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诗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文系的教师，莫砺锋教授认为，自己与古典诗词有三重关系：阅读，研究，讲解。后者带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性质，尤其重要。命运的狂风把莫砺锋教授吹到古典诗词领域，让我们一起听听数十年来阅读、研究、讲授古典诗词给他带来的感悟与体会。本文整理自2023年3月19日北大博雅讲坛第502期“我与古典诗词”。
“
葛晓音：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中国古代文学非常著名的学者莫砺锋先生。莫砺锋先生是南京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秉承着南京大学文学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在唐宋文学研究领域做出了突出的成就。他对唐宋两朝的重要作家都做了全面而系统的深入研究，出版的文集中关于杜甫的就有整整三册，可见用功深厚。他的研究精深细致，论述风格也非常严谨缜密，特别值得我们同学学习。《文学遗产》的主编陶文鹏先生曾经赞扬莫先生，说我看莫先生的文章，一点错都挑不出来，达到这样的境界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莫先生讲一讲，他的题目是“我与古典诗词”。
阅
读
知青岁月里的古典诗词
莫砺锋：各位同学，很高兴到这里来跟大家聊聊。今天我想从个人的角度来讲一讲，我作为一个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跟古典诗词的几种关系。
一般来说，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跟古典诗词大概有三种关系，第一是读，第二是研究，第三是讲解。首先读作品，然后做研究，再讲。我这个人跟古典诗词的这三种关系，跟在座的同学们可能都不一样，大家可能进入大学学习，是有志于奔这条道路而来的。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偶然被命运抛到这个方面来的，这里面的关系有一点点另类。那么我先从我的这三种关系的过程讲起。
1966年我从江苏的苏州中学高中毕业，那个时候苏州中学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重理轻文，全班40多个同学，大概只有三四个人要考文科，男生基本上都是考工科，那时候做梦都想进清华去学电机工程、自动化控制。但是还没等到我们高考，高考被废除了，当然也就失去了进大学的机会。直到1977年的冬天恢复高考，中间11年时间，就是到农村当知青，下乡种地去了，那时候叫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所谓干革命就是种地了。
后来进入古代文学专业以后，我发现我用的农具，镰刀、锄头、犁，跟汉代、宋代的农民基本上是一样的，这种情况下生产效率是不高的，而且江南的地面积比较小，我们生产队平均每人都不到两亩地。我后来统计了一下，我当十年农民，平均每年大概为国家贡献的粮食也就是1400来斤，还有400斤被我本人吃掉了。
那十年在农村，除了种地，我其他什么都没有干。我的同龄人，好多知青下乡以后又分化了，推荐上工农兵学院，也有人进城当工人，但是我都没轮上，因为我那时候除了下乡知识青年以外，还有一个称号叫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这个称号以后，一切路都走不通了，连赤脚医生、民办教师也当不上，只能种地。
延安北京知青博物馆知青雕像
所以在农村待了十年，生活过得比较郁闷，除了种地，空下来就读书。我刚下乡的时候还带了一些数理化的书，因为原来喜欢这个东西，但是到农村不久就发现，在当时的环境下，第一，你找不到合适的教科书，第二，碰到坎没人指点，你过不去。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就想办法到处借书来读，我记得读过的稍微长一点规模的书大概有《经史百家杂钞》、王力的《古代汉语》前三册，这套四册的书我只有前三册，中国文化史主要在前两册。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地偏重于古典文学和古典诗词，那个时候能借到的书太少，那样的书可以反复读。
