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
1904年4月6日 -1997年5月4日
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安徽霍邱人，与韦素园、曹靖华、韦丛芜、台静农等同为未名社主要成员，鲁迅的学生和研究专家。
代表译作包括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吉辛的《四季随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著有《回忆鲁迅先生》《给少男少女》等小说散文集多部；学术著作《近代文学批评片断》等。
大家
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一篇文章，《假如我再做大学一年级学生》，大意是说他想要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以获得最大的益处和成就。这篇文章对我有些帮助，就是我因此想了想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学习。但是帮助不大，因为他的理想同我大不相同，我的生活和学习多半靠客观环境决定，而环境是很不利的。我想，我首先要靠主观努力，才可以争取到生活和学习的条件，这在那时候要比现在艰苦多了。
我的家庭人口众多，几乎只靠父亲一人经营小商业维持，真是家无隔夜粮，地无半寸土。我勉强从八岁开始，在一处私塾寄读，小学成立时转入小学。连读本都是由父亲抄写，没有什么学费，所以读毕业了。
我的家乡霍邱县，同其他7个县，属于阜阳，那里有个第三师范学校是公费，管伙食住宿。这是我惟一可以入得起的学校，连川资每学期三五元钱就可以了。父亲让我进这个学校，第一次就考取了。我想成绩所以较好，与私塾小学的语文教学很有关系。教师讲得十分生动清楚，听的人自然很有兴趣，学的积极性自然很高。那时读的都是文言文，讲清楚后，一要求朗读，用一种颇为特殊的声调，我觉得比现在一般朗诵好听多了。二要求背诵。我认为朗读和背诵都是很好的。还有一点最有益处，就是从塾师起，鼓励我们课外自己阅读小说。塾师教我从《三国演义》开始，一读就兴趣很浓，真是废寝忘食。读完《西游记》、《水浒》、《今古奇观》等之后，就读《红楼梦》、《西厢记》。乡间书少，幸而门前有个卖书租书的老头，对我很客气，很愿借书给我看，什么《七侠五义》、《济公传》等等，读起来也津津有味，不肯释手。这些课外的自由阅读，对我很有好处，特别是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
五四运动是在1919年5月发生的，我9月到阜阳第三师范时，那里已经受到影响了。文学革命开始还要早些，所以一开学，学生就有文言和白话两派，但对立还不很显著。李何林和韦丛芜比我迟去一年，比我早一年的有陈素白，我们志同道合，赞成白话，拥护新文化，新文学。那时阜阳很落后，完全没有卖新杂志和报纸的地方，我们几个人凑点钱去订购，记得有《新青年》、《少年中国》，有副刊《学灯》的《时事新报》，有副刊《觉悟》的《民国日报》。新书凭广告去邮购，有时很上当。教师几乎全反对白话文，所以我们求新知识的活动完全是自发自觉的。
《给少男少女》
作者: 李霁野
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出版年: 2016-7
定价: 32.00元
我觉得“自觉”对青年很重要，但也不要排除适当的指导，有机会时也不要放过。我有一些小学同学在武昌读书，从通信知道，他们有一位很好的热心教导青年的教师——在中华大学附中教书的恽代英先生。我写信向他讨教一些问题，他很快复了一封长信，主要教导我们要了解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思想发展史；读书的范围要广泛些，不要只限于文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书都应该读。为解决我们买书的困难，他说可以向他们所办的利群书社去购买，不仅可以八折，不合适的书还可以退换。这封信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可惜信早在兵灾中丢失了。
我上三师第3年，陈素白和韦丛芜都病了，住进疗养室，这是正常的规定，我一人护理他们，常常不能上课，更不用说别的活动了。学期快结束时，他们总算好了，这时有些同乡常来看看，当然不免欢笑。有一天晚饭后，突然钟声大作，有人通知我去开会，原来是对我声讨，说我们“霸占疗养室，阴谋要将洪水猛兽引进三师”。那时所谓“洪水猛兽”就是“共产共妻的共产主义”的代词。这倒是太恭维我们了，我们对此连一知半解还谈不上。发言的只有一个刘某，无人响应。多年后我们曾在北平相遇，听别人说，他已经做了国民党的特务；但我无法也无兴趣去核实。韦丛芜和我愤然退了学。我们当时不是，以后也不是参加实际革命斗争的战士。我当时的兴趣与志愿是小学教育。
对我那样处境的青年说，失学是一大不幸；但我一点也不悲观失望，真正处之泰然。我的父亲丝毫没有责难我。那时我们从要去苏俄的韦素园得到一些共产主义宣传品，连我父亲读过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这对于我是很大的鼓励与安慰。但是眼前有一个实际要解决的读书问题，父亲为此很费思索，有点感到苦恼。但是他为我讲解了《孟子》里的几句话，使我受到很大的启发：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我为这样教诲，很感谢我的父亲。
三师的生活很艰苦，伙食费还要被剥削。学生每周打一次“牙祭”，一人可以吃到一片薄薄的米粉肉，一碗黄豆芽汤煮面，我多年不忘它们的鲜美味道。我想这就是青春的魅力吧——它将生活诗化了，美化了，留下些甜美愉快的回忆。这并不是伪化捏造，这是大自然惠赠给人的礼物，不知珍惜，对过去一些艰苦或不如意的事情还在记忆中怨天尤人，顾影自怜，那就免不了笨伯之讥了。
