，手迹、书影等等都令人不忍释手，全书除书札外，还有“我看孙犁”收姜德明写孙犁其人其书的文章七篇，有孙犁为姜德明所藏著作的题词，这样方式的编书姜德明在这之前已经有过一本，那就是《与巴金闲谈》（香港文汇出版社2010年7月版）。把它们集合起来，就不是一本简单的书信集了，而是两个人的交往史了，希望这样的专题书还能接着编下去。因为有些内容看似琐屑，却为作家研究提示信息指示方向。孙犁为姜德明藏《白洋淀纪事》中说：“此集虽系创作，从中可看到：一九四〇到一九四八年间，我的经历，我的工作，我的身影，我的心情。实是一本自传的书。”为《津门小记》所题的可当上好的小品文来读：
回忆写这些文章时，每日晨五时起床，乘公共汽车至灰堆，改坐“二等”，至白塘口。在农村午饭，下午返至宿舍，已天黑。然后写短文发排，一日一篇，有时一日两篇。今无此精力矣。然在当时，尚有人视为“不劳动”、“精神贵族”、“剥削阶级”等。呜呼，中国作家，所遇亦苦矣。
这些偶尔的“牢骚”中也含着多年写作的甘苦。据说后来疾病困扰中的孙犁心灰意冷、闭门谢客，一直到去世。我不知道他对什么“灰”、对什么“冷”，反正我不相信，一个写了这样文字的人会看破红尘。
今年是孙犁诞辰百年，1986年底姜德明写过一篇《读孙犁的散文》，为孙犁散文创作成就未能引起评论界注意而抱不平，他认为孙犁与巴金的散文都是讲真话的，他们“不约而同地为文坛上鼓吹着这股正义的风气，为当代不同层次的作家们树立了楷模。”“如果总结我们近十年来散文创作的成就，首先提到的就应该是巴金和孙犁。他们是我们新时期散文创作的两个辉煌的标志，也是散文家们的骄傲。对于那些美好而崇高的评价，他们是当之无愧的。”而今，他们似乎都得到过热热闹闹的“崇高”评价，但有时我想，他们需要这些吗？尤其是那些一哄而上也可能一哄而散的围观，有和没有区别在哪里呢？
（《孙犁书札——致姜德明》，百花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版）
本文收入周立民读书随笔集《微风拂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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