就像古人说的，范缜跟竟陵王萧子良在我们南京城里，萧子良问范缜说你不信因果，怎么会有贫富贵贱的区别呢？范缜就回答说人的命运就好像风一吹花瓣就掉落了，花瓣有的被飘到坐席上，就是你竟陵王，但飘粪坑里去的就是我，这是偶然。我觉得那命运啊还不光是近的地方，人都飘到很远的地方。
高中毕业时那场“文革”之风，把我从原来希望中的那条道路，吹到后来跟古代文学、古典诗词发生了比较多的关系。
在农村的读书当然是零星的、不成规模的、没有系统的，因为你借到的书就是这样子的。借到一本《楚辞选》就读楚辞，借到《李白诗选》就读李白，或前或后，完全不成系统。但是这样读古典诗词也有一点好处，后来我的导师程千帆先生说，研究文学，“感”字当头，不是勇敢的“敢”，是感动的“感”。他说你研究一个作品、一个作家，原初的冲动一定是因为你受到感动了，你读作品时觉得里面蕴含的情感打动你了，或者优美的形式使你倾倒，你爱它，才会产生研究的冲动，所以最主要的一定是感动。
我在农村读古典诗词，虽然杂乱无章，读得也不全面，读得也不多，但是感动这一个层次我是做到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我读这些东西一点用都没有，农民都劝我说你读这个东西干什么，不如学点手艺，编个竹篮子卖比较好。但反正我挣的公分也够吃饭了，我空下来就读书，那是完全没有功利目的的，但是在读的过程中我受到了感动，我爱上了这些作品。
刚才葛老师介绍说我热衷于研究杜甫，因为我热爱杜甫。我下乡到第五年的时候，插队在江南，生产队盖了一间半的茅屋，就在长江边上。因为快到入海口了，面临的长江宽达10公里，江面非常宽，茫茫一片像大海一样。地面上全部是冲积平原，一座小山坝都没有，所以秋冬季刮大风都无遮无挡。
所以以前我总觉得李白跟杜甫是平等的，我倒不偏爱李白，我觉得两个人是一样的，两个人我都很喜欢。但是那天晚上我完全没想起李白，我就听到杜甫的声音，听到他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也许从这天晚上开始，我跟杜甫冥冥之中的因缘就结下了，所以我后来就特别喜欢杜甫。不光是杜甫这样的伟大诗人，一般的诗词，只要它描写的感情是真挚的、善良的、美好的，都可以打动普通的读者。
四川成都杜甫草堂
我在南京城生活了40多年，南京有一个词人李后主，我在农村的时候读李后主的词也深受感动。
葛老师主编的《唐诗鉴赏》最后选了李后主的8首诗，里面有他的《浪淘沙》。江南的春天经常风雨潇潇，晚上又没有电，所以我们晚上就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满天风雨。有天晚上听着外面的风雨，我突然就想起了李后主的词，“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我当然知道这是一个亡国君主写的词，但是作为一个离开城市、离开父母、离开母校的知青，来到一个比较陌生的农村，到了晚上，这种感情是相通的，我也深受感动。所以我觉得无意中命运把我抛到农村，然后开始接触古典诗词，就阅读这一层面，虽然不系统，也没有人指导，但是就感动这一点来说，我是读得蛮好的，我确实很喜欢这些作品，这是我跟古典诗词的第一层关系。
研
究
批评要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之上
下面说第二层关系——研究，我后来怎么会开始研究古典诗词。
生活尽管难过，时光还是奔流。我在农村觉得日子还蛮艰难的，但是11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1977年恢复高考了。1977年的高考很有意思，是分省命题招生的，全国不统一。我那时候已经飘荡到安徽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当时安徽教育厅出的高考手册非常不合逻辑，它一方面是对我们都开放，但同时它有年龄限制，一般不得超过25周岁。我1966年就高中毕业了，到1977年我当然超过25周岁了，我都27周岁了。
我到公社去报名，一看不符合条件，正在着急，有的人说后面还有补充条款，说学有专长者可以放宽年龄。我想我有什么专长，实际是我傻了，有的考生胡乱填一个专长也考进去了。我正急，结果有一个人比较好心，看我年纪比较大了，说这个人在我们这里待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高考却没法报名，最近经常看到他读英语书，我那时候借到一本很厚的英文名著，他说你填专长英语，我就填了专长英语，所以就要考外语类的。
11年前想要考清华的学生，到这个时候北大清华完全不敢想了，我那时就想到陆游的两句诗，“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那个时候只敢报安徽的三个志愿，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第三个是宿州师范专科学校，就是孟二冬的母校。最后我考上了安徽大学的外语系读英语专业。
