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潘大明
《章乃器年谱长编》是首部关于章乃器一生经历的编年资料长编。本书以年谱长编的形式,记述章乃器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一生,比较全面地记录了他的思想观点、处世准则、工作方法等。在此篇编辑手记中,该书主编潘大明为我们讲述《章乃器年谱长编》形成的点点滴滴。
「因热爱而靠近」
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后期,我主动要求从政府机关调动到一家文化机构工作,为的是靠近自己钟爱的历史文化。自此,便接触到“七君子”事件和事件的当事人,对章乃器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在救国会建创时期、“七君子”事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何况在不少人眼中他不是纯粹的“文人”,以一个银行界人士的思维方法,写出一系列视角独特、语言尖锐、触及社会本质的文章,读来酣畅淋漓,而且他还是一位个性鲜明、命运多舛的历史人物。
记得那时,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到地处沪上西南角的徐家汇藏书楼看旧书,阅读封尘已久的他编著的《新评论》《激流集》《中国金融货币问题》《救亡情报》等,中午以小铺子里卖的包子充饥。此后,我特意出差到北京,住在大栅栏的小旅馆里,冒着酷暑采访了罗叔章、徐雪寒、吴大琨等人。记得采访章乃器的女儿章畹是在她住的筒子楼里,她的丈夫和儿子都在,快人快语的她讲述了许多她与父亲的往事;采访孙采苹是在她家的客厅里,老人眉清目秀,一看便知系江南闺秀出身,她很少回答我的提问,许多由她的儿子回复——他声音不大,语速缓慢,一字一句似乎都经过深思熟虑。回到上海后,我相继发表了《真君子章乃器》《女中豪杰胡子婴》《从〈新评论〉到〈救亡情报〉》等文章。1995年我的第一部专著《七君子之死》出版,其中一部分内容涉及章乃器,书中对这一历史人物进行了梳理。掐指算来,我把章乃器作为研究对象,已经有三十余年了,其间也有搁置,中途转行从事电视新闻第一线的采编,此项研究只能告一段落。不过,我依旧关注着七君子研究,公开的相关出版物和新的研究成果始终在我的视野中。
「重回研究七君子的队列」
一晃过去了许多年,时值2015年年末,出版社的朋友来电说,明年就是“七君子”事件发生80周年,你过去写的《七君子之死》可以做个修订本。这样,我又回归研究七君子的队列中。我在原书稿的基础上重新写的《长河秋歌七君子——1936年七君子事件与他们的命运》,很快摆放到了编辑的面前,并入选上海重大文艺创作项目。出版后社会反响不错,有学者评价该书以七人为集合体的独特视角,在丰富的史料、缜密的分析和研究基础上,通过纪实文学与论述相结合的手法,把文学、历史学、哲学、社会学融于一体,感性地还原历史,理性地揭示历史的必然,是一部可读性强的探索现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著作。之后,又举办了研讨会。值此,韬奋纪念馆负责人上官消波找到我,说是要办七君子的实物图片展览,此事正合我心意,一拍即合。于是,决定去青田、嘉兴、常州、安福拍摄一些照片,收集一些资料。
初春,我们到达瓯江畔的鹤城,天气有些反常,出奇地闷热,我脱了棉外套,走进政府大院。青田章乃器研究会负责人赵君皓还以为我们是来推销什么产品的,有些迟疑。当我们说明来意后,他便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此后,便开始了数度合作:办展览,出图文录,开研讨会。
2019年秋冬,我建议在青田举办章乃器研讨会,提前一天到达开会的地方,与新老朋友见面自然高兴,话题聚焦到章乃器研究上。我表示,现在一般研究者苦于缺乏新的史料,一些基础性的研究书籍也缺,比如年谱,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是简谱、大事记,有的还错误百出,如能做一本年谱恰合时宜。在一旁的不少朋友表示赞同,也有朋友表示没有精力完成。
「反映完整真实的面貌」
回沪不久,新冠肺炎病毒肆虐,我写字、看书,几乎每天两点一线地从家里跑到办公室,作《湮没的帝都:淮河访古行纪》。该书稿进入尾声时的某个傍晚,我站在办公室的窗前,俯瞰城市空落落的街景,突然想到上年末与朋友们的对话,于是与赵君皓联系,设定写作10万字的《章乃器年谱》。春夏之交,年谱的立项工作已经完成,进入了实施阶段,我制定了编撰的方案、体例,做出样稿,明确分工;对自己长期积累的资料进行梳理、摘要,派出工作人员去上海图书馆查阅相关图书、报刊。不久,10万字的《章乃器年谱》已成雏形。
事情总在发生变化,在走访民建、工商联研究专家王昌范时,他谈及新近出版的《施复亮年谱》在三十余万字,《章乃器年谱》10万字的容量显然小了。我的老友冯勤正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主持“晚清以来人物年谱长编”丛书的工作,他建议扩大容量,将“章乃器年谱”列入长编系列出版。