我父亲的教诲和我自己的这点体会，似乎还可以供青年同志们参考。
我的身体很瘦弱，引起不少人的关怀。体育老师王益恭技术极好，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受他的影响，我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打八段锦拳，做柔软操，也玩球类。我在不同的时期总坚持不同形式的体育锻炼，就是这时候打下的基础。我离开三师后就和这位老师失去了联系，我至今觉得是一大憾事。
我从三师带回一本简写的《天方夜谭》，一本简单的英汉字典。我查字典硬读，居然看懂故事的梗概，真是别开一个天地，比《三国演义》等还引我入迷。我决心自学英文，读文学书，从这里开始，虽然我对小学教育还并未谈漠。
当然，学外国语能有很好的教师，有多听的条件，自自然然循序渐进学习最好；但是我那时并没有这样条件，我觉得自学达到畅利阅读并非难事，只要肯切实用一年功，多数人都可以办到。
韦丛芜的大哥在安庆做教育工作。我1922年春天到安庆，师范学校公费，学生有地区限制，转不成，中学自费，入不起。那时到处军阀专横，兵即是匪，即举二事，就够令人寒心。学生为教育无经费和平请愿，军阀开枪打伤些人，打死一人，虽然抬着血衣游行，也只是叫几声，空走一趟。紧靠城外，一个女校被军队强奸，自杀的人很多，社会默然无声。在这样环境中，个人失学也就算不了什么大事了。韦丛芜和我受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影响，虽然对反帝还不甚了解，对反封建倒很热心，我们为此办了一个周刊《微光》，主要写些反封建的文字，我也写过些首小诗。我们悲观，但不绝望，我们努力探求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但并未参加实际革命斗争。当然，那时共产党成立不久，我们也无法接触，得不到组织领导。我们只纸上谈兵，读些能得到的宣传文字。
韦丛芜的大哥组织了一个商品陈列所，商务印书馆在那里设了一个售书处，我做义务的小店伙替他们卖书，因此颇有机会读到些新书刊。我想，一个青年处境无论怎样不好，若是自觉努力，总可以找到时间和机会自学点什么。时间越少，机会越难得，就越有价值，利用好了，就越有收获。
我在安庆练习冷水浴，一直到水面结了碎小的冰屑，我也没有停止。可惜以后到北方没有坚持。
1923年春，因为韦素园苦劝，我和他同阵到北京读书。川资是从故乡的亲戚借的，还有一个小学同学倾囊相助。春季没有什么学校可入，便借助字典自学英文，秋季才入了崇实中学。自学期间和入学费用全靠自己想法了。外文还很半瓶醋，可用的只有一支笔，我便编译点短文投寄报纸，居然被刊登了，每千字得五角钱。一上来学校功课很吃力，稿费也不是总来得很顺利。记得有一次春节后，实在山穷水尽了，对于北方的天气也不了解，一时觉得还暖，便把惟一可当的大衣当了几元钱。这以后3个月出不了门。我们以后只作为谈笑的资料，并不以为苦。我想这也是青春的魁力发生作用吧。
我虽然还坚持体操锻炼，身体依然瘦弱，有大夫预言我活不到四十岁。但是另一方面又有传言。说韦丛芜和我是出席过全国网球赛的选手。体育教师不相信我们的解释，我们表演一番出出丑，传言才平息了。
1924年暑假前，我得到一本《往星中》的英译本，读了很喜欢，便想将它试译出来，素园有这本书的原文，他也鼓励我一试。我利用暑假译完，很想向鲁迅先生请教。我的小学同学张目寒是先生的学生，由他将译稿送去。先生很快就看了，并因此建议成立未名社，印行青年人的译著。我得到先生的鼓励与教导，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1925年在崇实毕业后，我上了燕京大学，和韦丛芜同住一屋。他患肺结核，那时迷信新鲜空气，严冬也开窗睡觉，终夜寒风拂面，我倒也并未感冒过，可见严格锻炼很有用处。二年后我就休学边办未名社，边在孔德学校教书，因为韦素园已经病倒了。从这时起，除教书外，兼从事译著，一直如此。1928年因为出版我译的一本书，未名社被查封，我被捕关了50天。燕大不准我复学，我也不想再上，不能再上，因为只有我可以接办未名社了。教书几乎拿不到工资，在未名社是尽义务，几年就债台高筑了。韦丛芜又开始走入歧途，时时闹些无聊纠纷，我看未名社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了。这时我到孔德学院教书，一边译《被侮辱与损害的》，得稿酬1600元，一半给大家庭维持生活，一半作为存社版税，代素园还了从未名社的借款。我的心里轻松多了。
经李何林和朱肇洛介绍，我1930年秋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英语系主任。我自觉很难胜任，基础功太差，只有拼命努力，边教边学。第一二年无暇译作，以后经鲁迅先生督促，利用部分时间和寒暑假期译书。现在回顾起来，我用于切切实实打好基础，系统学点专门学问的时间，被译书占去的大多，结果两方面都没有做到好处。一有机会，我就劝勉青年莫学我的办法，就是为这个缘故。
我的身体仍然瘦弱，工作也比较繁重，但是我能坚持劳逸结合，坚持体育锻炼，在女师院时及在以后，每天必午睡后散步，也喜欢划船。即使在严冬，每晚工作后，我必在户外快走20分钟，直到全身凉透，然后洗脸漱口才睡觉。我几十年中几乎没有生过病，与这种生活习惯很有关系。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的青年时期也就结束了。
我在文章开始时提到一篇文章，那是“事后诸葛亮”，自然也可供参考，但总不如当代人所写的青年时期的回忆亲切，作为借鉴更有用处。因此，我也滥竿充数，写一篇这样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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