1977届考生是1978年春天入学的，读了一年以后，安徽大学的本科生中兴起了一股提前考研的风波，有一些学生认为他们已经读得比较好了，要提前考研，就向学校申请，学校被他们纠缠来纠缠去也同意了，说这批学生年龄比较大，就让他们提前考。我就也想提前考研，不是说我觉得本科学得差不多了，而是因为安徽大学发给我的助学金，每个月18块钱有点紧，除了吃饭以后，买肥皂、理个发就差不多了。有人告诉我说研究生的助学金每个月有35块，差不多涨了一倍，经济是最大的驱动力，所以我也提前考研。那时候也没有电脑，我们就跑到省教育厅去查纸面的资料，各个大学的招生目录都在那里，我想考南京大学，因为第一我是江苏无锡人，想回江苏。第二，因为安徽大学外语系的老师全国有名。
报志愿的时候，本来要报英美语言文学，但是一看考试科目中有一门是第二外语，就是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等，任选一门非英语的欧洲语言。但问题是我还没学过第二外语，安大外语系要到大二才开第二外语，我字母也不认识怎么考试，那就只好算了。但是安大外语系77届有7个班，我来之前我们班里的同学已经传出去了，说老莫也考研去了。我想我名都没报，就灰溜溜地回去，太丢我们班的脸了，为了集体荣誉，今天我非考不可，我就换一个专业考考。然后我就翻招生目录，翻到前面中文系，一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方向的唐宋诗歌，我想我还蛮喜欢的，我在农村也读过一些，指导教师程千帆。很失敬，我那时候不知道程千帆是谁，从来没听说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名字还蛮有诗意的。选中这个专业，也不管导师了，我就报了，然后就考了。
程千帆(1913-2000)，中国著名古代文史学家，在校雠学、历史学、古代文学领域均有杰出成就。
4月10日左右填了志愿，6月2日就进考场考试了，到了秋天发榜就被录取了，我就进了南大。进了南大碰到了程千帆先生，我才知道他老人家原来是武汉大学的“右派”，已经退休了，匡亚明校长把他请来的。后来也知道了，程千帆先生1933年在南京投考金陵大学，报考的是化学系，考上了到金陵大学去报到，那时候招几百个学生，规模很小，教务处报到就一张长条桌都在一起。程先生一看化学系的学费要100多个银元，因为化学系要耗材，学费比较贵，程先生家里清贫交不起，他说学费我交不起，看看有什么便宜的系。人家说中文系最便宜，他就临时转报中文系了，所以他后来才搞古典诗词。所以我觉得我跟程先生成为师生，好像都是树上的花瓣被飘落，飘到一起去，很偶然了。
当然程先生当了“右派”以后，曾经发配到农村喂鸡、放牛18年，我当10年农民，他当了18年。后来我们两个人在南京玄武湖散步的时候，前面出现一块草地，程先生就说这块草地够5头牛吃一天，我说差不多，我们务农的经验都比较丰富。
那么从此我就在南大读研了，读研读得比较辛苦，因为我没上过中文系，没上过中文系的课，所以很多东西要补。我们那届读得比较快，1979年9月入学的，1981年年底全部都毕业了，我们通过答辩就得到了硕士学位。那两年间程千帆先生给我们上了两门课，一门是校雠学，一门是杜诗研究，他说一门教你们怎么找材料，一门教你们怎么分析材料，我的本事全交给你们了，你们就自己看书。硕士毕业以后又开始招博士生了，我就成了程先生招的第一个博士生。那时候招生规模很小，南大中文系在整整三年之间没有招第二个博士生，就我一个。程先生以前没培养过博士，也没经验，不知道应该怎么带，于是去借了好多港台的博士论文，看人家的博士水平大概怎么样。他还请了另外四个先生做副导师，四个人管我一个学生。
博士生阶段，程先生就没有给我开课了，他教我读八部书，《论语》《孟子》算一部，《老子》《庄子》算一部，《诗经》《楚辞》《左传》《史记》《文选》《文心雕龙》，八部书打基础，打完基础以后就开始写博士论文，又过了两年多我就毕业了。我读得比较快，硕士、博士加起来五年零一个月我就全部读完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比较努力地体会程先生以及其他老师的学术思想，试图学会他们所用的方法。程先生在方法论上最大的特点是，他比较强调批评要建立在考据的基础之上，另外一种表述方式就是文艺学的研究要跟文献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我后来做的一些研究工作大致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的。
程千帆先生和莫砺锋先生
