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吴真在翻阅郑振铎日记的过程中，逐渐发现他与女学生徐微存在一段特殊的感情。文章根据这条隐形的线索，草蛇灰线，探赜抉微，不仅呈现了二人“难中相守”的情缘，而且也敏锐地抓住了这一过程中存在的男性凝视与女性沉默，使得讨论从男女之情上升到20世纪中国社会性别关系的层面，既有反思的力度，反过来也对两位当事人，更增欷歔之情。
文 | 吴真
（《读书》2023年5期新刊）
幸亏找到了小石。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热，整个夏天我以面包和凉开水作为午餐；等太阳下去，才就从那蛰居小楼的蒸烤中溜出来，嘘一口气，兜着圈子，走冷僻的路到他家里，用我们的话，“吃一顿正式的饭”。 小石是一个顽皮的学生，在教室里发问最多，先生们一不小心，就要受窘。但这次在忧患中遇见，他却变得那么沉默寡言了。既不问我为什么不到内陆去，也不问我在上海有什么任务，当然不问我为什么不住在庙弄，绝对不问我如今住在什么地方。 我突然的找到他了，突然每晚到他家里吃饭了，然而这仿佛是平常不过的事，早已如此，一点不突然。
这一段别具画面感的文字，是郑振铎《秋夜吟》的开头。此文描写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上海全面沦陷时期，郑振铎“蛰居于一小楼上、杜绝人事往来”的隐匿生活。学生小石，是文中的主角。文章写出了乱世中貌似平淡的日常生活：每晚吃一顿正式的饭，饭后舒舒坦坦地出去走风凉：“我们一边走着，一边谈性灵，谈人类的命运，争辩月之美是圆时还是缺时，是微云轻抹还是万里无垠……”1942-1945年，郑振铎离家隐居，借住在上海高邮路5弄25号的小楼上小石，并非“他”，而是“她”。对照《郑振铎日记全编》（陈福康整理）可以发现，小石就是徐微，郑振铎在暨南大学指导的学生。徐微原名徐淑娟，一九三〇年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因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逮捕而辍学，一九三八年转至暨南大学文学院，在校两年间，主办学生抗日文艺刊物《文艺》，以“舒岱”的笔名发表诗歌小说。一九三九年，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成为徐微的毕业指导老师，“可是郑先生的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他的夫人高先生也不大见得着，所以我们觉得拘束，不愿多去打扰”。徐微眼中的郑振铎，“不无有点官腔”，在路上撞见时，“以那种北京的教授特有的绅士气派敦促：Miss徐，我很不好意思问起你的论文”。被院长亲自催促之后，徐微只好借了书来东抄西抄写论文，总算拿到毕业证书。一九四〇年春天，徐微被一本进步宣传刊物诬陷为“上海的汪派”，她写好了自辩的公开信，请郑振铎帮忙发表，可是“先生不甚着意，仿佛这只是一场笔墨官司”。这一记由自己人打来的闷棍，让徐微对“进步文艺”深感失望——“真是不要搞政治了，不可以搞政治了，不许搞政治了。舒岱从此没有了。”（舒岱：《一个笔名的消失——“孤岛”〈文艺〉回忆》）1937年，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留影。前排着西装者即时任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上海“孤岛”时期，徐微参与主办的学生抗日文艺刊物《文艺》是进步文艺期刊中突出的一种，徐微以笔名“舒岱”在该刊发表诗歌小说“记得去年今日么？”（郑振铎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七日记）二人重逢时，已是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七日。