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师表——感念孙犁先生

心仪孙犁

　　说起孙犁，我自然想起白洋淀里穿梭的小船，那哗哗哗的划桨声和女人们欢乐的笑声，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的战士们巧妙伏击敌人的活跃身影，水上游击队配合子弟兵出入在芦苇丛中的情景，这些在中学语文课本里反复阅读的精粹文字，早已深深地印刻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里。

　　走出校门，来到中央文艺部门工作，经常接触众多作家、艺术家，关于孙犁的作品及其为人，自然慢慢地知道更多、了解更多了。

　　先后读了《荷花淀》、《白洋淀纪事》、《村歌》、《铁木前传》和《风云初记》等作品，其语言清新而优美，在那些男女青年划动小船掀起湖里片片水花飞溅和传来一阵阵轻松笑语中，往往散发着或浓或淡的荷花的清香，显现出冀中平原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和质朴言语，表现出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村妇女的美好心灵和善良品德，给人以艺术的美感和心灵的洗涤，其韵味实在耐人咀嚼而余味不尽。

　　孙犁长期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给予文学爱好者和青年作家许多实际支持和帮助，如天津的阿风、万国儒、张知行、冉淮舟、周渺、刘怀章，河北的韩映山、郭澄清、徐光耀等等，都曾接受过孙犁的深情关注和帮助。由此，而逐渐形成风靡当时文坛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荷花淀派”，孙犁被奉为“荷花淀派”的创立者。但孙犁并不表态，漠然置之。他一直不赶热闹，不领头，更耻于拉帮结派，甚至连文学界的大会小会都很少参加，愈到晚年愈是深居简出，总是一心一意读书学习写文章。

　　孙犁创作态度严肃，生活非常俭朴，性格刚直，待人真诚，凡是接触过他的人，都为他的人格力量所感动。凡是接受过他热情帮助的文学作者，无不深深地受到感染和影响，以至在自己一生的创作中得到激励和恩泽。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对于我所敬重的孙犁先生，尽管我一直未得到一个近距离地、面对面地拜访他，接触他，与他交谈、聆听教益的机会，但在我心里常常将他奉为师长，对孙：犁先生的人品和文品非常敬佩，可谓是心仪已久的。

面对孙犁

　　在八十年代文学新时期到来的时刻，我终于获得了一次宝贵的机会。

　　那时，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理论组做编辑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历十年“文革”封冻以后，万木复苏，百废待举。广大读者面临书荒。我们出版社及时重印了一批“文革”前的优秀图书，包括茅盾、周立波、何其芳、唐弢、王朝闻、蔡仪等重要作家的文艺理论著作，孙犁的《文学短论》自然也在重版之列。同时，我们还准备组织出版一批新的文艺理论图书。这时天津的沈金梅、李蒙英征得孙犁同意，选编了一本《孙犁文论集》，我社马上列入计划，由我担任责任编辑。该书于1983年面世，并特意出版了精致的布面精装本。我立即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书讯，并于该报10月13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向全国读者郑重推荐孙犁这本新著。我认为，“孙犁的文论包含着一个创作者的多年甘苦，一个理论家的长期探索和总结，以及这两者有机融合的关于创作实践的理论概括和艺术结晶……对于广大文艺爱好者和中青年作家来说，确实是弥足珍贵的。”同时，我还写了一篇较长的孙犁文论赏析的文章，准备更详细一点地谈谈自己的感受和理解，以及孙犁对我国文艺理论方面的贡献和价值等等。

　　像《孙犁文论集》这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的理论著作，社会理应给它较高的报酬。可按照当时国家规定的稿酬标准，一是报酬很低，每千字只给几元至十一二元，二是付酬的办法过于死板，规定凡是建国以后收入书籍付过稿酬的文字，现在出书将不再第二次付酬。对于孙犁这样一位我们非常尊重的作家，多少年才集中收集出版这样一本文论集，按当时付酬办法计算起来可以得到的报酬竟然那样少，我觉得对作者实在有些不好交代。为避免误会，我们有必要当面对作者作些说明和解释。同时，对待这件事情，也有我个人的一点情感在起作用，即我内心潜伏着的渴望亲自见见孙犁先生的迫切愿望。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这不是一次极好的拜访机会么？于是，我征得有关领导的同意后，于1983年11月9日专程去到天津，经该书编选者之一、当时在《新港》杂志做编辑工作的沈金梅同志联系，第二天上午他陪同我一道去到多伦道216号，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拜访了孙犁先生。