我介绍一下两篇我自己认为稍微好一点的论文，第一篇是《黄庭坚“夺胎换骨”辨》，黄庭坚诗歌理论中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历来被许多人讥评为提倡“蹈袭剽窃”，用来证明他提倡剽窃的另外一个证据是说他的创作也是剽窃的，他的诗歌中有好多作品是抄别人的，稍微改几个字就算他的。这跟我读黄山谷诗的感觉不一样，我读他的诗，看他的书法，我觉得这个人的个性非常强。我是更喜欢苏东坡的，但是我觉得苏东坡的诗和书法，个性不如黄庭坚的强。苏东坡的诗跟书法，如果混在别人的作品中间，也许不那么认得出来，但黄山谷的基本上你一眼就认出来了，他有一个风格，有强烈的个性。有这种艺术个性的人一般来说是不会剽窃别人的。个性、个人独特风格一定是独创的，模仿别人的怎么可能有独创性呢，这两者好像是矛盾的，所以我就怀疑学界对他的评价可能有问题，后来就写了这篇文章。我那篇文章把自宋代以来指责黄山谷剽窃别人的诗的例子全部驳倒了，我发现一个是由于书法，黄庭坚写了别人的诗，但没署名，编辑词的人搞不清楚，把它当做黄山谷的诗编进去了，后人一看觉得是抄袭的，还有一点是黄山谷诗歌的版本非常混乱。在这一点上，我把问题说得比较清楚了。
第二篇是2005年写的《〈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那篇文章的题目很小,但我是努力模仿前辈学者的小中见大，题目小但是结论可以大。这篇文章指出来一个问题，入选《唐诗三百首》的张旭《桃花溪》实际上不是张旭写的，也不是唐人写的，而是北宋的蔡襄写的，由于版本的错误混到唐诗中间，进入唐诗三百首。同时进行辨伪的有三首诗，三首诗是捆绑在一起的，我是论证了它们实际上是蔡襄写的。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有人跟我商榷。但我比较欣慰的是，现在学界有两个大学在重编全唐诗，一个是南京大学周勋初先生主编，另外一个是复旦大学陈尚君先生主编，他们基本上认可了我的结论。当然我相信学术是不停发展的，也许将来随着新材料的出现，研究更深入，将来也许还会被推翻，但至少在目前国内重编全唐诗，是否认它是张旭的诗。
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很小，但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点价值的，这个小例子可以帮助我们思考一些稍微大一点的问题。闻一多在1940年代在西南联大讲堂时，曾经引这首诗作为例子，用来分析张旭的风格。因为张旭是从初唐到盛唐时代的人，所以闻一多说这首诗因为由初入盛，它的风格还带有一些南朝诗的影子。后来有一个学者吴功正写了一本《唐代美学史》，他也举这首诗为例子，但他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说这首诗是成熟的盛唐风格了。我就觉得奇怪，这首诗一个人说它是初唐风格，一个人说它是盛唐风格，所以从一首作品的风格能不能很准确地判断它的时代属性？假如你认可我的考证，这首诗是北宋诗人蔡襄写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风格？是初唐接近于南朝时的风格，还是盛唐风格，还是宋时的风格？
还有一点我们可以思考的就是，历来大家谈唐宋诗的优劣时，一般都有一点点重唐轻宋的倾向，那么问题是，唐诗是不是都比宋诗好，宋诗一定比唐诗差？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例子，《桃花溪》这首诗被选到《唐诗三百首》里去了，《唐诗三百首》应该是最家喻户晓的一个唐诗选本，但它实际上是北宋诗人蔡襄写的，蔡襄在北宋诗人的排行榜中排不到前面。那么北宋的一个一般性的诗人写了一首一般性的诗，居然选到《唐诗三百首》里去了，两个半世纪以来好像没有人说这首诗特别差，大家认可它是一首唐诗的代表作。所以唐宋诗艺术水准上的差距没有我们一般想象的那么大。所以这个题目虽然小，它还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点点思考。
我的学术研究大致上是零零碎碎的论文，我做研究一般是东边看看西边看看，不申报课题。写书就是那本《杜甫评传》，到北大中文系当然绕不过的话题是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
《杜甫评传(套装全3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也许有的朋友会问，已经有陈贻焮先生100万字的《杜甫评传》，你怎么敢再写一本《杜甫评传》，你胆子也太大了。我又要说偶然性了，不是我自己要写的。80年代末期，南大的老校长匡亚明先生要编撰一套“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当时就选了中国文化史上100个重要人物，每人写一本评传。一套丛书是有一个体例的，每本书的篇幅是30万字上下。当然陈贻焮先生的书那时候早就已经出版了，而且100万字也不符合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体例。