郑振铎这一天的日记首次提及：“一时半许,至张宅。晤徐、罗二生。谈至近七时始散。”张宅，就是原暨南大学教务长张耀翔家，上海全面沦陷后，郑振铎离家独居，常到张宅吃晚饭。在张宅遇到的暨大学生“徐”就是徐微，“罗”是徐的同学罗仲京，即《秋夜吟》里一起散步的“后楼的小姐L”。徐微一九三四年在哈尔滨与徐姓医生结婚，一九四三年春天，二十八岁的徐微一个人留在上海，似乎正在找工作。郑振铎日记写道，重逢十天后，因为留心帮她找工作，约在大同餐馆见面，“谈甚畅，饭后，偕至寓，谈至四时，送其归”。徐微表示，家里人希望她从事她特别不想做的某项工作，然而她最终也没有接受郑振铎介绍的“国文教员”一职。从郑日记推测，徐微在四月中旬找到了一份“办事处”的工作，其子女在二〇一五年汇编的自印本《徐微纪念文集》透露，徐微当时在“全国商业统制总会”（简称“商统会”）做职员。商统会是南京汪伪政权为掠夺物资而建立的行政机构，一九四三年三月在上海设立总会，“会里职员除写写例行公文、编编统制会刊，就无公可办”，办公费每月有大量节余，“会里一大群男女职员，整天谑浪笑乐”（金湛庐：《记汪伪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徐微早于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次重返上海，适逢新成立的商统会在招聘职员，如此巧合，恰恰说明这份待遇优厚且掌握物资命脉的好工作，并非蛰居中的郑振铎安排的，而是地下党组织运作的结果。这也是为什么徐微突然变得沉默寡言，“既不问我为什么不到内陆去，也不问我在上海有什么任务，当然不问我为什么不住在庙弄，绝对不问我如今住在什么地方”，这是因为地下工作的纪律要求，她也要避免被郑振铎问到同样的问题。《徐微纪念文集》中说，徐微以商统会职员的身份做掩护，“保持着与苏北新四军的联系，输送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去”。作为党外人士的郑振铎并不知道这一点，在他眼里，只有乱世隐居的岁月静好。四月中旬，二人见面变得频繁起来，日记常见“微来，谈甚久”。郑振铎借住居尔典路五弄，徐微租住的公寓位于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相距不到四公里。正如《秋夜吟》描写的那样，郑振铎常在徐微处共进晚餐，“随心所欲的向西散步，走了很多很多的路，沿途各吃一杯冰淇淋。微风徐来，灯影朦胧，殊为幽静爽隽”。图为1937年肇嘉浜河岸，据郑振铎日记和《秋夜吟》，二人经常在这一带散步暨大时期的徐微本是一个顽皮活泼的学生，但是此时难中重相逢，二人已不再是三年前的模样。郑振铎只是发现她“情绪殊郁郁”，“回忆使微陷入急躁之境”，“常觉烦躁难过,似有心理的病源在内也”。
郑振铎也不复当年院长教授的意气风发。他没有跟随暨大内迁大后方，这意味着失业，而他还要负责全家十几口人的生存，为了糊口，只能时时卖书易米。他是“抗敌救亡协会”的主要负责人，被日方列入抓捕名单，不得不隐姓埋名，扮成一名古书商人，“每天早上,装做有工作的人上班,提着皮包出门，薄暮归来,包里总装有古书,似乎每天均有所得”（程俊英：《怀念郑振铎先生》）。这样的无业隐匿生活已经有一年多，与徐微重逢时，郑振铎正处于人生低谷。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八日：“这一星期，一无所为，不知何故，心绪殊乱。”四月二十五日：“这一星期又是空过，未着一字,心里殊为愧恨。如此因循下去，如何是了！”徐微的到来，或许让郑振铎找回一丝大学教授的存在感。《秋夜吟》写道：“在吃过晚饭之后，什么版画，元曲，变文，老庄哲学，都拿来乱谈一顿，自己听听很像是在上文学史之类，有点可笑。”日记中说，徐微在“听课”之余偶发议论，“表现微的天真与气概来”。