章乃器经历三个历史时期,人生跨度80年,一生跌宕起伏,又是一些有影响的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人和参与者,留有数量不少的纪念文章、回忆录,且自身勤于笔耕,著作颇丰,又善于演说,留有一部分演讲稿。纪念、回忆文章可以让今天的人了解他不同时期的活动;他的著作文章、讲话,清晰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发展脉络、人生追求,做成长编具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同时,充分使用好这一个题材,不浪费大量的珍贵史料,以年谱长编的形式反映这位历史人物较为完整、真实的面貌,也是我们这一代学人身上肩负的责任。
这样,我把朋友们的建议、自己的想法与赵君皓沟通,在达成共识后,依照年谱长编的要求去做。
「探寻接近真相的历史」
做年谱是一桩很花力气的事情,不查阅大量资料榨不出满满的干货。而且,容不得半点的想象和假设,只能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排列、比对、分析、判断,去伪存真、去芜存菁,探寻最接近真相的历史。
这件事做起来是蛮枯燥的,为了求证章乃器某一天的活动,需要查阅不同的资料。如果没有当初对这一位历史人物的喜爱,是无法继续的。例如,对于他的文章的写作、发表日期,需要考证。除了收录集子已标明发表或写作日期的外,还有一部分仅标明发表在某某周刊、月刊的第几辑上的,需要考证当期的出版日期,或查阅原发表的刊物,或对周刊、月刊出版日期进行推论。当然,每次枯燥乏味的考证过后,能够得以验证、发现新的史料,亦足以令人开怀。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由重庆返沪的时间,以往不少回忆录都认为在1946年的五六月份,据我掌握的史料分析,应在4月中旬。4月12日民建中央迁至上海,召开了迁沪第一次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4月18日《华南报》报道了章乃器参加《上海文化界声援南通惨案,向当局抗议提五项要求》的活动,确认为4月中旬似乎无可非议。但是,是否可以再准确一些呢? 我便电询王昌范:章乃器是否参加了4月12日民建在沪召开的会议?他查阅了《黄炎培日记》和相关史料,均没有出席人员的名单,反倒在《黄炎培日记》4月12日的记载中发现了4月10日上午,黄炎培和章乃器一起,与周孝怀等人进行长谈的记录。这样,确定了章返沪的相对准确时间,修正了以前的说法。
年谱还新发现了一些章乃器的活动,1938年初,他由香港赴安徽就职,在武汉作停留,参加了由马相伯、邹韬奋等人发起的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大会,并被推为理事。这在以前的传记、回忆文章中没有写到过。
年谱以年、月、日纪事,这样可以自然而然屏蔽掉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还原历史真相;也可复原被研究者、回忆者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有意无意回避的事实;矫正因当事人模糊的回忆而引发的错误。例如,过去常有回忆文章说章乃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毛泽东、周恩来去了苏联访问,但我发现毛泽东等在苏联期间,章乃器依然在北京活动。他到底是何时去苏联的?许多资料并没有确切的表述,他的回忆录也没有涉及这一点。我在查阅20世纪50年代初出访苏联的代表团资料时,终于搞清楚他去苏联访问的时间、原因、身份……
「曾经的遗憾成了过去」
这部年谱长编尽量收集章乃器在各个历史时期公开发表的文章、著作,以此为主要依据,进行概述或摘要,重要的文章“双管齐下”,既做概述又做摘录,不做评说,力求客观、准确、完整地反映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观点的发展和变化,让读者对这一过程有充分的了解;以他的社会活动为主线索,辅以生活状况的表述,将某年某月某日发生的具体事情进行体现。我在查阅大量相关史料时,发现不同时期的回忆者、写作者或褒奖或贬抑,编者仅取事实部分,删除褒贬,以求客观。
书稿送交出版社后,他们认为它体现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的特点,是首部反映章乃器一生经历的年谱长编,并成功申报2021年度上海市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项目,这更激发了我们继续努力做好编撰的工作。为什么说是“我们”呢?这本年谱大部分内容由我撰写完成,也有朋友百忙中抽出时间参与,更令人欣喜的是一些年轻的学子在他们导师的推荐下加入撰写团队,有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兰州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他们整理、摘编了章乃器在《新评论》、重庆《大公报》《华商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以及相关报道,我根据年谱的要求进行取舍和编写,他们的认真劲,让我感到这一研究后继有人。现在六十余万字的《章乃器年谱长编》终于问世了,曾经的遗憾成了过去。(本文作者为历史文化学者、著作人、资深媒体及出版人)
(刊于2023年05月28日解放日报读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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