匡亚明先生自己先写了一个《孔子评传》，其他的都分别约稿。原本李白和杜甫的评传约的是同一个人，但那个老先生比较忙，匡先生又希望快点把全书推出来，所以老催稿，结果他就退回来了，说他没时间写。匡先生就让周旭初先生领回去，让南大文学院自己写，周先生写了《李白评传》，把《杜甫评传》就交给我写。所以尽管我已经通读过陈先生三大卷的《杜甫评传》，但我的《杜甫评传》还是要写。当然我的写法跟陈先生不太一样，因为思想家评传丛书要关注思想方面的东西，他的儒学思想、政治思想等等占的篇幅多一些。
这本书我不敢说有什么太大的优点，但有一条也跟你们北大有关系。刘学锴先生既是北大的学生，也是北大的老师，他是毕业以后留校任教几年以后调到安徽师大去了。刘先生前几年出了一个很好的唐诗选本《唐诗选注评鉴》，他选的规模比较大，650首，超过现代所有的唐诗选本。除了注、评，他后面的一篇鉴赏文字写得非常好，我非常佩服。我读到杜甫部分就有一个很惊喜地发现，刘先生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这首诗后面引了29个人的评语，从宋朝开始，某某某曰，到了第29个就是“莫砺锋曰”，引了我的《杜甫评传》第三章中间的一段话。
这个体例让我受宠若惊，这本书是我43岁那年出版的，我想我43岁以前说过很多话，都是“莫砺锋说”，从来没“曰”过，一下子觉得很受鼓舞，这说明还有人关注到，有可取之处。
解
读
诗词讲座和普及读物
下面讲我跟古典诗词的第三点关系——解读。
我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杜甫诗歌演讲录》，再版时改名叫《莫砺锋讲杜甫诗》，这本书是我2004年在南大为研究生讲杜诗研究那门课的课堂录音。这本书出来了以后，我觉得反响还可以，因为有的大学也采用它作为杜甫课的参考教材。这是我在校园内部解读古典诗词。
下面我讲走到大学校园以外，在社会上讲解古典诗词。这一点我又要讲范缜的比喻了，又是刮一阵风把我刮过去的。不管是举办公共讲座，还是写普及读物，都不是我的初衷，我一开始都没想要做这些事情，都是某种偶然的原因促成的。
我跑到大学校园以外去讲古典诗词，是因为2002年南大百年校庆，成立了一个校庆办公室，想要做点宣传。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当然是媒体了，那时候央视的“百家讲坛”收视率很高，他们就主动跟央视联系，请他们的栏目组到南大拍几个老师的讲课过程，从中文系选了三个老师，从历史系选了三个老师，可能是认为这两个系的老师讲得有趣一点。我就被中文系推荐出来了，讲了杜甫的文化意义。录了以后他们拿回去制作成了两讲，后来播出了，因为不成系统，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所以校庆办原来想的目标也没达到。
结果到了2007年，百家讲坛的编导到南大来找我，让我到百家讲坛去讲唐诗，前后讲了14讲。讲完了唐朝诗歌以后，又叫我去讲了白居易，中间杜甫草堂又请去讲了四讲杜甫。百家讲坛那时候都要出书的，出了一本书叫《莫砺锋说唐诗》，讲白居易就叫《莫砺锋评说白居易》，两本书印数都很多了，都印10万册，我的博士论文只印了2000册。10万册简直是太振奋人心了，版税都拿了不少。讲完以后也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当然也有很多批评的，特别批评我普通话不准确，字发音错了，没办法，我本来普通话就不准确。
听众朋友有写信来，还有打电话来的，跟我说一些意见，当然也有鼓励我的，说讲得蛮好的，对他们有帮助。这些公众讲座，我不敢说讲得怎么好，我自己力争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地准确，我绝不戏说，绝不瞎编，绝不虚构，尽可能地有根据才说。
我讲唐朝诗歌中间有一个小观点，唐人的咏史怀古诗，选取历史人物作为对象的时候，他们有一个比较集中的目标，男性集中于贾谊，贾生诗特别多，女性集中于王昭君，明妃诗特别多。这两类诗实际上是同一个主题，诗人都要抒发怀才不遇的情怀，在古人中间找感情投射的目标，男性找到贾谊，女性找到王昭君，所以明妃诗实际上是怀才不遇的女性版本。
白居易系列讲座中，主要是对他退居洛阳以后的生活和创作有一个稍微新一点的评价。以前文学史一般认为白居易晚年的洛阳诗是价值不高的，但我觉得它还是有价值的。白居易在洛阳退休以后，做地方上的公益事务，给自己编文集，这是有益于文化事业的。他把晚年生活安排得非常好，所以我用了一个词说，这是“唐代的夕阳红”。