四年前的徐微对郑振铎只有敬与畏，此番难中重逢，她的天真与气概，驱散了老师心中的阴霾，郑振铎欣喜地发现这位旧日门生并非顽劣不可教，“微之见解均甚可喜，且甚相同”。当时郑振铎与上海名媛高君箴（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幼女）结婚已经二十年，长女郑小箴十六岁，“母女间因琐故，喋喋不休，极为可厌，殊觉不痛快”（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一日）。高氏似乎沉迷于麻将，她偶尔住到郑振铎蛰居的小屋，仍在组局手谈，郑日记常有“箴犹在手谈未已，直至一时许始散”之类的记录。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送微归时，恰正十时，已甚倦，即乘车归，箴尚在作手谈也”。刚在徐微处纵谈古今的郑振铎，归家发现太太仍在桌上酣战，其落差感可想而知。1923年10月10日，郑振铎与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之女高君箴结婚上海沦陷时期，市区经常长时间停电，郑振铎与徐微或是月下相谈，或是“仅燃双烛，谈笑甚欢”。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照例又是秉烛闲谈——微很鼓励予工作，然如此不定心,又如何能工作下去呢？如此的心灰意懒，又如何能起劲呢？凡一事完成后，便觉得索然矣。微则凡做一事均中途弃去，似更为彻底也。在双烛微光中，畅谈至近十时。
以前被郑振铎多次敲打的学生，这时反而成为老师的鞭策者，虽然现实中徐微才是中途而弃者。郑振铎一九四四年日记改称徐微为“舒”或“岱”，四月至八月，几乎每天都提到“盘桓”，甚至“一日未见，幻想多端”。四月七日，“与舒谈，云：'从来没有这样的粘着过。’九时半归”。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是郑振铎四十六岁生日，前一天，徐微为他点红烛暖寿，郑日记写道：“很感动！谈至近九时，归。年将半百，所成何事，检讨半生，很自悔惧也！”生日当天，“贺客仅舒一人，倍珍视之”。阳历年末，“点了红烛守岁。至午夜,始互道吉祥语而别。舒云：'幸福是自己的手造成的。’夜月明甚，人声寂寂，闻狮吼”。徐微的这句新年祝语，在郑振铎听来，有如佛陀说法的“狮子吼”，觉醒梦中人。上海沦陷的最后三年，“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郑振铎：《求书日录》）。恰恰在战争的劫难中，在人生的至暗时刻，遇见了知己，“忘却追捕，躲避，恐怖，愤怒”（《秋夜吟》）。郑振铎的蛰居日记，除了记录他与徐微在难中“盘桓相守”的日常细节，还记录了每晚的月光、梦境。因为身处黑暗，所以月光格外耀眼；因为现实颠倒，所以梦境反显真实。四十六岁的郑振铎，二十九岁的徐微，犹如生活在深海的小鱼，若不燃烧自己，以微光照亮彼此，四周便只是漆黑一片。郑振铎与徐微的密切交往，从一九四三年持续至一九四六年夏天。此后，徐微随丈夫赴青岛卫生局工作，一九四七年，又随夫转到杭州。一九四八年一月，郑振铎赴杭州与徐微相会三天，因事前未向家里报备，导致“其家庭已报警局，请求查访其下落”（金小明：《从郑振铎“失踪之谜”和“湖畔夜饮”说到他与徐微的交往》）。一九四九年之后，郑振铎在北京，徐微在杭州、嘉兴，二人一直保持鸿雁往还，直至一九五八年十月郑振铎空难去世。有意思的是，今天我们能够看到关于二人关系的讲述，全部出自郑振铎的单方面记载。郑振铎《秋夜吟》发表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文汇报》，后收入一九五一年出版的《蛰居散记》，因为做了艺术加工，又将小石写成“他”，读者很难发觉作者压在纸背的别样深情。