　　孙犁先生在他那间长条的书房里接待了我们。他穿着十分平常，布衣布鞋，异常朴素。他坐在一张很旧的椅子上，静静地听着我说明来意和我对出版稿酬规定的解释。先生不时地点点头，表示理解。待我说完后，先生对我说：“就按你们的规定办吧。”原来曾听人说，孙犁很少外出参加文学界集会，在家也很少接待来访，现在第一次见到这位著名作家，我却是受命去向他解释如此厚重而有影响的一部论著，为何稿酬这么低、这么少，内心里实在有所顾虑和犹疑，张口说话时也有点难为情。在现今商业经济迅速发展的社会中，不少人私欲膨胀，甚至欲壑难填，对个人得失斤斤计较，而先生对于稿酬多少却毫不介意，说话时仍然那么平静而沉缓，态度和蔼而平易，使我感到事前所有的疑虑完全是多余的。同时使我对孙犁先生的品格和气质有了更真切的直接感触。此时，我接着谈起担任文论集责任编辑时的一些感受，谈起我上个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推荐文论集的那篇文章。先生微微点头说：已经看到了。他向我表示“谢谢”。同时，我还谈到对艺术创作方面特别需要真情实感等规律性问题的思考，并向他请教。先生都十分恳切而又简练地说出了他的看法和见解。我和沈金梅静静地倾听着先生的谈话，丝毫不放过他的每一个见解，每一点指导。这次见面和谈话，虽然仅仅一个多小时，显然对于我们都是获益匪浅的，终身难忘的。

　　当我们起身准备告辞时，孙犁先生从书桌上拿起一本布面精装的《孙犁文论集》，在扉页上用钢笔郑重写下：

　　德培同志留念

　　 孙犁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日

　　然后，他站起身，向我面前走过来，我立刻迅速地迎上前去，双手接过先生的赠书，心里不禁升起一股又感动又敬佩的情致。先生这本珍贵的赠书，我一直放在身边，迄今仍不时珍重地翻阅。当天我即返回北京，到家便将那篇关于孙犁文论赏析的文章拿出来进行补充和润色，最后题目定为:《文字简约,论证精当》。稿子誊抄出来后我寄了一份给先生，请他审阅和指正。

　　先生收到后，立即给我回了一封信。他信中说:文章“写得很好。但在我们报社的刊物，因我在这里工作，不便发表这样的文章。因此……请你自己投稿他刊，登出后我还要拜读的。”情词恳切，简约精当，体现了先生一贯的做法和风格。此信我一直放在家里珍藏着。至于敝文，后来在《新港》杂志1983年第12期上发表出来。

感念孙犁

　　当我阅读孙犁作品、听到许多关于孙犁文品和人品的事迹时，早已对先生心中敬佩、心中仰慕、心仪已久。当我见到孙犁、面对孙犁时，仿佛又感染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精神和魅力，一种动人心神的人格的魅力，它是那么的吸引着人，影响着人，使人在生活上、在创作上、在为人为文方面，有意无意地仿效，学习他，把他尊为师长，奉为表率。当孙犁躺在荷花丛中，伴着亲友、学生和家乡父老的泪水离我们而去，人们感念孙犁、缅怀孙犁的情意绵绵，思绪绵绵，那更是发自肺腑，让人永远铭记的。我亦不时沉浸在种种感怀和思念之中。

　　知名作家冯骥才在孙犁病逝的当天就动情地写出了悼念文章:《留得清气满乾坤——悼孙犁先生》。这篇在《北京青年报》发表的文章中说：“他从不苟合时污，不迎合权势，绝不写那种低眉折腰或是为虎作伥的文字，这在那个充斥着政治淫威的时代是极难做到的。”“……所以孙犁的作品不煽情，不造势，不媚俗；看似很淡，而实际很深。他用生活本质的情感与美征服人。能使他如此自信的写作，来源于他为人为文的真实、透彻与纯粹。”“他给文坛留下的既是一种风格，更是一种性格。把这种风格与性格合在一起，便是孙犁的文学空间。孙犁是当代文坛特立独行的'惟一’。他是不可模仿也无法模仿的，这便是他至高的价值。”

　　知名作家从维熙因孙犁的逝世深感切肤之痛，他当即奔赴天津为大师送行，亲眼看到众多亲友和读者的一双双泪眼，看到白洋淀乡亲连夜采摘送来的朵朵荷花簇拥着的老人遗体，无法控制内心的悲怆，不禁泪水涟涟，感触颇多地先后写作了两篇悼念文章，即《风景深处留下大师》和《荷花泪雨祭孙犁》，先后在《北京青年报》和《羊城晚报》上刊出。他说:“……孙犁在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以他的人文精神影响了一代青年作者，我也是深受其文学浆育中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辞世，不仅让当代文学出现了无法弥补的空缺，还标志着一个文学时代的终结。”

　　孙犁逝世时，徐光耀正在病中，他陆续口述，经过他人整理，然后再补充和添改成文，并特意发表在《文艺报》上，题目是《纯粹的人，纯粹的作家》。他在文章中说：“我非常崇拜孙犁。”“我崇拜他主要出于作品。”“我是看他的作品长大的，一直把他认做老师。”“他视文学为神圣的事业，态度极为严肃，决不人云亦云，随着大流瞎跑。”“孙犁不是一个单纯意义上的作家，特别让我敬重的，是他思想的深邃、睿智。”晚年，“他对现实的关注、呼唤、呐喊，虽然温文婉转，但更本真而血性了。”因此，他称“孙犁是最纯粹的人，最纯粹的作家。”

　　真是可惜啊，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代师表——孙犁先生！人们将永远学习您的作品，学习您的人品！

　　2003年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