这几年电视台我是不去了，但是到各地图书馆做的讲座还蛮多的。50岁以前南京的大学我起码去过一半了。我那时候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只要是学生会请我，我一概不拒绝，我都去。但后来年纪大了，就有选择地不大去了。
下面再简单讲一讲我的普及读物。我开始写普及读物也是偶然的。2004年我被南大校方拉壮丁拉出来当系主任，我百般推辞都不行，最后勉强上任。我在南大读研的时候，南大中文系的系主任是剧作家陈白尘，他当系主任时有一句名言，“系主任不是人干的”，我当了系主任以后觉得这句话说得真好，无穷无尽的开会、填表。那段时间就没有办法写论文了，没有时间去找材料，更没有心思静下来锤炼观点，所以我就把论文写作停下来了。当了一年系主任，一篇论文都没写。但完全荒废时间也不行，我就想我对于古典诗歌有一些作为读者的看法，不如写一本诗话，讲讲读诗的一些感想，它不像论文那样严格，也不需要找材料，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熟悉的，我想到哪里就写到哪里，所以我就开始写诗话。我是南大中文系历史上任期最短的系主任，一年零四个月，唯一成果是《莫砺锋诗话》，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也还受读者欢迎，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跟我讨论其中的问题和感想。我觉得在社会上能找到很多像我一样很喜欢读古典诗词的人，这对我是一个安慰。
第二本普及读物是《漫话东坡》，是我2006年在香港浸会大学时候写的。我一直想表达一下作为普通读者对苏东坡的热爱，不是表达一个学者对他的看法，而是表达一个粉丝对他的看法，所以我就想写这样一本书，谈谈我心目中的苏东坡。虽然写普及读物并不能获得科研奖金，但是我不后悔，因为我想写这本书。我想这本书的优点还是“不戏说”，我不敢说“无一字无来处”，但确实是“无一事无来处”，每一件事情一定是有根据的，当然也许我对史料的理解有问题，但它一定是有根据的。
我也尽可能避免以往的东坡传记里的一些缺点跟错误。社会上最风行的苏东坡传记是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台湾曾经有个叫张之淦的学者写一篇书评，谈书里的硬伤。他说林语堂书里有些细节是没有根据的，比如说苏东坡有一个堂妹叫小二娘，他们两个是恋爱关系，从小青梅竹马，这是一点根据都没有的。我也发现有一点问题，林语堂说苏东坡经常练瑜伽，那时候也没有瑜伽，这肯定也是有问题的。
王水照先生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走进“苏海”》，“苏海”一词从何而来。宋末元初的李涂在《文章精义》中称，“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本来是“韩海苏潮”，王先生考证觉得后人认为“苏海韩潮”的说法更准确，他的根据是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举了一个例子说，清代广东沿海鹤山县的县令在海边的山崖上刻了两个大字叫“苏海”。
我觉得有点问题，因为这个人在鹤山做县令的时间是清代雍正年间，但雍正以前已经有“苏海”这个说法了。康熙中叶孔尚任的《桃花扇》里就有：“蚤岁清词，吐出班香宋艳；中年浩气，流出苏海韩潮。”孔尚任的语气好像是引用了“苏海韩潮”这个成语，或者社会上一般的看法，所以“苏海”一词肯定在康熙之前。后来我终于考据清楚，是明末张溥编了一本苏东坡的文集《苏长公文集》，他的学生吴梅村为他写了一篇序，吴梅村在这篇序里直接针对李涂《文章精义》中的这几句话进行了评论，“韩如潮，欧如澜，柳如江，苏其如海乎！”从吴梅村语气可以看出来，以前大家都是说“韩海苏潮”的，他是第一个认为应该改成“苏海韩潮”。这篇序写于明末崇祯四年，所以我想“苏海”最早的出处就是那个时候，我就把它写到我的书里了。
普及读物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写完就完事了，需要不停地修订。《漫话东坡》我最近在做一个修订本，改了其中的一个比较重要且有趣的细节。苏东坡在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七月二十八日被捕，朝廷的钦差到湖州把他抓起来，作为政治犯押解到汴京去，途中他曾经试图跳水自杀。我仔细体会过苏东坡的心情，钦差赶到的前一天，他的弟弟苏辙派去密报情况的仆人先赶到，苏东坡已经知道罪名非常重，朝廷里有人想把他往死里整，所以他在路上才会有自寻短见的想法。