涉及徐微的郑振铎蛰居日记，经陈福康整理，刊于《出版史料》《新文学史料》上，一九九八年、二〇〇六年又结集公开出版。这些日记征得郑先生家属同意，对“作者未刊日记中一些不宜或不必公开的内容”，“作了很节制的删节”，完整地保留了二人的交往细节。1946年7月1日，《文汇报》“笔会”创刊号发表西谛（郑振铎）散文《秋夜吟》我们读一九四三年之后的郑振铎日记，可以见到徐微身影在在皆是，郑振铎甚至为了她“失踪”三天，惊动了上海警局与《正言报》《益世报》等多家报纸。徐微对这段感情究竟怎样回应？郑振铎日记中，从未记录徐微的“情话”。一九四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徐微在病中问郑振铎：“宁生病乎？宁高朋满座乎？”然后自答：“宁生病。”言下之意是宁愿他因她生病而留下——这似乎是日记中她最为直白的情话了。日记中的徐微，常带着病容闹脾气，郑振铎在宽慰她的同时，自己也处于惕惕不安的状态：“盘桓终日，似犹未足。此境可恋，而又可怕。”一九四五年六月三日，“盘桓终日，无话不谈，但总似避免了一个要点不谈。情绪紧要，但有时总觉得凄惶、惆怅”。徐微于二〇一二年逝世，享年九十八岁，相比郑振铎，她度过了“漫长的余生”。不知徐微是否读过八十年代之后公开的郑振铎日记，在一九八五年她所写回忆文章《一个笔名的消失——“孤岛”〈文艺〉回忆》中，她只是简单提及暨南大学时期的师生交往。《徐微纪念文集》也只有一句提及这段交往：“是老师郑振铎先生的得力助手。”作为学术助手，是“公”的一面，这是双方所承认的。一九八三年，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在《〈蕴华集〉序》中说，上海沦陷时郑振铎所住的“秘密的去处，这地方要弯弯曲曲地转好几个弯才能找到。他住在楼上的一个房间。复旦大学有个女同学徐微，是一位高材生，学问很好，做他的助手”。一九八七年，上海社科院的陈梦熊访问徐微，提及二人关系：“她与郑公的师生关系,有异于别的弟子，尤其在'孤岛’陆沉后的一段黑暗年月里。”“她是郑公其时手下唯一的助手，她也自称为'听令一卒’。”（陈梦熊：《郑振铎持赠徐微的〈李长吉文集〉题跋》）“从来没有这样的粘着过”，则是“私”的一面，这样的表述只在郑振铎日记中出现。考虑到徐微的零回应，私的一面，会不会是郑振铎单方面的一厢情愿或者幻想呢？前后十五年的密切交往中，郑振铎给徐微写过上百封信件。光是一九四五年秋天一个半月的短暂分开，郑振铎就给徐微写了十七封信，可是只接到五封回信。郑振铎日记详记双方来往信件的数目，可见对此甚为在意。一九五七年全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文物局局长的郑振铎至少给徐微写过三十七封信，可是只收到四封回信。一九八七年，陈梦熊问及手头是否还有郑公的遗物和墨迹，徐微说，经过“文革”，信件已片纸无存。蛰居时期郑振铎极少写作学术文章，“我也曾陆续的整理了不少的古书，写了好些跋尾。我并没有十分浪费这四年的蛰居的时间”（《求书日录》）。那些书籍上的题跋，往往将此时、此人、此情、此景等信息定格其中，是郑振铎学术人生的独特载体。因此，若要寻觅郑徐情缘的见证物，在当事人日记之外，似乎还有一个途径，就是郑振铎的书籍题跋。郑振铎赠徐微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扉页赠语说：“难寻几世好书人……舒岱欲得此目，辄书此贻之。”笔者近年多次到储存郑振铎全部藏书的国家图书馆“西谛书库”查访与徐微相关的书籍，一无所得。反倒是在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找到一部郑振铎持赠徐微的《长乐郑氏汇印传奇》。此书是郑振铎自费印行的戏曲合集，第一册扉页上，有他写给徐微的二百八十五字毛笔朱书。任职该馆的刘奉文先生曾撰《郑振铎题记一则》（《读书》一九九〇年第九期）加以介绍，但将题记时间释为一九三四年。是年二人尚未相识，题记的内容遂变得无从解读。