问题是在哪里（想跳水自杀）？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引用了两个资料，一个是苏东坡第二次到杭州去做地方官的时候，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里面提到了自己若干年前被朝廷逮捕起来，“自期必死，过扬子江，便欲自投江，因吏卒监守未果”，苏轼自己回忆是在扬子江。
林语堂（1895-1976），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
但是从宋朝开始，有一个非常广的传闻是在太湖。孔平仲的《孔氏谈苑》有一段非常生动的文字记载，说苏东坡被逮捕以后，钦差押解了他走太湖，进了太湖船舵坏掉了，当天晚上就留在那里修舵，当天晚上风涛倾倒，月色如昼，太湖的波浪很大，但是月亮很亮，像白昼一样，苏东坡看着太湖水就起了轻生的念头。
后来的东坡传记，包括王水照先生和他的学生崔铭合著的一本流传很广的《苏轼传》都采用第二种说法，因为它有画面感。明月当空照，诗情画意，苏东坡居然想跳水自杀，非常有震撼感，所以大家喜欢写。我的《漫话东坡》的第一版也是这样写的。但是我后来反复推敲，觉得这是不能成立的。尽管是普及读物，还是要追求准确。我们向社会公众讲解古典诗词，讲解作者生平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地追求准确，把比较真实的文本、作者放在大家面前，让大家去体会。
孔平仲的记载肯定是不确切、不真实的。第一，我们看时间，苏轼在湖州被捕是七月二十八日，马上到晦日，这几天是没有月亮的，不可能“月色如昼”。第二，北宋从湖州到汴京是不走太湖的，因为有一条江南运河，这条运河是不过太湖的，只能过扬子江。所以我在修订版就准备把它改过来了，我希望向公众介绍古典诗词的有关知识的时候，最好追求准确，大学校园里的人不能像社会上有些人那样随便乱说。
最后说一说我对自己做这些工作的总体认识。像我这样一个半路出家的中文系老师，功底比较薄弱，先天不足，悟性和努力程度也不够，我对自己的评价就是“中人之资”，中等素质的人。
第一流的成果是做不到，所以我也不追求那个东西。我现在年纪也比较大了，已经办了退休手续了。我跟古典诗词的三重关系，阅读、研究和讲解，现在时间比较多花在讲解上，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个大学中文系老师的一份社会责任。
现在我们都说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千奇百怪，很多东西虽然曾经在古代光辉灿烂过，但是到今天也许谈不上可操作的继承。我个人对文化的看法比较单纯，我觉得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器物文化，有物质载体的东西，博物馆里的青铜器、万里长城。器物文化谈不上继承，一定是后来居上，它只是一种历史研究的对象。第二类我称之为制度文化，制度文化也谈不上继承。比如宋代书院文化非常发达，当时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不是国子监培养出来的，而是民间书院培养的，但是这种东西到了现代已经不可行了。唯一真正可以继承，具有可操作性的是观念文化，也就是我们的列祖列宗的思维方式、思维结果、价值观、价值判断、人生思想、社会思想等等。这些继承对象的载体当然是古书了。中国古书汗牛充栋，一辈子都读不完，所以一定是有选择地读，挑经典来读。
在我心目中，孔孟老庄是经典，我热爱的唐宋诗词也是经典，因为这些作品最生动、最鲜活地反映了古人的心态。诗词完全是抒发心声的，而且中国古代诗词在写作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一定要真才好，真实的心声才有价值，这是第一条原则。第二条原则是，诗人的人品一定要好，我们一向认为人品不好的诗人的作品是不可取的。有了这两条以后，古典诗词对我们今天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是一种优美的文体，具有强大的审美功能，在感染、打动读者方面也许比《论语》《孟子》起的作用更显著、更直接。
朱熹集注《论语》
郭象注《庄子》
古典诗词对我们的熏陶是不知不觉的，蕴含在字里行间的价值判断、人生思想不知不觉就进入你的心扉，这个过程非常像杜甫描写过的成都郊区那一场春天的夜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所以我们要对社会公众好好地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普及传统文化的手段。
我少年时候曾经梦想学工科，希望当工程师，帮国家造点什么东西出来，结果生平遭遇几场狂风，把我树上的花瓣吹下来，飘来飘去，最后飘到了古典诗词上面，也就认命了，余生大概也就做这些事情了。今天讲的就是我和我所从事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我自己的一点想法，不成体系，请北大的老师跟同学多多批评，谢谢大家！
钱志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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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莫老师讲的很轻松，对大家也特别有教育意义。我最早知道莫砺锋这个名字，是在杭州大学读硕士的时候，那时候莫老师已经做了博士，他是中国文学第一个博士。我1985年硕士毕业，硕士期间研究黄庭坚，知道南京大学的莫砺锋在研究江西诗派，当时就通过陈飞给张宏生写信，问他讨要《江西诗派研究》的博士论文，他就把莫老师的《江西诗派研究》寄过来了。后来又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看到《黄庭坚“夺胎换骨”辨》这篇文章，感觉莫老师用了一些西方的美学的概念，觉得很新颖。后来也跟莫老师多次一起开会，所以刚才听了觉得很亲切。
在研究方面，莫老师秉承程千帆先生的传统，批评要建立在文献的考证和文本的考证的基础上。我的理解是，一般的批评鉴赏当然随时都可以，但写成文章、论文的那些，往往是在文献、史实上面考证，然后再建立一个对于诗歌、作家的批评，这些是带有创造性的。程千帆先生还有一个说法，我也总是不能忘怀，他提出“知”和“能”的问题。20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知”的方面做得很多，但是“能”的方面相对来讲减弱了。
莫老师今天告诉我们一个态度、方式——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研究对象，首先是用来滋养我们自己的心灵。如果没有滋养心灵这一层，我觉得学问的整体质量也是会打问号的，这是我听了莫老师的讲座之后的一种共鸣和启发。
张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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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老师今天是像讲故事一样，把自己的人生铺开给大家讲。最重要的是，他不管是面对顺境逆境，那种从容感，我觉得是真正地把道家的随遇而安，东坡的思想，陶渊明的思想都融进来了。碰到很多东西，他都能够转化为自己精神上的一种很强大的资源，以苦为乐。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向。
莫老师很谦虚，说最近几年都是在做普及，不写论文了，但最近几年我看他也经常在《文艺研究》等发表论文，葛老师现在也还在学术上创新，前辈们都还在不同的方向上开拓。有很多同学觉得自己一天看四个小时就很用功了，以前学者是上午4小时、下午4小时、晚上4小时。虽然现在条件也丰富了，检索也很方便了，但是我们真正花到读书上的时间有多少，是不是有像前辈学者那么用功。而且前辈学者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了，还自谦中等资质。所以我们还是要用功，与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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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诗话（第三版）
作者：莫砺锋
由诗境观世事，由人生证诗境。
记录一代学人的匮乏与丰饶。
展现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学记忆与心路历程。
揭示古典诗歌抚慰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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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资料来源：北大博雅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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