《长乐郑氏汇印传奇》序署“民国二十三年七月七日”，事实上此书影印出版时间是一九四四年，为迷惑敌伪而故意提前十年，郑振铎日记曾屡次提及出版过程：一九四四年五月找到资金赞助，七月八日,“写《传奇序》，携序，拟请舒书之，商正不少”，九月装帧成册。“舒”，就是徐微。1944年出版的《长乐郑氏汇印传奇》，序言由郑振铎撰写、徐微手书《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的编印过程，恰好与二人情感进展同步，而在这篇手写题跋中，郑振铎也对一年半的感情历程进行了回顾。他先交待自己“杜门读书，久绝人世间”，仅与三数老友有所往还，其中“微君时能针予过、中予失，过从尤密”——说明二人在智识上的相互吸引。该书编成之后，“微君乃欣然有同心，为署签，为写序言，即今墨版者是也”。——这条信息非常关键，也就是说，此书序言由郑振铎撰写、徐微手书。郑振铎一向提倡“书法非艺术”，朱自清一九三三年日记记载梁宗岱宴客，“振铎在席上力说书法非艺术，众皆不谓然”。在这篇给徐微的题词中，郑振铎也说：“予不善书，尤恶世之以书家相标榜者。”他编印的书籍，序言一般都是铅字印刷，这次请人署签书名和手写序言，可谓破天荒。若以书家的标准来评价，徐微书法并不出彩，郑振铎也在题词中自我分析情有独钟的心理动因：“然观微君书，则亦未尝不爱好之，殆心有所感，意有所注，遂处处有同嗜欤？”《长乐郑氏汇印传奇》限印一百部，后来一直没有重版，今天已如元明版古籍一般珍贵。这么一部限量版，书名与序言竟然是郑振铎与徐微“珠联璧合”的结晶。二人借用传统文人的互题互跋方式，为这段难中情缘留下一抹古典的浪漫。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郑振铎持赠本是一百部之外的“特制赠送本”第一部；第二部特制本现藏国家图书馆，原赠赞助此书出版的张叔平，扉页有郑振铎手写题词，落款时间与徐微本一样。赠徐微本的题词末云：秋夜皎洁，繁星在天，满地黄流，惟守孤辙。一灯荧荧，四无人声，相视而笑，不言而喻。但愿以此为始相扶助，以终此生耳。阶前虫声唧唧，亦若奏长笛、吹箫簧以相祝也。书成，敬以第一部奉贻微君，开卷睹此，得毋莫逆于心欤？
对照郑振铎日记，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二日，徐微决定回常熟老家一趟，郑振铎“无计可留，只有怅然而已”。九月二日，徐微终于回到上海，之后两人每晚见面。郑振铎手写赠词的九月十二日，“谈至十时半，话仍未完，然不能不别矣”。此时正是秋天，繁星在天，虫声唧唧，《秋夜吟》也有类似描写：“秋虫的声音到处都是。”一灯荧荧，四无人声，难中相守的两个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达成了乱世知己之间的约定，“但愿以此为始相扶助，以终此生耳”。现藏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长乐郑氏汇印传奇》，扉页有郑振铎手写题词云：“但愿以此为始相扶助，以终此生耳。”这部郑振铎持赠本，犹如岩浆冷却的花岗石，落在长春的图书馆一角，无声地诉说着郑徐感情火山迸发那一夜的翻涌滚烫。根据校方购书记录，此书早于一九六四年即已入藏该馆。另一部曾藏于徐微处的《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一九三七年出版），扉页有郑振铎二百多字的亲笔题跋，末云：“舒岱欲得此目，辄书此贻之。”此书近年二度出现于拍卖会上，书中另钤过藏者“海虞沈传甲经眼”印章。海虞即常熟，也是徐微的家乡，沈传甲解放初在常熟开设旧书铺，一九五八年转入文管会从事文物工作，现藏南京图书馆的《季芝昌日记》（张剑：《中国近代日记文献研究的现状与未来》）也是沈氏早年藏品。这两本有着郑振铎手迹的持赠品，早在“文革”之前，已经从徐微手中散出，一本流落常熟，一本漂泊关外，郑振铎赠书时希望徐微“开卷睹此，莫逆于心”，终究是落空了。郑振铎与徐微的十五年相知，类似顾颉刚与谭惕吾的五十年情缘。谭惕吾曾任第五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终身未嫁，从未接受过顾颉刚的追求，读者只是通过顾氏日记，才知道这段长达五十年的单相思。与“顾谭故事”不同的是，郑徐二人至少曾经相伴相守，度过三年患难。徐微在一九四六年之后从事卫生教育工作，相夫教子，一九七〇年在嘉兴卫生学校退休，与丈夫相伴终老。战时情缘在她九十八年的人生叙事中一片空白，连患难中受赠的郑振铎手迹本也早早散出。无论谭惕吾还是徐微，读者都是从男方的私人记述中窥见她们的“被恋者”身影，近年公开的梅贻琦日记中的恋人“珊”（杨净珊），亦是如此。男方的日记为我们展开了一幅情深意长的隐秘影像，而来自女方的资料则完全缺席，这就形成了某种“男性凝视”（male gaze）：女性处于被表述、被观看、被欲望化的视域中，她们的沉默被视为女性的德行。假如徐微也有一本像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样的自我言说，她的形象，将完全不同于郑振铎日记中富于女性气质的多愁善感的“微”，而是潜伏于敌伪物资部门，秘密输送青年到红色根据地，同时又辅助郑振铎抢救文献的有学问、有胆识的地下工作者。或许徐微遵守组织纪律从未向郑振铎透露自己的实际身份，又或许郑振铎为了保护她，日记中只字不提徐微的工作情况，但偶尔有她不打招呼消失一两天，让他空等的记载。假如郑振铎知道徐微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或许不会因为徐的突然消失而惆怅。郑振铎恰恰是最早走出男性凝视、研究女性文学的先行者。他将出自女性作家之手的《笔生花》《再生缘》等弹词纳入研究视野，敏锐地指出，女性弹词普遍的“女扮男装主题”其实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里无法摆脱的困境：可悲的是，当她们将男装脱下，露出本来面目的时候，她们的幻梦却不得不被打得粉碎。她们始终只是家庭里的一个囚徒。连左仪贞那样了不起的女英雄，那样个性极强的人物，却也不得不放下了她的事业，成为人之妻，家庭之主妇，当她的真面目不能掩藏了的时候。（郑振铎：《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史略》，一九三四年）
郑振铎最早将女性弹词在纳入研究视野，指出孟丽君等“女扮男装”的女性在男权社会里无法摆脱的困境。图为陈端生撰、梁德绳续《绘图龙凤配再生缘》抗战时期的徐微，好比《再生缘》中女扮男装的孟丽君，一人闯荡上海执行秘密任务，为郑振铎带来“安全的感觉”（《秋夜吟》）。一九四六年之后，她回归到人之妻的社会角色，回复郑振铎的来信也渐趋冷淡，漫长余生中亦绝口不提难中相守的这份战时情缘。我们很难判断这是女性对待感情的成熟态度使然，还是传统社会“性别规训”潜移默化的结果。一九四三年，郑振铎告诉徐微，他的初恋王世瑛刚刚谢世，想写悼念诗，“一点也写不出什么”。徐微说：“做悼亡诗者，再娶愈速。能写什么，感情便已过去了。”一九八一年，徐微回答为什么不写回忆录的原因时说：“有些知己往事，感受很深，不去写它，它却时时浮现在眼前，光景常新；一动笔了，形象就好像要逃掉一些。”（李丹、应守岩：《萧红知友忆萧红——徐微老师采访录》）顾颉刚与谭惕吾，郑振铎与徐微，梅贻琦与杨净珊……在这些不无令人唏嘘的“绝恋”背后，男性视角的诉说，女性视角的沉默，对比强烈的两极，折射着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性别关系的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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